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乡村可怕的告密风(图)

在中国，告密之风，历朝不绝。因为告密可以博得掌权者的宠信，可以立功受赏，可以加官晋爵，并且可以整垮仇人。“文革”期间，此风也颇盛行，靠告密向上爬，或整垮对立面者，不乏其人。

在一些机关单位，有的人整天怀揣小本子，谁若讲了一句有毛病可挑的话，他一转脸，便掏出小本子，将其记下，某某于某日讲了什么话，有谁在场，记得一清二楚，然后向上级告密。有的告密者故意发两句关于上级或时事的牢骚，以“抛砖引玉”，等别人顺着他的话题，发表议论，告密者便把他所说的话记下，向上司邀功请赏，这种干法，使人不禁想起《红岩》中那个打入渣滓洞集中营的国民党特务，那特务在牢中故意骂国民党，以试探周围人的反映，谁若说一句赞同的话，他便向上峰告密。虽时代不同，但告密者的手段却如出一辄。

当年，我家住在一个乡镇上。乡镇虽小，但是区委所在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区直、社直机关不少，运动伊始，因言论挨整的人不少，其中税务所的杨某，最为“著名”。

杨某曾作为志愿军入朝鲜参战，据说还立过功。因遇严寒，他一支脚上的指头被冻掉，走路有点跛，人们都喊他“杨瘸子”。他的脚是因抗美援朝而跛，喊他“瘸子”，就等于在宣传他的功勋，因此他也欣然接受这一绰号。他平时爱说俏皮话，广播里天天讲马克思，他便说：“马克思、牛克思，没有钱不来事。”单位天天学毛著，他又说：“学什么毛竹，还学松杈子呢，毛竹没松杈子值钱。”

他这些话，都是背后与人闲扯，玩幽默，不料竟被人告了密。先是税务所组织人写他的大字报，并开会批判，说他“反动透顶”，后来区里又开大会进行批斗，令他和“牛鬼蛇神”们一起游街。谁知不批则已，一批惊人，反动透顶的杨瘸子，原来就是小镇名人，现在又有了以前鲜为人知的“名言”，特别是“马克思、牛克思，没有钱不来事”一句，竟广为流传，被许多为吃饭发愁的人引用。当然，引用此语时，必须在前面加上“杨瘸子说”，否则也要挨批斗。

杨瘸子是老党员，老战士，立过功，又是残废军人，革命资格老，本钱大，被批斗了几场，未戴什么帽子，仍然当他的收税员。

乡村的告密者，多为农民，他们不会揣着小本子，也不会玩“抛砖引玉”的花招，只是雷厉风行，一发现谁有什么反动言行，立即向大队或公社汇报。这些告密者为了请功，常使一些无辜的人遭殃。

我的同学陈某，不善言谈，父亲当时又被打成“投机倒把分子”，内心很是自卑。但他是回乡知青，本人并无政治问题，故生产队的读报会、学毛选、批判会，他都要参加。

一天，生产队开会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场上，社员们边批判，边呼口号，其中“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喊得最多，且一喊就要重复两三遍。这句口号，喊上几遍，就成了“绕口令”，而人喊口号时，情绪激动，就容易出错。陈某一不注意把两个大人物喊错了位，把该打倒的，喊成要保卫的，要保卫的，喊成该打倒的。上百人一齐喊口号，其中一人喊错了，别人也不会听见，不料，坐在他旁边的小张，会后便向大队告密，说陈某胆大包天，居然在批判会上公开喊反动口号。小张是公社书记的儿子，在陈某所在的生产队就近插队落户。张书记头上没毛，社员背后都喊他“张秃子”。

小张这一举报不得了，陈某在公开场合喊反动口号，罪大恶极，大队又上报到公社，公社下令生产队对陈某进行批判。生产队没有专门的会议室，开会借用社员家的房子，那是三间空房，内无隔墙，运动积极分子这下抓住了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激情高涨，会场上，发言的人无不义愤填膺，说陈某丧心病狂，纷纷表示要“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打倒刘少奇和他的小爬虫”！批判会开始，被批判者照例要向毛主席请罪，积极分子们为了丰富斗人的乐趣，把四面墙都贴上领袖像，令陈某跪在地上，像推磨似地，转着圈向四面墙上的领袖像磕头。那场批判会，我也被喊去参加，看着同学下跪请罪的情形，我心中愀然，未等会开完，便悄悄溜走。

陈某被批斗了几次之后，公社革委会给他定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但帽子“举而不戴”，管制劳动，以观后效。当年将谁打成“某某分子”，称之为“戴上某某分子帽子”，改造好了，称之为“摘帽子”。所谓“举而不戴”，即那顶可怕的帽子，在空中悬着，尚未将其一棍子打死，若是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那顶帽子便要轰然落下，到那时，他就是正宗的“阶级敌人”。陈某经此一劫，精神面貌为之一变，比以前更加少言寡语。而那个告密的小张，却在生产队入了党，不久便招工进了城。

小镇上，当时因喊口号倒霉者，还有曾某的老婆。曾某是公社干事，他老婆是裁缝，一天，人们上街游行，欢呼最高指示发表，她也跟着游行，在反复喊“打倒谁，保卫谁”时，把人物喊错了位，她嗓子好，声音高，喊这句“反动口号时”，当时有不少人听见，都被吓坏了。事后曾某的老婆也挨了斗。但她的运气比我同学好得多，他丈夫是公社干部，暗中为她活动了一番，以后便不了了之。曾某的老婆是在大街高呼反动口号，被许多人听见，不属被人告密。我举此例，是说明因那句“绕口令”似的口号倒霉的，并非陈某一人。告密者为了邀功请赏，有时甚至昧着良心，采取诬告手段，以达到目的。徐某便是因被人诬告而倒了霉。

徐某40多岁，体魄健壮，是个劳动能手，犁耙扬（场）撒（种），样样精通。一日，儿子杀鸡，用刀照其脖子像拉锯似地拉了两下，一松手，那公鸡在地上扇动翅膀，挣扎了几下，竟起身跑了，徐子好一番追赶，才将其捉回。徐某见状，斥责儿子：“你杀一只鸡都杀不死，你把它的头剁了！”不料，隔墙有耳，此话被与他有矛盾的人听见，立即向造反派告密，被说成是：“徐某想谋害毛主席，对儿子说，你杀毛主席要是杀不死，就把他的头剁了。”“革命派”如临大敌，当晚把徐某捆起来，押上会场，进行批斗。因会场就在街边，发言人几次引用告密者的话，喝问徐某为什么要谋害毛主席，为什么这么恶毒？引起许多人围观。当年，所谓反革命言论，批判时尚可引用，咒骂领袖的话，是禁止学说的。发言人这么说，让主持批斗会的人感到意外，但发言的人是革命群众，又不好出言制止，只好向他打手势、使眼色，但发言者都未能明白他的意思，那句极其反动的话，被大家一再大声重复，影响更大。会场不时响起口号声：“誓死保卫毛主席！”“打倒反革命杀手徐某某！”气氛空前热烈。

徐某当然是死不承认，因为一承认，他就完啦，即使不被枪毙，也要坐上多年大牢。何况是别人诬告，他根本没说这话。革命派批斗了几个晚上，找不到有力证据，加上徐某家祖辈贫农，后来才不了了之。但徐某却落下了一个绰号——“反革命杀手”。同辈的人开玩笑喊他，他咧嘴一笑，若是晚辈也开这个玩笑，他便要翻脸，骂道：“你个小狗日的，你再敢喊一声，我把你的嘴撕成裤腰！”

徐某不过是被批斗了几场，并未被戴上帽子，打成“某某分子”，同是被人诬告的钱某，就没那么幸运了。

钱某老实巴交，不苟言笑，平时只知闷着头干活，挣工分。一天，他正在自家菜园里挖地，忽然来了两个肩扛红棍子的群专队员，把他押到公社群专指挥部，关了起来，罪名是“污辱伟大领袖”。原来，有人告密，说他用领袖像当手纸，用过后还扔在粪坑里。

生产队没有公厕，社员们都在自留地里垒一个半截土墙，没有上盖的小厕所，一来解决方便问题，二来可以积肥。这种小厕所，通常是自家人用，路过的人若遇内急，也可入内方便。钱某的确发现自家厕所粪坑里有报纸，上面有领袖像，吓得他赶紧将报纸捞上来，埋在粪堆里。当时各级报纸都在右上角印领袖像和一段语录，并且一天不缺，而那时从生产队到公社，都要抓政治学习，农民也要隔三岔五地聚在一起，听人读报。过期的报纸，则被买给商店或卖瓜子的，用来包东西，因此印有领袖像的报纸随处可见。公社和街边的公厕粪坑里，经常漂着印有领袖头像的报纸片，但因是公厕，是谁“污辱伟大领袖”，无处可查，也就无人过问。群专的头目接到报告，钱某自家的厕所里有此物，便认为那无疑是他扔的。

钱某受审时，开始不承认，说是别人陷害他。哪知群专头目竟让人出示证据，原来告密者已经带人将那张报纸片从粪堆里挖出，用一张干净纸包着，送交群专。钱某于是辩解说，他一家人几年都没买过手纸，大便时都是用草团、树叶解决。又说，报纸都被干部们收着，他上哪里弄到那东西，即使弄到，也舍不得当手纸，还留着包东西哩。他家茅坑里报纸，一定是别人进去拉屎时丢下的。但他的辩解，已经没用。群专头目说：“你还想狡赖！哪个能证明那报纸不是你扔在粪坑里的？就算不是你扔的，你把它埋在粪堆里，可是事实？”

证据确凿，钱某怎么为自己辩解都没用，后来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由生产队管制劳动，并经常被公社大队强迫干义务工。 

文革大跳忠字舞（网络图片）

我也曾吃过被人告密的苦头。

我插队务农后，赶上村村队队大跳忠字舞。生产队先是派人到公社学习，然后回来教社员跳。被派去学习的孙某是团员，又是队干部，上面一有何号召，表现非常积极。他学会了忠字舞，回来教大家时，有的妇女害羞，学跳舞扭扭怩怩，有的老人放不下脸面，不愿学舞。他便说，上面要求男女老少都要跳，说什么“大跳大忠，不跳不忠”，并且老是板着脸训人。不跳忠字舞，就是对毛主席不忠，这显然是一顶政治帽子，我受不了他那张狂劲，便私下对他说：“跳不跳忠字舞，与忠不忠没什么关系嘛。照你这么说，坏人只要跳忠字舞，就是忠；好人不跳忠字舞，就是不忠了？”

不料，他竟向公社打了小报告，公社干部说我对跳忠字舞向伟大领袖表忠心有抵触情绪，诋毁全民跳忠字舞的伟大意义，思想有严重问题，令生产队对我进行批判，并说，若我态度不好，就拉到公社或大队召开的批判会上批斗。我父亲得知此事，着了慌，去找大队书记董开华，请他从中说情。董开华到生产队找到队长，问他：“东子（他一直这么称呼我）到你们队来干什么的？”队长说：“来当社员的，他还能干什么？”董开华说：“他除了来当社员，还是来接受你们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明他们还不成熟，有什么差池，你们要教育嘛，没有必要大动干戈，开什么批判会，队里开会教育教育他，让他做个检讨算了。”队干部们一商量，又把批判会改成教育会，并对我说，你在会上做个检讨，就算了，我们就不追究了。

批判会是批“阶级敌人”的，改成“教育会”，则是对犯了错误的同志进行教育，名称一改，会议的性质大不相同，队干部的态度也温和多了。董开华怕我不愿做检讨，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东子，我看你的性格像你爸，说话直。你爸不就是吃了说话直的亏吗？你在会上认个错，不要硬顶，公社那边，我去说说，这事就过去了。东子，你下次说话可一定要注意呀！”

我也担心事情闹大，批判大会我见得多了，站在小学操场的台子上挨斗，可不是闹着玩的。当天晚上，我在队里召开的社员会上“低头认罪”，几个干部和党团员，相继发言，把我“教育”了一番，此事才算了结。

我“诋毁忠字舞”，被人告密，只是小事，毕竟未受什么处罚，我每次遇到招工、招生、参军的机会，便有人大写“人民来信”，使我一次次成为淘汰者，才是使我受害最深的告密。尽管那些“人民来信”是以揭发我父亲的政治问题为杀手锏，以毁灭我的前途，但其手段仍属告密之一种。由于我深受告密之害，参加工作后，我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无论何时，都不向领导打别人的小报告。这个原则，我一直坚持到离开工作单位。

而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反对改革开放，极尽编造欺骗之能事，将那个逝去的时代描绘成天堂，说那个时代“民风淳朴，社会和谐”，并且极力鼓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以蒙蔽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使得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无知地叫喊，希望再来一次“文革”运动，这的确是很可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