祸国殃民的“城市化”(图)

2011-11-07 13:48 作者:东盈

大陆近些年来急速的“城市化”贻害无穷（网络图片/williamhill官网 配图）

疯狂的城市化“大跃进”

大陆近些年来的所谓结构性通胀，主要来自农业，特别是广泛急速的“城市化”贻害无穷，造成整体粮食种植面积减少和城市人口急剧增长，供应城市副食品的生产基地改在遥远的未开发区，加重了生产和运输成本，这些都成了这一轮CPI涨幅格外凶猛并持续蹿升的主要源头、祸根。

肥沃的珠江三角洲早已无田可耕、无菜可种。今天，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农耕时代物产丰饶的杭州，也随着城市化而容不下一块菜地了。据杭州市农业局的统计资料显示，二○○五年杭州市主城区蔬菜种植面积二十二点三三万亩，到了二○○八年，这一数字变为十六点零三万亩，平均以每年百分之十的速度在减少。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像杭州、苏州、嘉兴等城市的蔬菜自给率都不超过百分之三十。在这种现实下，中国的食品物价能降下来吗？

据中共《改革内参》去年第四十二期文载，在一九八○年至二○○五年中国城市急剧扩张期，GDP每增长百分之一，便占用农地二万公顷左右。而日本从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八四年快速发展期，GDP每增长百分之一，占用农地仅二千五百公顷左右。也就是说，中国GDP每增长百分之一占地面积是日本的八倍！

正当一些发达国家人群开始出现由大城市向小城市、由市中心区向市郊分散化的趋向。正是人家避免人口过度向中心城市集中的时候，中共竟反其道而行之，大搞人口高度集中的城市群。二○○三年，中共就鼓吹大陆的城市化水准已达到百分之四十点五，提前六至七年实现原定城市化的目标，并已进入“加快发展期”。宣称至本世纪中期，全国“城市化”水准要达到百分之六十五至百分之七十五。在中共狂热的推动下，数年来各地“城市大规划”达到了高潮，据不完全统计，至去年有四十八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大规划”之风不久蔓延到中小城市，一些市领导要求按现有人口和产业规模的两倍乃至三十四倍进行规划。大马路、大立交、大草坪、大广场纷纷上马。去年八月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结果显示，六百五十五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二百多个地级城市中有一百八十三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而当“大跃进”之风刮到贫困县，“造城”盛况更发人深省。去年五月，内蒙古清水河县历时十年“建新城”计划被曝光：这个财力只有三千多万元的贫困县，却计划斥资六十多亿元建新城，结果留下了一堆“烂尾楼”……。

英国城市化水准从百分之二十六提高到百分之七十用了九十年时间；法国从百分之二十五点五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一点七，美国从百分之二十五点七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五点二，都用了一百二十年。而中共从一九九三年的百分之二十八提高到二○○三年的百分之四十点五仅用十年，不说加快，即使用这样的速度，二○二○年左右就能达到百分之六十，二○三五年以前就能达到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换句话说，中共只用英国的一半时间，法国和美国三分之一的时间，就要走完同样的城市化进程，还美其名曰“跨越式”发展，中共热衷“超英赶美”的劲头又上来了。高铁建设太超前，温州动车之祸都是这种思维的反映。当年毛泽东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搞的“大跃进”饿死了四千万人，中共为了自身的利益，至今不愿正视并从中汲取教训。今天，“城市化”这种罔顾市场规律，通过很强的计划经济模式、很强的行政手段来推进设定的揠苖助长瞎折腾，又要走多远？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在问──祸国殃民何时休？

中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向工业化国家迈进，还是近三四十年的事情，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城市化，从来就是一件任重道远之事，非常复杂，需要解决许许多多的前置性、伴生性和矛盾性的问题。将农地变成工地、将农民变成市民，完成了一次身份置换，只是城市化进程一个小小开头，还处于名义上的城市化阶段。还有一个二次城市化的问题，必须在收入和福利、保障等方面取得与城市化速度相并进的增长，并且使这个综合权益结构层面转变达到非常稳固的水平。本质地看，这才是城市化的终极要领。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既是一个建构坚实社会福利的过程，也是一个培育消费能力的过程。绕开这些重要环节，凭空地、人为地要搞什么城市化的“大跃进”，灾难性的结果必然是难以逆转的。

农田被占谁来养活中国

数千年来形成的以农立国之格局，是否数十年就能轻易改变？中国的特殊性是非常鲜明的。

一是人口太多，而人均淡水不到世界四分之一，人均耕地不到三分之一，与发达国家比相差都很远。如果二○二○年中国有十五亿人口，百分之六十城市人口就是九亿；本世纪中人口十七亿，那么百分之七十五的城市人口就是十二点七五亿。这样巨大的城市人口，要多少淡水、多少土地、多少能源、多少食物、多少住房、多少交通设施才能支持？中共并没有周全和通盘的考虑与规划。

二是中国可利用土地资源十分贫乏。中国的陆地面积虽然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但不可利用、不适合人类居住的高原、大山、沙漠、戈壁和干旱地区占去三分之二以上，人均耕地面积为一点三九亩，仅为全球每人平均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按规划，中国的城市化需占用全国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六，约三十万到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可耕地，即几乎相当于全国平原总面积的二分之一！在西部地区甚至高达百分之八十点九。如今中共一年审批的各种建设用地大概是四百万亩，其中大约二百八十万亩左右是耕地。通过简单的推算可得出：若中国维持这一速度占用耕地，十年内就将触及十八亿亩最低耕地的红线。据公开资料，一九九八年全国耕地面积尚有十九点四五亿亩，仅过七年，到二○○五年就已降至十八点三一亿亩，而一九九七年到二○一○年的非农建设占用耕地面积就达二千七百四十六点五万亩，相当于半个海南省版图。随着大批豪华厂房、楼宇和各种“形象工程”的崛起，大片大片昔日的良田沃野消失，使我国原本人多耕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不仅造成了一大批无地、无业、无保障的农民，粮食产量接连滑坡；更为甚者，耕地消失，不可再生，如此滥殇我们有限的土地资源，造成了难以逆转和难以纠正的恶果，我们的子孙后代吃什么？谁来养活未来的中国？

土地开发 贪污盛行

在大陆，二○○八年全国卖地收入为九千六百亿，二○○九年为一点五九万亿。一○年为二点九万亿。政府每年从中国大地掠夺十二、三万亿，这些钱成为党政的私款，单二○一○年的三公消费是一万一千五百六十九亿元。城市化衍生的土地开发，房地产虚旺，为贪污腐败大开了方便之门，成为中共贪官掠财的主要途径。十多年来，大陆涉房地产贪渎的大案层出不穷，数量谁都无法作出准确统计。官商利益一体化在中共疯狂追求GDP的背景下，已经成为影响房地产市场良性发展的毒瘤。大到政府官员小到根本算不上政府工作人员的村委书记都妄图从中谋取暴利。

先看首都北京，中共权贵们通过国企、央企把黄金地段土地，以国家的名义霸占下来，然后，高价转手图利。比如去年，北京市在新一轮的抢地热潮中，有六块土地被央企拿走。尽管很多央企没有房地产开发这一项业务，但是他们却通过技术处理，可以让央企资金流入“子”公司，由“子”公司出面买地。如获得朝阳区奥运村地王的成都中泽就是中国电子在撑腰。

中国不动产研究中心资料显示，仅去年六月份，北京的土地出让收入就超过百亿元。土地市场上演的这出“国进民退”大戏，已促使京城溢价率超过百分之一百的土地，在短短一个月之间由百分之十七蹿升至百分之五十六。人们不禁质疑，央企为何频拿地王？拿到了大笔国家投资的央企不去搞实体经济，而是跑到房地产市场来兴风作浪，混水摸鱼，背后都有中共的政策开路，牵涉黑幕重重的官场。天子脚下的北京尚且如此，地方上就更不用说了。

英国和日本保障失地农民权益

英国和日本的城市化进程，都充分考虑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密切关系，并在社会公平方面着力，较好地实现了城市化。英国的“圈地运动”源于工业化需求而非城市扩张需求，面对大量失地农民，英国采取了很多措施。在住房方面，英国政府一八六八年和一八七五年两次颁布《工人住宅法》，拆除贫民窟，建设廉租房。日本在城市化进程中十分重视农民的利益，一方面为进城农民提供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和市民身份，另一方面严格要求企业对劳动者的雇用保障，采用近乎终身雇用制的方式，确保农民进城后不会陷入困境。

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中共城市化土地制度却非如此，而是所有城市化用地，一律经政府征收，转为国有。这些土地不是用来发展工业为城市化配套，而是大量用来发展房地产，被党官变作生财的工具。失地的农民得到的赔偿微不足道，不少地方的农民的集体土地甚至被村委书记私自卖掉，村民一分钱补偿都得不到。

就算侥幸有，政府征用农地最高补偿标准只能是该土地农业产值的三十倍，而很多地方补偿标准不过是农业年产值的十倍左右。近十几年来，各级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卖出”所得价值总额，据说高达二十万亿元至三十万亿元。“国进民退”的规模之大令人震惊。

以福建为例，按照当地政府的标准，一等农田产值被划为每亩一千六百元，征地补偿按该耕地年产值的二十五倍合并计算，一等地征地补偿仅为每亩四万元左右。而福建省厦门市二○○九年土地出让价格可以达到每亩二十至三十万元，若经过二、三级市场的再转让，土地价格可达到每亩百万元以上，农民集体所获得的征地补偿只是土地增值收益的几十分之一！

二○○六年四月，国土部将山东、天津、江苏、湖北、四川五省市列为被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第一批试点。至二○○九年又陆续批准了十九个试点省市。该政策下，若农村整理复垦建设用地增加了耕地，城镇可对应增加相应面积建设用地。这就让地方政府有机会把手伸向农民的宅基地，让农民“被上楼”以获得良好地段土地谋取暴利。

在中共这种双重盘剥政策下，农民不仅失去赖以为生的田地，连住宅也在国家开发、政策征地的名义下被强抢去，以致引发了此起彼伏的农民为“保家园，抗强拆、反征地、反灭村”的无数冲突、上访、打官司，甚至演变成骇人听闻的暴力侵地事件。中国社会科学院统计，去年中国估计出现了十八点七万起“群体性事件”，其中百分之六十五与土地纠纷有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四川成都的唐福珍，江苏盐城、北京海淀、山东胶州、福建泉州、黑龙江东宁、湖南株州先后发生拆迁户自焚抗争；到温州乐清反征地的“维权村长”离奇地命丧车轮下，背后都有中共官员直接支撑参与。

去年十月八日，广西北海市为了拆迁几个村庄，有关部门不惜动用防暴警员，于凌晨五点将睡梦中的村民铐上拖出家门，然后强搬东西、拆房。北海市政府还强行推出了“株连拆迁”措施，意为拆迁户若未签署协定，家属职业就会被暂停，彻底使强拆后的村民失去生计。

江西宜黄农村，去年亦发生了一宗被强拆户自焚并造成一死两伤的悲剧，其中当地官员对拆迁户钟家姐妹的围追堵截和对死者的抢尸大战，在媒体曝光后震惊全国。而该县一位地方官员于事后却在媒体发表了一篇《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奇文，其文章和博客吸引了上万名网友的关注和评论。这位化名官员的“直抒胸臆”，不仅为人们窥见地方政府的执政理念之一斑，也使人们反思中共的历史。基于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新中国的诞生本来就是暴力的产物。六十年来无数人的身家财物被共产，不仅包括掠地强拆，中共的一切都是强取豪夺而来的。此文一语道破了中共政权的本质，说尽了中共的匪性。

对农民群体资产权的掠夺

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土地都是私有制，无论是皇帝时代，还是民国政府时代。一九七八年，中共修宪加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为国家所有”的条文，城市化更进一步把农民的土地都以开发的名义转为“国有”。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国有化。“国进民退”将远远超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推行的强制性公社名义的国有化。因为当时私有的农地在集体化之后毕竟还是由农民集体所有，而在城市化的名义下发生的强征强拆，却代表了对一个为中共政权的建立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群体的所有资产权，彻底全面地被没收掠夺！这是国家垄断式的权贵资本主义。它靠垄断和掠夺，不靠竞争去掠取巨大的超额利润。中共各级官员及其庞大的权贵集团，全面地把持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此举无疑开创了一项中国历史上最野蛮、最强横的剥削压迫记录，同时也必然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记录！

失地农民景况凄惨

据大陆媒体报道：目前中国失地农民累计不少于六千万人，仅“十一五”期间每年新增失地农民约二百万人。另据抽样调查，有百分之六十失地农民生活困难，没因失地影响基本生活的只占百分之三十；有百分之八十一的失地农民对未来生活担忧，其中担忧养老占百分之七十二点八、经济来源占百分之六十三、医疗占百分之五十二点六。

受中国城乡分割以及户口制度的约束，大量入城的农民并不能同等享受到城市的各类公共服务，其收入水平、消费模式等远无法与有户口的城市人相比。天价的商品楼也使他们在城市买不起房子，高昂的住屋租金更令他们难以在城市长居，种种不公使他们不能融入城市而沦落为继下岗职工后出现的又一弱势群体。由于缺少技术专长，他们长期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绝大部分处境艰难。例如在深圳，人口有一千二百万，正式城市户口的却只有三百万，大量的农民工居住、职业、社保、孩子上学等问题，都没有基本的保障。

国家统计局对二千九百四十二个失地农户家庭抽样调查也显示，七千一百八十七名劳动力中，征地安置就业只有一百九十七人，仅占百分之二点七；外出务工一千七百八十四人，约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八；经营二、三产业一千九百六十五人，约占百分之二十七点三；从事农业一千八百零七人，约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二；空闲在家一千四百三十四人，约占百分之二十。

星火燎原只是时间问题

农民失去土地，就失去了根，失去了最宝贵的家庭财富，失去了安身立命、生存发展的就业岗位，失去了上能养老、下能抚幼的长期生活保障资源，而处于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保障无份、创业无钱的“四无”状态，流离失所，生活毫无保障。

回顾历史，酿成中国朝代更迭的因素，往往就是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无田无家，成为流民，从而揭竿而起。而“民以食为天”，粮食对于华夏自古便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今天，中共的城市化、权贵资本主义的掠夺方式，无视为其政权立过汗马功劳的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已使中国社会埋下了诸多不稳因素，星火燎原只是时间问题。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