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肠手术肾却没了 邯郸第一医院疑偷肾

河北邯郸的尿毒症患者高兵强，在患病检查时，被查出左肾缺如(医学术语，指左肾缺失)。他怀疑自己唯一手术的施术医院邯郸市第一医院"偷"了肾。不过院方否认此事。
   
罹患尿毒症的高兵强躺在床上，面部肿胀，眼睛只能从缝隙中透出一丝光亮；腹大如鼓，条条青色的静脉血管隐约可见；沿肚脐左侧向上，一处10几公分长的手术刀痕尤为明显。
   
房间内只有简单的一床一桌，10个月来，高兵强全靠母亲常素娥照料，怕他寂寞，母亲借来一台旧电脑，又从邻居那里扯过来一根网线，能偶尔倚在床头上会儿网成了他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方式，也是他的最大奢望。
   
2011年9月29日，高兵强撑着病体，在网上发出名为《邯郸医生趁手术偷偷摘取小伙肾脏》的求助帖子：我是邯郸人，今年25岁，2004年因为车祸受伤，在邯郸市一家大医院做了肠吻合手术，没想到医生趁机摘取了我的一颗肾脏，致使我患上了尿毒症，医院却不承认，我特别需要大家的帮助，需要法律支持，一些关键证据已经找到，希望大家帮帮我！帮帮我！
   
高兵强所说的那家大医院即邯郸市第一医院。第二天，他又在网上发布了6份检查报告，证明手术前双肾健全，而在2010年末和今年的多家医院数次检测中，均标明“左肾缺如”(医学术语，指左肾缺失)的事实。
   
那次肠吻合术是他平生的唯一手术，第一医院也曾让医师查验，没有发现其他刀口，但却说与他们无关，并说可以写保证书，“我就纳闷儿了，是保证他们没有偷肾，还是保证以后不再偷肾？”高兵强说。
   
突然发现左肾没了
   
为了弄清病情，常素娥带着高兵强几乎走遍了邯郸的各大医院，不但确诊儿子患有尿毒症，还确定了左肾缺失，而且已经出现尿毒症晚期、右肾慢性肾衰的症状。
   
“把兵强送到第一医院吧，兵强的肾是医院弄丢的，他们理应治疗和赔偿。”眼看着高兵强的病情日益沉重，2011年10月13日中午，至亲好友聚集在高家，商量着下一步的打算。很多人建议责任在医院，把病人送到第一医院就解脱了。
   
但母亲常素娥固执地这么认为，肾脏就是第一医院偷的，她怕把儿子送到医院后，还会遭到其他难以预料的“治疗”。
   
“可送往其他医院治疗需要很多的钱，我们能帮的都帮了，你家原来借的债还没还清，到哪去筹集这笔巨额款项？”亲戚们对常素娥的想法并不支持。
   
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商量了半日，最终也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高兵强的母亲常素娥只有45岁，但面黄肌瘦、形容枯槁，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
   
“从兵强患病起，我吃不下饭，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他爹也有病，里里外外靠我一个人，真的快要撑不住了。”她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了家里的状况。
   
先是大儿子高兵强发生车祸，四处举债承担医疗费用。债还没还完，丈夫高建奇突发脑出血，落下后遗症，家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只能让小儿子辍学外出打工。
   
苦熬了几年，高兵强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正当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不幸再次降临。
   
“去年12月，高兵强感觉浑身无力，面部浮肿，带他到一家小医院检查，医生怀疑是尿毒症，并说这种病只能做血液透析，透析一次6000元，一周二至三次。”常素娥说，如此高额的治疗费，吓得他们连诊断结果都没要，悄悄逃离了医院。
   
为了弄清病情，常素娥带着高兵强几乎走遍了邯郸的各大医院，不但确诊儿子患有尿毒症，还确定了左肾缺失，而且已经出现尿毒症晚期、右肾慢性肾衰的症状。
   
“实在没钱，能借的都借了，尽管也加入了农村合作医疗，但需要先垫付后报销，我们连垫付的钱都没有，开始还在家中熬些中草药，由于效果不明显也停了，现在任何药物都不服用了。”常素娥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高兵强通过网络对尿毒症有了一些了解，他对母亲常素娥说：“尿毒症是治不好的，要么长期透析，要么换肾，我们家都不具备这个经济条件，不要再浪费钱了，免得人财两空，你们和弟弟还要过日子。”
   
高兵强自患尿毒症以来，没有住过一天医院，没有做过一次正规的治疗，包括血液透析，家人能做的是天天买猪腰子给他吃，遵循缺什么补什么的理论，期盼能补好那只正在衰竭的右肾。
   
高家的一位亲戚悄悄对《法治周末》记者说：“我也不赞成把高兵强送到邯郸市第一医院去，我担心小老百姓斗不过大医院，如发生争执，受伤害的只能是我们。”
   
邯郸市第一医院有关领导和专家一行6人在9月末曾来高家探访，“但一走半月没有给个说法，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出于人道起码应该指条路呀！”常素娥说。
   
医院方面否认“偷肾”
   
宣教科张科长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只有经过权威部门鉴定，证明刀口是唯一的、肾是被人为切割或因为那次肠吻合术导致肾萎缩的，医院才能承担责任
   
时间追溯到7年前。2004年10日上午，年仅16岁的高兵强和几个小伙伴坐着三轮车兜风，一个急刹车把他们摔下来，高兵强伤势最重，当即被送往邯郸市第一医院，经过剖腹探查，发现空肠断裂，进行了肠切除肠吻合和腹腔引流术，11天后高兵强康复出院。
   
《法治周末》记者从当时的病历看到，住院当天，邯郸市第一医院对高兵强的腹部做了B超检查，报告单写明“双肾形态、位置大小正常，集合系统回声清晰”。翌日，做手术前，又进行了第二次B超，这次结果报告更详细：右肾6.0×4.2cm，左肾5.9×4.2cm，形态正常，集合系统正常。
   
说明在手术前那一刻，高兵强的左肾是存在的、正常的。手术过程中，也未看到涉及肾的记录。
   
6年后的2010年12月20日，高兵强在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经过超声检查，提示“左肾缺如(建议进一步检查)，右肾体积增大、炎性改变。”
   
2011年3月18日，高兵强又来到邯郸县医院做了彩超检查，超声所见左侧脾肾窝未见左肾回声，印象为左肾缺如。随后在另一家小医院的检查中，也确定为左肾缺如。
   
2011年8月13日，高兵强来到曾经为其做肠吻合手术的第一医院做双肾检查，结果为：“左肾区目前未探及正常肾脏轮廓———左肾缺如？结合临床，建议进一步检查。”
   
2011年左9月21日，经过解放军第285医院CT检查，给了高兵强明确答复：肾缺如并腹水。诊断为：慢性肾衰—尿毒症，肾性贫血，左肾缺如。
   
常素娥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其实最初的两次检查，医生就直截了当地问为什么做了左肾切除手术，当得知仅做过空肠吻合术时，他们都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我们去找邯郸市第一医院，他们仔细检查过高兵强刀口后也感觉很蹊跷，却给出了肾萎缩的说法。”常素娥说，儿子得病后咨询了不少医生，肾缺如是指肾完全没有了，而肾萎缩只是体积变小，第一医院在蒙他们。
   
在解放军285医院，记者见到了肾内科主任孔令恩。
   
孔主任在看过高兵强的CT片子后说：“左肾完全没有了，绝对不是萎缩，即使再萎缩也应该剩个小蛋蛋，CT和B超都能检测到。”
   
2011年10月13日下午，《法治周末》记者来到邯郸市第一医院。

主管调解此事的医纠科金科长告诉记者：“高兵强肠吻合术离开医院已经7年多了，这么长的时间，谁知道他的身体发生了什么状况？我们经过到他家走访，医院专家组已经有个意见，须通过宣教科请示院领导后才能接受采访。”
   
经过宣教科有关人员协调，金科长再次与记者见面，但专家组意见最终未能提供。
   
“这怎么可能呢？我们这么大一家医院会偷肾？”金科长说，肠吻合术与肾脏毫不相干，况且中间还有道膈膜，如果肾被割了，那就说明是故意盗取，不属于一般的医疗事故，而是构成重伤害的刑事犯罪，患者怀疑肾被偷，完全可以到公安机关报案，把医生护士挨个审一遍，就会真相大白的。
   
“从另一个角度讲，一台肠吻合手术，除了主刀医生，还有麻醉师、助手、护士等人参与配合，手术室人员也会将每个操作细节记录在案，即使主刀医生有盗肾动机，也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取走肾的。”
   
鉴于医院派人去高家后为什么没有回复的问题，金科长说：“因为某种病变，肾完全可以萎缩至CT、B超查不到的程度。如果是我们的责任，医院当然要承担。但现在责任不明，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鉴定。”
   
宣教科张科长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只有经过权威部门鉴定，证明刀口是唯一的、肾是被人为切割或因为那次肠吻合术导致肾萎缩的，医院才能承担责任。”
   
“在高兵强家时，我明确告诉他父母，要想分清责任，必须做这样的检查：第一是膀胱镜，通过膀胱镜逆行可以看到肾是萎缩了还是切割了；第二是喝一种强化显影剂，通过扫描也可确定。”金科长说，因为病人体质太弱，不具备做这两种检查的条件，“我还当着他们家属的面，说了点不该说的话，就是第三个办法，是高兵强一旦去世了，可以通过做尸检，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了。”
   
“剖腹检查最直观、最准确，但高兵强已经承受不起，没有这个机会了。”宣教科张科长附和着说。
   
据金科长介绍，医院专家组经过讨论，认为高兵强的尿毒症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应该是左肾先出现问题，慢慢转移到右肾，专家组倾向左肾缺如是肾萎缩所致的观点。
   
金科长曾建议高兵强到省一级大医院做检查，确定肾缺如的原因，“我们医院也可以做，但他们肯定不敢做，我们检查的结果他们会相信吗？”
   
欲将医院告上法庭
   
常素娥说，不能轻易放弃对儿子的治疗，坚决要通过法律途径讨公道。据常素娥介绍，他们已经有所行动。10月20日，高家已经请律师写好了民事诉状，准备将邯郸市第一医院告上法庭
   
“把病人接过来检查一下吧，从所有检查资料来看，你儿子还不到尿毒症晚期，因为还有尿，说明肾还在工作，即使肾功能完全衰竭了，还可以做透析维持生命，等待肾源移植，我们医院做一次透析只收400元。”
   
孔主任的一番话使常素娥眼睛一亮，脸上露出久违的惊喜。
   
“真的透析一次只花400元吗？有的医院告诉我们一次需要6000多元呢。”
   
“是的，如果用一些国产材料还会更便宜。”孔主任说。
   
从解放军285医院出来，常素娥说，不能轻易放弃对儿子的治疗，坚决要通过法律途径讨公道。
   
据常素娥介绍，他们已经有所行动。
   
10月14日，她手持亲戚帮忙写的诉状到邯郸市丛台区法院，要求“追究邯郸市第一医院及有关医护人员的刑事责任，给儿子一个公道的说法”。
   
法院答复刑事案件应到公安局，常素娥又找到丛台公安分局刑警某队，警察说医院的事应当卫生部门管，又把她推到了卫生局。
   
10月20日，高家已经请律师写好了民事诉状，准备将邯郸市第一医院告上法庭。
   
据记者了解，全国类似的案件各地已经发生多起，如1996年，石家庄男童杨易因患“神经母细胞瘤”，在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住院行切除手术，3年后发现左肾缺如。
   
1995年，江苏张女士因肾蒂淋巴管剥脱手术，7年后发现左肾缺如以及2000年的吉林潘某术后多年发觉左肾缺如。
   
这些事件都已经诉诸法律，患者一方持有“肾缺如”的相关检查报告单认为医生手术切除了肾，而院方都以萎缩抗辩，认为是病发引起的萎缩，官司打起来往往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我的腹腔就像保险箱，只有手术医生进去过，如今肾丢失了，我该找谁？难道要我剖腹问肾吗？”一个肾缺如患者发出了这样的质问。
   
10月24日上午10点，高家把高兵强送到邯郸市第一医院，要求住院治疗，但一直僵持到下午5点，医院拒绝收治。医纠办的人说你们去法院告吧，去做鉴定吧，费用由医院出。
   
常素娥说：“我想了，医院说出费用的目的是为了掌握我们的动向，我们告到哪儿他们把关系疏通到哪儿，第一医院有的是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