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乞丐：不如在“旧社会”讨口

献词：每当见到夏夜的流萤，我就会想起命若浮尘的天下苍生。在无边无际的暗夜中挣扎时，爬行时，那漂浮着的，闪烁著的，有时骤然像龙卷风似的伸向苍穹的亿万颗光点，就是我曾经寻路的灯光……

‘1’

每当中央首长视察都江堰，或陪同外宾前来参观，都是会提前一两天清场的。记得在1956年春夏之交，由我负责测绘“鱼嘴电站”坝址枢纽大比例尺地形图时，我们10余人是驻扎在离堆之上的伏龙观，日子过得还舒心。某日，公安突然前来告知：你们明天中午不能回来吃饭和午休，炊事员也必须暂时离开。

“为啥？”我问。

“没有必要告诉你。你也没有必要问。”他答，脸上结了一层冰。

次日下午收工才知道，是周恩来陪同捷克总理西罗基来过。接下来的日子则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了——朱德、董必武、陈毅、郭沫若……脚跟脚，没个完——我们觉得受不了，就干脆搬出了伏龙观，住进了对岸农家大院子。

1956年前的1955年——我之所以要选择这样的蹩脚句式，乃是我格外格外地、特别特别地怀念1956年。那年20岁的我，热血澎湃的我，爱做梦的我，19岁时也被1955年“肃反”伤害过的我，心中对“伟大领袖”等等尚无太大芥蒂，除了还记得毛泽东骂过搞农业合作化的高官“像小脚女人走路”之外，觉得1955年的氛围还不算特别阴森，因他尚未特别提倡全面“阶级斗争”。而1956年开了“八大”之后就是更加温和了，心中还牢牢记得毛在开幕式上讲的两句话：“骄傲使人落后、虚心使人进步”——觉得他不乏领袖襟怀。加之此次“大会”的主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社会氛围就变得更加轻松了，很像敲著碟儿的四川清音和成都小吃……但，不知咋的，我们住在古堰心脏部位却还是觉得很不自在，似乎我们也都成了刺杀中央首长的潜在凶手。

1957年“反右”后，情形就变得异常明朗了，很像川戏变脸，对“阶级敌人”的防范意识和手段活像阎罗吐火，严厉而恐怖。不过，好在由于有了十分明确的指向目标，除了地、富、反、坏、右，还有工人和农民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和“烂言分子”，把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子女集中看管起来就行了，也并不特别麻烦，只是工作量稍大而已。

但，为了1958年3月21日这个日子，都江堰一带的清场还是特别不同特别紧张的，提前了好几天。公安当局除了估计某特大中央首长可能步行途经的线路并加强警戒之外，线路上的茶馆、饭馆、面馆中的堂倌也都是由男女公安便衣临时顶替的。至于上述七种分子和他们的家人，几乎天天都是被分点集中看管着的，很像提前搞“演习”。

好了，21日终于来临了。是日上午10时许，毛泽东的大驾终于光临了。下车后，他在二王庙右侧山嘴上站的时间并不久，主要讲了两句话：
“李冰在两千多年前都能在这里修个都江堰，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在这里修个水电站呢？”

尾随他的封疆大吏等等，对他讲的这两句话不仅仅诺诺躬身就完了，也不是在“圣上”指点江山的这个地方赶紧修个“幸福亭”就算了。次日，全国各大报纸皆在头版头条用一号黑体通栏标题隆重推出了这两句话并辅以巨幅照片，即是说，全国“水电大跃进”的号角就此吹响了。但，这并不是本文将要着重记述的东西。

没几日隆重建成的“幸福亭”才与本文主题直接相关。

‘2’

古堰左岸，与“幸福亭”投影位置相对称的二王庙左侧古木浓荫中的一处破败道观里，一位六旬出头的老妪终于松了一口气。自从她的儿子周土生——省水利厅的勤杂工——当了“坏分子”后，生活无著的翻身老乞丐又开始默默地重操她的旧业了。在前些天的专政对象及其家属的集中“演习”中，公安和“治保”对她还是区别对待的，只是不准她出门讨饭，或去拾破烂。幸好她还有几个老南瓜，熬个三、五天的问题还不大。“托毛主席的福”，毛主席讲完那两句话后，很快就走了，屁股后头冒了一溜烟，山上、河边的冲锋鎗也撤了，牵的狗也走了，翻身老乞丐当天下午又可出门讨饭了……

老乞丐的儿子周土生曾是咱水利厅的风云人物，之所以当上了“坏分子”，乃与那年头通常定义的男女违规交配绝然无涉，何况这小子还是夜间捉奸拿双的行家里手兼积极份子。全厅“一号骚货”廖芳曾被他多次捉拿过。每当他将一双双一丝不挂的男女踢到户外示众时，他总是乐得无比开心的。他特别喜欢用武林飞腿横空抽扫对方的屁股墩子，特别是廖芳的屁股墩子，又肥又大，踢得很过瘾。这个嘴皮厚厚的楞头小子与我是“老跟”（同年生）。1949年前，他跟着居孀的母亲讨口度日，脚杆上还留下了几处狗咬的伤疤，这在1949年后就自然成了无价之宝，尽管一字不识，他仍被破例招到省水利厅当了勤杂工，后来还送到工农速成班去重点培养过。无奈这小子不是那快料，见书就喊脑壳痛，这就罢了。只不过，他小脑袋瓜里已被人们捧成的“国宝意识”却是怎么也都罢不了的。每次升工资他都会把全厅上下闹得翻喳喳，这也可罢了。但，他在酒后老爱叫嚷“老子周土生还在水利厅受压迫，不如在旧社会讨口！”等等就委实叫长官们受不位啦。若他仅仅骂骂某个球厅长什么的也都还是算不了个什么球。毕竟苦大仇深嘛，根子实在太红太红了。这叫党组书记兼副厅长的害人专家金健么，好长好长时间也都拿他奈何不得。这下可好啦，有了反右机遇并派生了诸多可供挑选的帽子后，那就方便极啦，仅其中“一贯无理取闹”这条就可完全对号了，足够了，不必再套“烂言分子”啦。

自从土生娃头上有了帽子后，当然再也不敢过分放肆了（没叫他同其他“坏、烂、反分子”与“党内右派”一道到西昌冕宁麻疯区去“务农改造”，还是一个不小的优待）。不过，由于存在决定意识，在紫坪铺工地上，当“一小撮”右派天天晚上都在排队深挖自已的“反动根源”时，这个“国宝”级的人物只需讲句忘本就够了（掌握会场的极端阴险的“蔡师爷”也不会让他深挖多讲，免得他又“深挖”出他娘儿俩在地主老财家讨得的大鱼大肉，叫人哭笑不得）。日子稍久，当这种红与黑的对比一经潜移默化后，他又渐渐产生了新的优越感，且以昔日的“战旗报”记者——咬人疯狗伊能为师，不时把“陈烟灰”和“古憨包”咬得狼狈不堪，只是水平不如其师而己。由于文化水平毕竟太低，这个楞头青当然还是难以胜于蓝的。所以，对付这个小癞皮，只稍扔去一根骨头就够了。留美博士许传经和孙锦教授等人之所以未被他随任乱咬，都是因为他向他们“借”过钱，而且不止一两次。

总而言之一句话，人们莫不把这个土生娃视若鬼神而远之避之且防之的，甚至包括某些非右派的“革命群众”在内。

‘3’

当紫坪铺掺了肥田粉的导流明渠终于过水后，由咱们水利厅单独拼凑的“下放干部工程队”就慢慢解体了（部份右派也回到了工作岗位），最后剩下来的二十余名右派（包括“坏分子”周土生），就分配到了各工区的民工连队。我和陈虎翔、罗文光、周土生分到了沙石骨料大队下属的茅亭采沙队。从那之后，就只有靠我们自已在厄运中向着未知的彼岸泅渡了。我当时最关心的还是我的三位同舟者，但愿我们的诺亚方舟不致沉没，尽管碰上了周土生，觉得也都还是无所谓的，权衡比较，我还是更加厌恶“一小撮”聚集的斗兽场——暴政下的丛林法则令我终身难忘，人性中的恶竟在共同蒙受的苦难中被加倍放大著，其最为悲哀的例证是：凡是1959、1960两次“国庆”沐恩摘帽者，他们嘴角上几乎都沾有同类的鲜血——那绝顶丑恶的一幕令我至今发怵，为之羞耻。现不赘。还说我们这四人。

大胡子陈虎翔是位非常聪明而倔强的人，他仅比我大两三岁，但即使把一脸的胳腮胡子刮得精光，也叫他的印象年龄比实际年龄大得多。他善思且有毅力。即使在非人的明渠苦战中，他也同彭怡林共同完成了好几项张榜课题中的技术革新，并受到了高音喇叭和光荣榜的多次表扬，很为右派争了光。如果他俩的业绩可移植到某个工人师傅身上，则肯定是国家级的劳动模范。

大麻子罗文光则麻到了麻的极限，恰如儿歌唱的石榴皮子翻个面，加之高度近视，迎面看人总要呲开嘴巴，令麻面变得更加丑陋，演反派不必化装。此公四旬出头，原任官渠堰管理处处长，工作认真，也很能干，古文和口才都不错（后来读到他悼念亡妻的诗词时，简直堪称婉约派中的姣姣者）。他膝下有5女，个个出落得花般美丽（堪称造化的奇蹟），最大的在上大学，最小的还在上幼儿园；同等丑陋的爱妻则无职业。目下全家老小仅靠他不及40元的生活费过日子。难怪他的大麻脸老像河滩上的麻砾石，冷冰冰的，寒气袭人。

怎么办？如今周土生同我们上了一条“贼船”又该咋个办？经暗中商议，决定由我代表我们三人，首先找周土生谈谈。据说他怕我，怕我这个“头名状元”兼“盗马贼”般的赫赫声威。此属一物降一物。生命链条之间的制约关系往往就是这么怪怪的。我们三人都笑了，但罗大麻子的笑脸却叫人不敢多看一眼。

‘4’

周土生的确怕我，与他沟通并不难。不过，这同新近增加的两个客观原因也有一定关系：一是这里的党支部把我们三名右派视为“人民内部矛盾”，宣布周土生一人才属“敌我矛盾”，由保卫科向他训话；而我们三人则由书记含笑坐谈，这个变化令土生娃的“国宝”意识骤然崩溃了，几乎像条落水狗；二是石匠彭班长对我这个重庆小老乡特别好，加之我的外表也能给人以好感，人们多以“乖小伙”相称（我今生偷来的初恋也是在这个背景条件下发生的，属另话。）

由于我从来不会对人落井下石，明里暗里都开始同情周土生，没多久，我们渐渐成了朋友，尤其到他家作客之后，更是给我今生留下了无比悲怆的、至今难以忘怀的一段特殊记忆……

在浓荫深处的破败古刹中，我终于见到了周土生的母亲。老人衣衫烂缕，神情麻木。自周土生当上“坏份子”后，她全靠拾辍破烂维持生计（因为人人都是吃的定量，每月由19斤、21斤、33斤……43斤不等，按工种配给，到机关食堂的泔水缸里也捞不到一粒饭渣和菜渣了）。在已经无情卷来的大饥饿中，她活像即将倒毙在雪地上的那位祥林嫂。但老人脑子还清醒，其善良厚道的天性更是令我震惊，她硬要土生娃赶紧取下去年秋天存放在柜子顶上的那个老南瓜，我则死死抓住周土生的手腕子不放，但老人却拚命地掰开了我的手，弄得气喘嘘嘘的，而且生气了。面对老人这份难却的盛情，我不禁热泪长流。我深知这个仅存的老南瓜对于临近鬼门关的老人意味着什么……

当我端起一大斗碗热气腾腾的白水南瓜时，老人在喃喃自语中发出的喟叹更是令我撕心裂肺了：

“哟喂咦，毛主席来了好是好咦，好歹翻了身了咦，哎，就是不晓得咋个弄拾起的哟，弄得没饭吃了咦……哎，哟喂噫，讨口也找不到塌塌讨了噫……造孽哦，造孽咦，哟喂噫……”

没料到这位翻身老乞丐的临终终喟叹竟如此轻易地挑明了一个深奥的哲理，由大哲人康德好不容易才冥想出来的悖论竟让她一语道破了，“好是好”的赞美和“弄得没饭吃了”的造孽，可算撩开了“天堂路”上的真谛，与那个金发男孩一眼看透皇帝的新衣乃有异曲同工之妙，堪称翻身老乞丐的人生绝唱……

在饥饿与朦昧之中，又恰在“幸福亭”下的都江堰头，老人向着历无饥馑的川西大坝子发出的这一声叹息，我以为应当铭刻在玉垒雄关的万丈绝壁上，因为它就是历史，至少是芸芸众生对历史的一个见证。

哦，无比慷慨的老乞丐，令人尊敬的母亲……

‘5’

由于翻身老乞丐这声喟叹的底蕴过分深刻，对我启迪极大，遂令我在1959年走得更加沉重了。这年应当是打开中国当代史的一把主要钥匙。想要救救苍生的国魂已被绞杀在庐山中。

1959年，中国着实陷入了无可解脱的悖论之中，从翻身老乞丐的“哟喂噫”到毛泽东的“以虚代实”，中国也着实陷入了无可解脱的滑稽之中，从橱窗中的空烟盒到紫坪铺导流明渠渠体中的肥田粉……

1959年的汛期就要来了，这对毛泽东“精神变物质”和肥田粉的实践将是一个十分严峻而有趣的考验。我脑际里对导流明渠中的肥田粉老是挥之不去，尽管我们的“诺亚方舟”已经停泊在茅亭阶地上——此处是未来的水库淹没区。

自彭大将军等人成了右倾并被罢官之后，中国各地农村的死人速度就向鬼城丰都发起竞赛了，类同前不久的“卫星”攀比，死亡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惯性矩，静悄悄地在“天堂路”上延伸著，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立即遏止它了。情急之下，报纸和广播天天都只有重复著连篇累牍的颂辞与谎言，让世界听到的仍是天堂之音：中国不仅形势大好而且愈来愈好；中国的人民公社社员不仅吃得饱而且吃得愈来愈好。这是一个古国闭关的妙处，否则就难以成全毛的一系列极其光辉的战略思想，诸如关门打狗，打得得心应手。

在这场国门紧闭的死亡大潮中，历来视丧葬为红白喜事的川西农村早就听不到尖厉而热闹的葬礼进行曲了。茅亭坝子的死亡速度是十分惊人的，情急之下，我也被临时抽调到了抬尸队。最为令我沮丧的莫过于领头人每次都叫我抬后杠。这无疑与我的身份有关。若是抬埋新亡人，到也没啥，气味并不大；若抬腐败者且又逆风爬坡的话，那就真是要了我的命啦！他妈的，你们干脆把我杀了吧，行不？——我闹过好几次。

我敢断言，人类躯体的腐臭乃远远超过了异类的腐臭，例如我曾经闻过的猪狗腐尸，哪怕它们已经发绿而且叮满了红头苍蝇，也未曾令我如此难受过。这也许与同类相惜的心理有关吧，反正我的神经系统已被彻底搅乱了，恶心极了，吃啥都要吐，尽管吃的都是难得的补助餐，间或还有小小几片肉。对此，美如仙子的林玉芳暗中为我焦急不已。幸亏她想方设法帮我搞到了几两老白干。每次事毕之后，偷偷喝上几口也总算可以免强压住肠胃的躁动了。但我还是想尽量讨好领头人，决定用白酒作交换，请他让我抬前扛。一时间，如何争取抬前扛竟成了我的最大的人生奢望了。因为，中国农民如此之多，谁知还要抬到哪一天，埋到哪一天呢？经不断讨好之后，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可以抬前扛了。林玉芳暗中为我欣喜不已。

按时间计算，从茅亭伊始，我是断断续续地抬到了青城大桥附近一处新的砂源点为止，即“一点雪”把我救活后，终于有幸从死人堆中爬出来为止。“文革”中，红卫兵查抄出来的此次成都平原上的“非正常下降人口”是36万人，而此类统计资料的一般缩水比例是30～50%。经反复回忆，我本人直接参与抬埋的饿蜉尸体近50人——我当时无心哭他们，此刻为之补祭吧……

这也算是工农联盟的一种体现吧，饿死的庄稼人一律由附近的工矿企业帮助安埋。茅亭的鬼魂算是有幸了，他们要比无人收尸的地方好得多。在尚未形成批量死亡的死人初期，我们采沙队还是会找些旧木板为死去的农民兄弟钉个匣子什么的，俟至死得多了，且又死得同步的话，那就只好因陋就简了，各得一张篾席就算很不错了。

由于我失调的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已经获得了初步控制，加之习惯成自然，再加之灵肉与情感乃至思维能力尽皆冻结，在天天如是的收尸、抬尸和埋尸的过程中，我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了，尽管家家户户的茅草屋子都是如此惊人的脏臭和黑暗，尽管一夕尚存的良民都是肿得如此地可怕而可怜，尽管他们发亮发黄发肿的面庞都是如此地木讷，木讷得叫人不知该哭不该哭。直到“国庆”十周年的当夜，高音喇叭传出天安门前变成“火树银花不夜天”的时候，我才终于哭出声了，那是因为周土生向我哭诉他的母亲已经死了，在“幸福亭”下饿死了，这不禁令我想起了翻身老乞丐的临终喟叹，和那一大斗碗白水老南瓜，觉得老人的慷慨赠予更像一个人血馒头，在都江堰头献给了“十年大庆”……

可怜的老乞丐，她对来世未曾有过一丝梦想。善良的老妈妈，她在“翻身解放”的名义下并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但是，这个孤苦的魂灵却在长夜中留下了一个值得记住的警世悖论。由于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碗白水老南瓜，所以才是久久没有忘记这个悖论的。何况，这个性质的悖论已经造出一个比红光公社“亩产五万斤的高产卫星”更加伟大的奇蹟了，而且也是在“幸福亭”下：今年国庆一定要发电。此外还有一具佝偻行走的“木乃伊”——那年头不可或缺的由知识份子充当的替罪羊……

‘5’

鱼嘴电站的牛皮彻底吹破后，我们四人陆续分手了。

到了1962年初春，像风暴中的一叶叶扁舟，全国没摘帽的右派，凡是没在苦海中沉没的，没饿死的，都被分别召到了一个个荒凉的港湾。我们这帮子被逐出水利厅的工程技术人员也陆续汇集到早就下马的紫坪铺水电工程局了，而且受到了令人瞠目的礼遇和优待，其中最叫革命群众们眼红不已的一条是：原每月43斤劳动口粮定量标准不变。

在1958年初春被“送交下放干部工程队监督劳动改造”的40余名右派中，除了极端阴险的蔡师爷和疯狗伊能等七、八名“摘帽右派”另有安排外，以及“烟灰”陈启明和“憨包”古宗城己被抓去劳教之外，该来的都来了（自然未包括“坏份子”周土生，他早已下落不明了）。刚见面时，大伙都恍有隔世之感。此外，由工程局自身产出的尚未摘帽的几名右派（其中有“双枪老太婆”的女婿、《华莹风暴》作者林向北）也同我们汇聚在一堂。关于我们这批人员的名份，对外统称“政治学习班”或简称“学习班”，由一位党委副书记兼任名誉班长。

至于工人、农民、和城镇居民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烂言分子”及“坏分子”们，这些命若浮尘的苍生们，不仅当年无人过问他们的生死，即使如今也无人提起他们，仿佛他们的冤屈不是冤屈，他们的生命不是生命。在毛时代，周土生们曾经是被供奉在政治神坛上的，属“革命群众”中的“革命核心”，一旦需要杀一儆百时，总会有人从这种神坛上落下来的，至于被推上祭坛上的结局么，可比有文化有技术的大小右派更加不幸了。关于咱水利厅的这三种“分子”——被金健副厅长封赠给我的“反党小集团”的诸多“喽囉”们——我绞尽脑汁也记不全了，现谨向全部饿死在西昌冕宁麻疯区的无辜生灵致以深切的歉意和哀悼……

每当见到夏夜的流萤，我就会想起这些命若浮尘的天下苍生的，脑际里流动着一张张年轻而英俊的面庞，他们都是非常聪明的测量工人和地质勘探工人，其中只有一个年纪稍大，他是测量工人，名叫刘恹非，此人屐历非同凡响，他在参加中国远征军之前，已是闻名乡里安宁河流域一带的青年拳师，身体棒极了，五大三粗且又身手敏捷，在笫一次赴缅远征中，他是随杜长官（杜聿明将军）左右的警卫连士兵，兵败野人山后，他属10万大军中的少数幸存者，之所以没饿死，一是体棒，二是捕蛇能力特强，三是敢于连血生食而且受得了。他的食量大极了，敞开肚皮，一顿可吃肉馅大包子三、四十个，食相很能刺激食欲，观之者觉得是个享受。他回到故乡的麻疯区被“监改”后，可肯定是最先饿死在“天堂路”上了，除非那里也有很多大蛇大蟒……可惜这条汉子，可惜曾在滇缅战场把日军打得闻风丧胆的中国远征军，曾在国际战场上首次为我炜炜华夏展示大国之魂的中国远征军，其彪炳于人类史册上的赫赫战功，竟在“成王败寇”的中国定律中彻底消失了，连同这支抗日铁流所剩不多的英雄士兵（其罪名是“反动军警”）——让我们记住这个刘恹非吧，历史应当有点良知才好。

怀着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我曾长期打听过周土生的下落。当彻底绝望之后，就很快产生了一个直觉：他是不是同我的“死亡”相类似，只是没有我的运气好，碰上另一个“一点雪”？——这是很有可能的，所以，我就一直信了这个直觉。

那就安息吧，周土生，安息吧，命如蝼蚁的苍生们，“十年大庆”后，“新中国”已经从你们身边过去50年了。历史应当恢复对你们的记忆。我是永远记得你们的。在留下的记忆中，排序的头条仍旧是周土生的母亲和她的那声叹息：

“哟喂咦，毛主席来了好是好咦，好歹翻了身了咦，哎，就是不晓得咋个弄拾起的哟，弄得没饭吃了咦……哎，哟喂噫，讨口也找不到塌塌讨了噫……造孽哦，造孽咦，哟喂噫……”

这是“十年大庆”留下的夜歌和悲歌。但愿世世代代的生者记住老奶奶的这一声叹息，只有记住了，那幕不堪回首的绝尘悲剧才不致在“二次文革”的鼓噪声中再度重演了……

年少时，在无边无际的暗夜中挣扎时，爬行时，那漂浮着的，闪烁著的，有时骤然像龙卷风似的伸向苍穹的亿万颗光点，就是我曾经寻路的灯光……

此刻，我仿佛又看见他们了，向我迎面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