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后，一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打出“法正乾坤”的横幅）
近日央视喉舌倪萍获得“中国脊梁”奖引发了网上的热议。就脊梁本身而言，是人体连接大脑与身躯的最重要的支柱，如果将国家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作为连接党国大脑与躯干的重要纽带，倪嬷嬷无疑是党国的脊梁了。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有了脊梁，人才能够站立起来。可是倪嬷嬷本身是一条软体生物，又如何能够指望她能够撑起中国？因此客观地说，倪萍是党国的脊梁，而非中国的脊梁。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中国的脊梁呢？首先，作为中国的脊梁，这样的人应该是连接国家的精神与国家的躯体之间的重要支柱。其次，作为中国的脊梁，这样的人应该能够使这个国家能够站起来，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这样的人被称为“士”。我们所熟悉的“士为知己者死”，就是指这一类人。
孔子曰：“士志于道”。真正的士，是有志于道的人，也是道的传承者和维护者。孔子本人就是这样一位有道之士，而他对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传道、授业、解惑，为我们这个民族培育出了士人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脊梁，也是我们这个民族能够延续五千年之久，在历史上创造出如斯辉煌的重要动力。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是“道”的文化。“道”是宇宙的特性，是天地万物、芸芸众生得以生成的原因和存续的保障。对于人类来说，“道”是一种理念，国家的兴亡、民族的盛衰，乃至全人类的生存与毁灭，就是取决于人是否能够坚守正道，一以贯之。
民族英雄文天祥之《正气歌》曰：“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是气所磅礡，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这维系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浩然正气即是出自于正道，而岳武穆和文天祥这样的武士和文士，都是有志于道的士，也都是道的传承者与维护者。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有一句名言：国家本是精神的产物。理念对于一个国家之重要，犹如系统软件对于一台计算机之重要。什么样的种子结出什么样的果实，而理念就是文明的种子。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辉煌得益于贯穿于整个传统文化的道德仁义的理念，西方社会在近现代的繁荣也是得益于真善美的理念。这些正统的理念在主流社会人群的思想中扎下了根就必然会在人们的言行中处处表现出来，从而绽放出绚丽灿烂的文明之花。
另一方面，坏的理念也会结出恶果。崇尚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煽动民族仇恨的法西斯主义以及宣扬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至今还在祸乱着神州大地，毒害着十几亿中国人，也严重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宁。
一个背离正道的国家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社会和谐的，人民也绝无幸福可言。《易经》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是中华传统文化被中共强行破坏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对于中华文明的根，也就是“道”缺乏足够的认识，甚至有些人受马列无神论邪说的灌输，还以为信道者愚昧。因此他们大多只看到形而下的国家名器，也就是国家制度的败坏，却没有看到更高的层面上道的败坏，也就是国家理念的败坏。可是理念作为形而上者，却是起主导作用的。如果系统软件中了病毒，你还能指望这台计算机正常工作吗？
中国之所以走到今天的危机重重这一步，就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理念中了严重病毒，这个原始病毒就叫做马列主义，后来又派生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等一系列衍生病毒，这些病毒程序控制着中国，当政者所接受的都是这些病毒理念，因此他们所制定的所有制度、法律、政策无一不是携带病毒理念的变异产物。不在形而上的层面，也就是理念的层面上消灭这些病毒，无论在政策技术层面做何修补调整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理念产生制度，理念塑造国家，什么样的理念培养什么样的人民，造就什么样的国家。如果不能从本源上清除那变异的一切，所有的技术性修补都是徒劳，只能是旧的问题还未彻底解决，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因为产生问题的根源不在技术层面，而在更高的理念层面。
那么中国的希望何在呢？中国的希望就在于真善忍这普适的理念，唯有这种理念才能彻底清除当前祸害中华的马列系列病毒，才能使我们这个国家得到新生。也正因如此，祸害中国的马列病毒与真善忍理念不共戴天。而在邪恶残酷的长期打压下却还始终坚守真善忍理念的那些人，他们才是中国的真正脊梁。因为他们所坚守的，就是中国的希望、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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