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人那根敏感的神经(图)

著名电影明星凯特．布兰琪呼吁澳洲民众支持碳税的电视广告，在澳洲引发争议。Getty Images

台湾的民众应该已经很习惯“选举前热络，选举后冷清”这种套路；而澳洲2010年的大选则相反，选举前很冷清，选后却充满了激情。尤其今年1月份年假之后，更是高潮迭起，绝无冷场。其中最扣人心弦也最历久弥新的议题，当然就是新政府所承诺的“碳税计划”。

碳税计划本来是工党的选举承诺。去年11月大选时，选民对该计划的支持度很高，因为碳税征收的对象是排放碳污染的大厂商。当时选民“觉得”这些污染者应该要多付税，为“他们所制造”的碳污染付出代价。孰料后来被反对党大力宣传碳税将会使电力、瓦斯、汽油等价格上涨，会增加一般家庭和企业的负担。结果民气急转直下，执政的工党政府急得跳脚，既无法收回成命，也不知如何推动计划。

就在这个时候，澳洲著名电影明星凯特．布兰琪（Cate Blanchett）和迈克．卡顿（Michael Caton）现身电视荧幕，作了一则题为〈Say yes〉的电视广告，呼吁澳洲民众支持碳税。布兰琪在广告中说：“最终，让我们为气候变化做点什么。”广告一出，原本争论太久而疲乏的议题，又再次抢占媒体头版。

触动反美神经

布兰琪虽然是澳洲人，其优雅的气质和卓越的演技深受澳洲人喜爱；但她却是在好莱坞发迹，透过美国电影成功的女演员。好莱坞是美国文化的象征，好莱坞的红牌演员当然也就有着美国的影子。

澳洲虽为英联邦国家，且在外交上对美国坚定支持，但愿意成为你的战略伙伴并不代表心理上喜欢你。和加拿大民众一样，澳洲一般民众对美国常常在国际事务上颐指气使的姿态感到反感。许多澳洲人因此在心理上比较亲近欧洲，对美国比较疏远；许多传统的澳洲人甚至不喜欢美国口音的英语，更对美式食物和文化嗤之以鼻。对这些人而言，好莱坞就是低俗文化的象征。

好莱坞跟澳洲人的恩怨还不只有这些。多年前一部好莱坞影片《鳄鱼先生》，内容将澳洲男主角描述成粗野的乡下人，让不少自认为继承正统英国文化的澳洲人感到羞辱；而这样的羞辱来自低俗的美国好莱坞，更让人难以忍受。

因此，布兰琪的广告，用好莱坞名人的姿态对澳洲备受争议的公共事务指指点点，让不少澳洲人觉得反感。逼得两位演员出来强调，澳洲籍的他们也有关心澳洲的权利。

网路上的调查显示，大约有三到四成澳洲民众，根本不认为布兰琪有权利对碳税发言。这么高的比例，对于一个尊重言论自由的国家，真有点不可思议。

触动左派的神经

布兰琪个人去年的收入达到5，300万美金，可以想见她雄厚的财力。虽然她参与这则广告没有收取任何费用，纯粹是为了个人理念做义务工作，但她那句“让我们做点什么”的呼吁，却被批评为“不食人间烟火”。

目前反对碳税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民众不希望碳税会增加一般家庭的负担，尤其是那些收入较低的家庭。工党政府为了消除民众的这个疑虑，承诺将在碳税实施后，对低收入家庭提出补偿。

布兰琪作为一个亿万富翁来要求澳洲人负起碳税的责任，却完全避谈弱势家庭问题，让许多关心弱势的人觉得不能接受。澳洲一个著名谈话节目的来宾，即在电视上公开批评布兰琪完全不知道弱势家庭所背负的沉重负担。

碳税的问题已经在澳洲讨论很长一段时间，媒体上各种评论、分析、证据与辩论，让澳洲民众对于环绕在碳税的各种议题有了很多了解。布兰琪的广告内容却出人意外地粗糙，并且下了几个很强的结论。例如广告中提到碳税是让能源生产厂商支付，虽然没有提到能源价格将因此上涨，但言下之意就是故意忽略大家最关心的“能源税转嫁给消费者”的问题。如此强烈的支持碳税的立场，却又回避面对争议的焦点，让人觉得广告的观点非常偏颇。

因此，媒体上有许多批评即是针对这种好莱坞式的、内容空洞的道德劝说而发。反对党也逮到机会批评政府只听好莱坞名人的声音，却忽略广大澳洲民众的声音，不愿解决实际的问题。

有人在布兰琪的广告播出后短短一天，就制作了一个影片，针对所有广告中提出的观点提出批驳，并发表在著名的影像网站YouTube上。

公共议题的讨论空间

澳洲民众对碳税的看法，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碳税的问题刚被推上台面的时候，民众的支持度很高，因为执政党刻意将碳税包装成一个只有能源大厂需要负担赋税的政策。普遍注重环保的澳洲人，当然觉得这是好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媒体的报导与评论下，许多人认识到了碳税将会透过能源价格的提高转嫁给消费者。支持度于是急转直下，因为澳洲普通家庭的能源负担已经很重了，尤其是近年来饱受高油价之苦。

而碳税的实施，最终将会采用“cap and trade”──也就是限制总量排放但允许厂商之间买卖排放额度的方式。这样的管制方法在经济学上被视为一个相对有效率的做法。这也是执政者为了满足民间经济学者的要求而设计的。

相对于台湾而言，碳税这个例子显示了澳洲社会关于重大公共议题的讨论，有较多的理性空间。这个空间让许多真实的讯息可以透过媒体有效传达给民众，让民众可以有较准确的判断依据，而不致让意识形态主导。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是一个进步社会的必要条件。这一点，很值得台湾借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