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中共“抗日”反被害惨的“革命家庭”

（按：此文为作者以回忆方式书写而成，文中关于“八路军抗日”的部份也是以当时作者的角度，以他所接收到的宣传和讯息做纪录，从而曝光当时中共欺骗百姓以抗日为名，发展壮大为实的历史真相。回忆土改那部份，更是直接显示了中共都是吸收什么样的人而组成的。）

我出生于山西省长治市郊区故漳村(1949年前属于潞城县管辖)，该村土地多水源较浅，适合农业生产发展，又是个集市贸易中心，隔日有集市，市场经济也较发达。人员迁徙自由，流动人口多，外来打工的无业游民频繁杂乱，人数足有几百人，占本村人口的三分之一多。餐饮住宿方便发达，但是我们这个大家庭切和这么美好的条件擦肩而过，由一个中下等的家庭走向了衰落。

我祖父那一代，哥弟三人均已独立成家，分成三户，仍就居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共有土地二十多亩（大部分耕地为旱地），房屋十五间，人口共有十四口。这是祖父的父辈们辛勤劳动遗留给他们的祖业，到了我的父亲这一代这个大的家族由于处在连年战乱时期，天灾人祸、疾病、事故、命运、加上人的天分能力强弱各不相同，一切皆由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所以这个大的家庭不由自主地开始走向了衰败，父亲十一岁时我的祖父患急病(当时中医也说不清楚的一种病)无法医治去世，二祖父，三祖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也是患了一种肺痨病(即现在的肺结核病)无法医治先后病故去世而无子嗣。三户剩下了一户，这一户也全靠我祖母和她的五个子女支撑这个家了。

全家的生计主要靠农业吃饭，另外也得靠我父亲到石圪节煤矿去挖煤补贴家里的开销，父亲因家庭贫穷没有读过书，大叔父，二叔父读过私塾有文化，当过风水先生，四叔父因家境贫穷状况愈下，祖母只得忍痛割爱过继给外村的本家当了儿子。由于叛徒出卖，我的大叔父宋凤珍被汉奸和日寇暗杀。他为民族抗日献出了他年轻宝贵的生命。一九四三年是大旱，大灾年，粮食大减产，我的姑母被迫外出逃荒谋生。次年二叔父宋凤明患重病肺结核无钱无药医治不幸去世。这一系列的不幸和灾难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土改前，连年战乱，再加上疾病这个魔鬼又夺走了这个大家庭好几条鲜活的生命，那个时代缺医少药，又没有现在的医疗保险，人口锐减使这个家庭终于跌进了贫穷的行列。这个家庭就只剩下有祖母，姑母(外出逃荒)，二娘，父亲，母亲，我和弟弟共七口人（不到十多年时间人口骤然减少了一半），奶奶和父辈们拼命地劳作也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生活，家境依然贫穷落后。

八路军要“抗日” 百姓要供住房又购军需

一九三八年日本侵略者已攻占了长治（上党）地区所属的潞城，屯畄等县，八路军延安抗大一分校（即129师随营学校）的杜义德（营长）和后勤的萧主任（只知道职务，不知名字）跟随朱德，彭德怀等领导深入到太行（上党）地区，并进驻潞城县所属的故县，故漳等村子。杜义徳和萧主任等数人就驻扎在我家老院子里。这是夲村保长(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主任)所安排的。我们村距离主要交通要道比较远，但在军事上，还是处在屯畄县上村镇和常村（白晋铁路的主要交通要道）日夲据奌以及石圪节煤矿日夲据点的严密控制之中。

八路军延安抗大一分校(即129师随营学校)的营长杜义德和后勤萧主任为了方便协助部队购买粮食，马匹和军需物质。首先发展了宋凤珍(我的大叔父)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并任命他为地下党的支部书记。为了壮大党的力量，又发展了宋炳林和郝贵章(2005年宋的弟弟亲口告诉我：他哥和郝等人是在我家东房入的党)等数人也秘密加入了地下共产党。宋凤珍带领着这些地下党的党员们和萧主任一道冒着生命危险在长治(上党)地区给八路军采购粮食，马匹和军需物资。保证了八路军的军事需要，其中仅购买马匹这一项就有一百多匹。

家里又给八路军提供住房，他们数人组成的小分队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秘密地活动着，他们出生入死走遍了长治地区的山山水水，南到高平，晋城。北到襄垣，武乡。当时这个地区已经被日本鬼子军事控制起来，他们为了部队的“抗日需要”仍然乐此不疲，保证了八路军的军用物资之需求。为抗战工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他们不亏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宋凤珍已是地下党的成员!但他的这个秘密身份对我们家人都保密，二十多年后我们接触北岗村健在的老共产党员才了解了故漳村地下党之真相。为何要“地下”，这里原来有个历史问题一直为今天的人们所困惑—不是已经国共合作了吗？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达成的抗日合作协议中，其中规定共产党不得在战时的国统区发展党员，搞破坏统一战线的活动。但是共产党有自己的打算,岂能为战乱中的民国政府所左右，这是民国政府绝对不允许的。这也是保长等各种旧势力要利用叛徒，汉奸暗杀宋凤珍的真正原因。

一九三九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八路军延安抗大一分校（129师随営学校）的后勤萧主任正和我大叔父宋凤珍忙碌着要把一批军用物质运往陵川县八路军驻地去，上村日本据点一股日夲鬼子荷枪实弹突然窜到了故漳村要袭击运输队，萧主任和宋凤珍觉得事情很蹊跷，这么秘密的行动，除了地下党党员参与外，上村日本据点的鬼子怎么会知道这么准确呢？萧主任知道个别党员向汉奸宁天庆泄露了八路军行动，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他们当机立断，迅速离开故漳村将运输队转移到另一个地点--东辛庄村。谁知运输队刚到该村，日本鬼子很快又追到东辛庄村，萧主任和宋凤珍又从该村向南转移到交漳村赵光印(宋凤诊的舅舅，也是我的老舅舅)家里隐藏起来，夜深这个天然屏障，加上鬼子不熟悉地形，终于甩掉了日本鬼子。这才避免了和日本鬼子一场直接冲突战，直到次日傍晚才将那批军用物资平安地运到目的地。这次袭击事件，萧主任看出这势头对八路军的工作极为不利，便果断停止了在此地采购军需物质和马匹等供应工作。但对叛徒和汉奸的罪恶活动没有采取任何坚决的镇压和清理，加上宋凤珍年轻缺乏经验，心慈又手软，只好姑息养奸，最终酿成了地下共产党宋凤珍被暗杀和我们这个家族遭到灭顶之灾的惨祸埋下了祸根。

随着抗日战争的升级，一九三九年晚秋时节，八路军延安抗大一分校（即随営学校）的后勤畄守人员全部离开了我们院子，迁往黎城县，重新开辟新的战斗地点。临走前八路军萧主任还特意将八路军在我院驻扎的情况写了一份证明材料留给我奶奶保存。他们撤到黎城县还给我家来过信，这些证明材料和八路军的来信我奶奶怕日本人搜出来惹出大麻烦，特意将这些材料藏在院子的墙缝里。八路军延安抗大一分校(随営学校)的人员在我家驻扎的时间整整一年。这在故漳村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也是任何人都抺杀不了的事实。

日寇袭击八路军运输队后，后来查明宁天庆这个家伙是日本鬼子收买的汉奸，宁原是屯留县上村镇南岗村人，他表面上挂着故漳边村村长之招牌，实际上他是上村镇日本据点安插在故漳村的维持会长，八路军来到故漳后，他就潜伏在该村，不从事商业活动和农业生产，他不时地住在我家邻居张焕生家里，正好和我家又是南北院，他暗中担负着观察，叮哨，跟踪八路军和地下共产党活动的任务，大敌当前，他自称村长，但他从来没有和驻扎在我家的八路军谋过一次面。也没提供过任何一点帮助，而是专门为日本鬼子秘密收集有关八路军和地下共产党活动的情报。这次日本袭击就是宁天庆这个汉奸所为，活脱脱一个流氓无赖，他欺男霸女，吃喝嫖赌，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强行霸占过张焕生的老婆，被张等人投入井里，侥幸没有丢了命。他伙同叛徒×××将其房东宋圪鸡父子绑架杀死并投到二十多里外张公庄村的水井里，为叛徒×××霸占宋圪鸡的房屋、谋害了人家的人命。

八路军撤走后，故漳村地下共产党，转入地下更为阴蔽的活动，他们没有经费，也没有枪。由于叛徒出卖，汉奸宁天庆认贼作父甘当走狗，日本鬼子对当地地下党和人民的抗日斗争进行疯狂地屠杀和报复行动，许多革命先烈被日本鬼子杀害壮烈牺牲。特别是一九四一年以来，随着抗日战争的升级，日本鬼子对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实行了骇人听闻的“治安肃正”政策，日本间谍和宪兵专门收集情报，策反，收买汉奸，侦缉，抓捕，迫害抗日人员的罪恶活动。在日本军事控制地区内，它的兵力主要部署在重要交通要道和资源重地，在诺大的地盘内要消灭共产党的散兵游勇，它主要是通过它的谍报网络中收买的叛徒和汉奸在发挥作用，正好这块土地上也盛产这个特殊的产品。

1940年夏天，汉奸宁天庆在叛徒×××的指引下(×××曾和八路军的运输队一道躲藏在交漳村赵光印的家里)勾结上村日本据点的日本鬼子们赶到交漳村，找到了当年藏匿过八路军赵光印的院子，以私藏八路军的罪名将其全家杀光，是汉奸勾结日本鬼子共同制造了这起抗日血案。一九四二年的秋天，为了消灭故漳村地下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宋凤珍，上村日本据点鬼子曾经两次到故漳村来抓宋凤珍。第一次日本鬼子出动骑兵队突然窜到我家来抓捕宋凤珍，宋正好不在家，他们竟以私通八路的罪名，强行把我父亲宋三明用绳子绑在马屁股后面，一直拖到八里外的上村日本据点去顶罪，父亲在关押期内被拷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浇冷水，受尽了皮肉之苦。审讯了几天，日本鬼子一看是个老实巴交的种地农民，也不是他们所要抓的宋凤珍，后被家里出钱才保了出来，父亲回来后，在家里整整养了一年伤才恢复健康。

为了杀地下党宋凤珍，汉奸宁天庆和日本鬼子并没有善罢甘休，只是改变了法子，不出动骑兵队，变成了身着便衣的特务，天天刺探宋凤珍的一切活动，一个月后的一天，终于趁宋凤珍抱着两岁的小侄儿在街上玩耍之机，汉奸宁天庆指使数名便衣特务突然将宋凤珍包围起来，宋凤珍因小侄儿这个亲骨肉舍不得丢弃受到了连累，无法跑掉，最后被这伙便衣特务强行绑架并暗杀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宋凤珍牺牲时年仅31岁。宁天庆这个反共，反人民的大汉奸终于暴露了他的丑恶原型。一九四五年，日本刚刚投降，这个两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宁天庆已经知道末日来临，为了逃避人民对他的严惩，早就潜逃得无影无踪，彻底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啦。

故漳村地下共产党组织最早建于一九三八年，由于叛徒出卖，终于被汉奸勾结日本侵略者捣毁了，党支部的领导人被汉奸和日本特务暗杀后，这个党组织内的个别党员做了叛徒，没有来得及清算！有的已经销声匿迹，因为地下党是单线联系的，始终也没有听到过党员向上一级党组织反映过这起血案。也没有见到哪个党员站出来进行过营救，我们做为宋凤珍的亲人晚辈们，经过多方努力调查终于还原了故漳村上世纪一九三八年建立的第一个共产党的支部和宋凤珍在抗日时期相关事迹的历史真相。曾任十多年党支部书记的岳新年告诉我，是叛徒×××出卖了你大叔父。笔者回忆起上世纪参加叛徒×××父亲的葬礼时，第一次和他见面，我们是近本家，他大我一辈，当他的家人把我的身份介绍给他时，他当时突然脸色苍白，呆若木鸡，一脸无奈，他表现得很木纳，特像一具植物人立在我的面前，双手下垂着，一动也不动，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可见他内心万分痛苦、自责、尴尬击倒了他的心理防线。我站在他的面前，他连一声都没吭出来，他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连一点人的感情都没有，时间僵持了一会，他只能无言以对，这正好说明他心里有鬼、有见不得人的痛苦，这不是一个长辈对小辈的应有姿态。但他的表现清楚地告诉我：是他出卖了我大叔父。他的表现做了最好的证明。

土改惨祸　批斗的人比日本人还残暴

中国大陆内战时期的暴力土改乃是少数人发动和领导的运动，是枪杆子和笔杆子协同作战的结果。据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说，“土改运动死亡人数有八百万之多”。土地改革人为地制造仇恨，随意制造阶级敌人，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在人民中留下了很难弥合的伤痕。

在日寇占领时期我们这个家庭冒着极大风险为八路军延安抗大一分校提供住房、我的大叔父宋凤珍为八路军做出过贡献，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一九四六年初春，土改时，我们这个人均不过三亩旱地和二间土房的贫苦人家突然遭到残酷批斗，扫地出门，家破人亡。敢对这样的家庭下毒手的人，他不是反革命，也是坏蛋。

抗战时期我家支持八路军，这个家庭按说应该得到政府的表彰和保护才对。奇怪的是，这个光荣的家庭非但没有受到表彰和保护，反而遭到了无法想象的灭门之祸，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呀？张国珍何以敢如此胆大妄为？胡作非为？抄起汉奸对付八路军共产党的卑鄙手法来对付这么一个孤儿寡母的革命家庭。

我们揭露一下他的罪恶，你就会立即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奇特的惨祸。张国珍原是个好逸恶劳从未从事过农业劳动的人，是靠唱戏混日子的二流子混混，他走乡串户，早就和东古村汉奸崔天景和崔的老婆崔凤英勾搭在一起，1943年阴历6月初6日（农历），屯留县东古村汉奸崔天景和他的妻子崔凤英勾结常村日本据点的日本鬼子残酷地屠杀了本村冯成群（我的舅舅）等7名地下共产党员，土改时崔天景被政府镇压，女汉奸崔凤英趁人不防之机逃到了故漳村张国珍家里，被张国珍窝藏起来，愤怒的东古村群众赶到故漳村要严惩女汉奸崔凤英，由于张国珍的包庇而受到阻挠，张救了女汉奸崔凤英一命，二人姘居成了夫妻，张知道崔凤英的罪恶勾当，也知道杀害的冯成群是我母亲的兄长，要让包庇女汉奸崔凤英罪恶不露馅，他就必然要灭掉我家和我母亲这个活口，这是一场严重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群众当然不知道女汉奸崔凤英的罪恶内幕，那时我母亲已有2个孩子，只有20岁出头，张国珍觉得直接对我母亲下手太露骨，只好无中生有捏造罪名，利用土改这个机会对我们家进行疯狂的打击。

窝藏女汉奸的张国珍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工作队连这么明显的敌人都认不出来！还要把这样的坏蛋包装成积极分子来利用。土改时，只有六岁的我（由于年幼，不具备任何判断能力）清楚的记得张国珍利用一些人想发财的欲望，唆使郭玉良、李红奇等一群流氓、痞子、逃兵、无业游民以及许多外来的不明身份的人员，胡乱地闯进我家的院子，恶恨恨地、无端的不由分说地、把我奶奶和我父亲推到院中间进行批斗，批斗的理由非常露骨、极端反动、又具有诱惑性，在光天化日之下向我家讨要“八路军给你家留下了两大箱水笔和眼镜”，必须交给他们，分给大家。

这是在向一个革命家庭敲诈，这种无中生有，百般陷害，明火执仗讨要八路军留下的水笔和眼镜只是一种借口而已，抢夺这个家的财产和房屋，杀人灭口才是张国珍这个坏蛋的真正目的。这明明是阶级敌人在逼害革命人民，这么明显的敌我界限都分不清的大笑话在今天看来如同闹剧一般！这种惨祸也只能在那种荒唐的年代里才会制造出来。

当时的工作队没有阻止这起恶性事件，他们为什么不顾党的政策，要支持一些颠倒是非、黑白不分的流氓、痞子、无业游民、逃兵公开抢劫一个对革命有过贡献的贫困农户呢？那是个黑暗、混乱、荒唐时期，无真理，没有国法，没有法庭，也没有秩序。有理也无处说。奶奶，父亲都是普通村民，也没有文化，只好任这帮坏人隋意欺凌啦。尽管八路军延安抗大一分校的杜义德（营长）和萧主任在这个院子住过一年时间，他们走时留过一份证明信，没留过水笔眼镜什么的物品，证明信塞在院子的墙缝里，这帮家伙对这些事实和证据置若罔闻，早就对眼前的土房和家产垂涎三尺欲得之啦！

在院子里掘地5尺假装找水笔和眼镜是个遮人耳目的过程。由于水笔是这群人虚构的宝物，掘地5尺也没挖出来，只是把我家在抗战中为了避免日本鬼子抢夺粮食，把埋藏在夹墙内的两三缸口粮和种子粮挖出来了，这群人对此仍不甘心，随后连续几天斗争升级，推打，又把父亲反剪双手吊在大门口进行惩罚，当年，日本鬼子骑兵队来这个家抓地下共产党宋凤珍，也没有敢对这个家庭施暴。这群人的残暴比日本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一个普通的农户，房子和财产被人分掉了，土改时何以遭到这样的厄运呢？这也和中共派出的工作队权利过大，水平过低，主观随意性太大有关，没有严格的法律章法，连杀人的权利都敢下放给了基层工作队，一个工作队长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工作队成为当地一言九鼎的“土皇帝”，他说你是敌人，你就是敌人，你不是敌人也要把你搞成敌人。

土改的积极分子都由地痞流氓组成

为了加害你，一个叫郭玉良的痞子为了展示他的兽性，他把来我家借钱的已穷困潦倒的宋元明（早年已给了外村宋氏家族的四叔父）用棍棒活活打死，他们说宋有文化，还诬陷宋参加过国民革命军第27军。杀人不需要罪名,也不需要人证、物证，更不要法律程序。杀人就和杀个鸡差不多，这真是个叫杀人不眨眼的活魔鬼。土改后，张国珍这种坏人公然还被拉进党内，被包装成故漳村党支部书记，十八年后，张国珍这个无法无天的地痞流氓在当年“四清”运动中，觉得自己罪恶太大，装病在家，借故逃避“四清”，最后畏罪死去，离开人世，才受到应有的惩罚。

一个普普通通的靠勤劳节俭已经跌入贫困家庭的行列，由于前面叙述的原因，一个为八路军抗日提供住房、筹集军需物资、马匹又牺牲了几条生命的家庭，土改运动中终于被一些暴徒赶出家门，流落街头，我父亲只能到石圪节煤矿重抄旧业出卖苦力到井下采煤挣钱糊口，担起养活全家的生计，全家住在煤矿附近简易的土窑洞里，但迫害仍在升级，为支持八路军“抗日”作出贡献的老奶奶没有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而死在石圪节煤矿由王来保(文革中查出他是隐藏下来的大汉奸)控制的集中营里，我奶奶在九泉之下能瞑目吗！？

王来保在日寇占领时期是个血债累累的大汉奸，他伪装革命，左的很，一九四七年，三查运动，他公开违背党的政策，大搞恐怖活动，私设公堂，刑讯逼供，乱打，乱杀了不少无辜的平民，在石圪节曾爬到煤矿副矿长的高位，上世纪五十年代，王来保调到太原西山煤矿成为领导人，文化大革命中才挖出这个隐藏在革命队伍里大汉奸，文革中王畏罪自杀，受到应有的惩罚。我们再看看当年土改中所用的积极分子都是什么样的人，就知道当年为什么会制造出那么多的骇人听闻的残害人类的悲剧和血泪，当初所用的打手基本上都是社会的渣滓,游手好闲早已脱离了生产的地痞流氓或曰痞子（扒手、小偷、恶棍、无业游民、赌徒、逃兵）还有一部分是外地到故漳谋生的农民工；有的是小商小贩，木工，鞋匠，皮匠，泥瓦匠，铁匠还有就是潜藏下来的敌特分子，以上各类人员中几乎没有一个是安分守己的世代农民，他们乘着土改的机会来满足自己的发财妄想，他们唯工作队之命是从，甚至还做的更为离谱更为激烈以表现他们的忠诚，于是这批流氓地痞便被工作队误认为是革命的积极分子，便尽量地吸收到党内来并把他们捧到村里的领导宝座上，这一批鸡鸣狗盗好吃懒做的坏蛋，他们便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了。1946年前，土匪强盗得到了钱、财是不杀人的，既要钱财、又杀人虽土匪也不为，这帮子人要害你一辈子，压榨你到永远都不甘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