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灏年谈“六四”──从改良到革命

2011-06-10 00:47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1989年，将被永远地载入史册。这一年排山倒海的民主风潮，席卷世界；民主与专制的较量，空前激烈。在欧洲，柏林的倒塌，东欧共产政权相继崩溃。在中国，天安门广场坚持了近两个月的学生民主运动，被血腥地镇压了。北京的枪声，不仅震动了全世界，更惊醒了全中国。

主持人林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相继灰飞烟灭。然而，历史的长河却在中国那片古老文明的大地前转了个弯，这股自由的冲击波并没有眷顾那个多灾多难的人民。六四血腥镇压后，统治者所做的一切，就是一手抓政治高压，一手抓经济放纵，逼迫和诱使人民“忘记”屠杀，“六四”就这样地从国人的公共话题中消失了。

捷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说：“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为了那已被忘却了的记忆，透视中国制作组再次推出纪念“六四”专题节目，让我们跟随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一起，回顾和总结那段给我们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历史，反思造成我们民族悲剧的根源，探寻实现民主自由的道路。也许这是我们对死难同胞的最好纪念。

辛灏年：其实我是“六四”的经历者，虽然我并不在北京。我和当时的中国人一样没有一天不在关心着这个事件。同时我也是“六四”的亲历者，只不过我是“六四”的后期亲历者，也就是中共在天安门大屠杀之后，我亲身地介入了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档案里面，我是参加暴乱的，属于敌人的范畴，属于敌我矛盾。

我对“六四”的看法很简单。第一，我承认它是一场民主运动，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一场最撼动人心的历史事件。第二，作为一个学者，当我要站在历史的立场上，站在学术研究的立场上，来回顾这场运动的时候，我想我还应该有个更加科学和准确的说法：这是一场从要求政治改良走向要求民主改革的政治运动。我想我还是从“六四”发展的几个阶段来分析和解剖这个问题。

一九八九年春天爆发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运动实际上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时间上看是从总书记胡耀邦之死到日“人民日报”发表“四二六社论”，将这场运动定性为“动乱”，等于定性为“反革命运动”的这一阶段。就一个史学工作者的立场来说，它是整个八九民主运动的发动期。

中国死了一个下了台的总书记，人民却因“纪念”这个总书记，而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要求共产党反官倒、反腐败，让人民拥有新闻自由。这样一个发端，好像跟共产党总书记之死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它的关系在于，八七年的中共对于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镇压，并藉次逼退胡耀邦，镇压那一年的学生运动，开除党内的所谓自由化知识份子，压迫整个社会已经掀起的民主思潮……这才造成了人民要借胡耀邦之死，就是寻找机会来表达自己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这个政权、对于这个党的要求。这个要求，就是要求社会变革，要求政治改革。

旁白：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改革遭遇瓶颈，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后果，导致官倒猖行，腐败丛生；贫富悬殊，民怨沸腾。中国社会，危机四伏。

一九八六年底，中国科技大学学生在校内选举人民代表，得到校方支持，却遭到官方杯葛。

十二月九日，约两千名学生走上合肥街头示威抗议，学潮很快蔓延至上海和北京。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因所谓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学生运动失控负有主要责任，而被迫辞职。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病逝，北京学生及市民自发组织悼念活动。四月十九日，千余名学生聚集在新华门外，要求送花圈入中南海，并呈交信件，与军警发生冲突。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十多万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静坐要求参加追悼，并跪交请愿信，请求与领导人对话。

辛灏年：共产党的总书记死了，却最后引起了一场政治运动，甚至于把它变成了一个反对共产党的民主运动，听上去好像有点儿令人不可思议。这是因为有很多人，特别是海外的人，不了解中国大陆人民始终在寻找机会以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要求。因为大陆人民只有从这种机会里面，才能找到自己说话的地时机，才能找到能够表达自己意见的条件，胡耀邦之死就是给了这样的时机和条件。

在这个运动的发动期里面，我们明确地看出了两条，第一，他们延续了八六年底学生运动反官倒、反腐败的要求，所谓一脉相承。他们也延续了八六年底学生运动的新闻自由的要求。而这个要求新闻自由，不过是想借用新闻自由来制止官倒和腐败，或者说揭露官倒和腐败，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将属于人民的新闻自由，还给人民。使人民对它的政权和政党有一定的监督权。但它仍然属于乞求统治者进行改革这样一个范围之内。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还是把期望寄托在当政的中国共产党身上，希望中国共产党能自己站出来制止腐败，反对官倒；要求中共能够施与人民一定的新闻自由以监督官倒和腐败。

这场运动在开始的时候，也就是在运动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态势的时候，当时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领袖，曾经有几个人跪在人民大会堂前，向国务院总理李鹏上书，并且请求李鹏接见。这种跪求当权的共产党国务院总理接见，并向他上书的这种“形象”，与一八九八年康有为带着举子们去向满清朝廷下跪、上书，以要求政治改革，应该说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性质上，都完全是一样的。

由于几十年来，人民在中共残酷镇压面前所形成的恐怖情绪，这场学生运动在一开场，就要求这个运动具有高度的纯洁性。也就像中国共产党过去搞过的很多运动一样，一定要与过去的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要与反共分子划清界线，要与社会上的一些“渣滓”划清界，也就是要使这个运动具有无比纯洁性。这才造成了后来从湖南来的三位青年壮士，将染了颜料的蛋壳砸向广场上天安门前的毛泽东像，结果却被广场上的学生纠察队抓起来，然后又由发起和正在发展着这场伟大民主运动的年轻人们，把他们扭送给了中共专政机关，造成他们后来被判了重刑。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中共统治的恐怖性是他们如此行为的原因；我们也完全可以理解年轻的学生是企图用一种非常纯洁的运动，来打动共产党听从他们的要求，来反官倒，反腐败，甚至于给予人民一定的新闻自由。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这个运动在它的发展期，应该属于仍然是要求共产党进行政治改良的运动。就是要求共产党用党的力量，用这个专制政权的力量来自己解决官倒腐败问题。所以我觉得它在运动的初期，具有相当的改良性质。

旁白：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认为学生的游行请愿活动“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四月二十七日近二十万学生走上街头，游行抗议，百万市民夹道声援。五月十三日，二千多名学生开始绝食，要求与政府对话。五月十八日，学生代表与总理李鹏对话，不欢而散。

辛灏年：我认为运动的第二个阶段，是从“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到五月二十号发布“戒严令”。在这个阶段＿面，我认为它是“六四”整个运动的发展期。

因为“四二六社论”给这场只不过是要求反对官倒、腐败，要求给予人民一定新闻自由的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就是属于“反革命”性质，这实在使学生在心理上受不了，因为年轻人没有想反党，怎么会是反革命动乱的制造者呢？这种结论，对于全国正在支援学生要求反官倒、反腐败的人民来说，同样也使他们在心理上也受不了。人民认为学生不过是在向你提出反官倒、反腐败而已，你却把它定成动乱和反革命，那就是把学生运动当成了敌人，把学生当成了自己的敌人──人民心中不服啊！于是，社会的不满情绪，反而变成了社会的巨大支援力量。这场学生运动由此而波及了全国城乡，使它变成了一场人人都来支持要求惩罚官倒和腐败的学生运动。因为惩罚官倒和腐败，符合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在这个阶段里面，当时以赵紫阳先生为首的一批改革派官员，他们是真地也希望振兴中华，真地希望中国能通过改革开放走向一条真正变革的道路，希望并要求他们的党能够认真地进行政治改革，真正地进行政治改革，希望共产党自己能够开始反对官倒和腐败，以便为他们所要求的政治改革廓清道路。正是基于这样一点，他们和人民、和学生的这一场反官倒、反腐败的运动，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交接点：第一是希望真改革，第二是希望惩罚官倒和腐败。正是由于这两个结合点，他们也曾真诚地支持过这场运动。

但是从另一面来讲，他们支持这场运动，也希望这个运动支持他们。如果这场运动在反对官倒，反对腐败，要求新闻自由，甚至是要求中国共产党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的这些要求，能够得到邓小平、得到共产党当权者的同意赞成的话，那么党内的改革派知识份子们，不就是实现了自己在党内的追求和愿望了吗？所以他们一边参加运动，一边又试图去影响这个运动，要把这个运动引导到支持党内改革派要求政治改革的轨道上去。这并没有错，但是，这种做法的本身，却使学生运动开始了复杂化。

这个运动在党内改革派介入之后，壮大了声势，扩大了力量，影响了民众；可是反过来又使这场本来十分单纯的学生运动，介入了当时已经日趋激烈、甚至要白热化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为这个运动的未来留下了阴影。

由于“人民日报”社论的定性激起了人民情绪的反弹，激起了学生感情上的反弹，使人民认为这个党在政治上对这个运动的看法、期望和采取的处理方法，是完全违背学生的初衷和人民的应有要求的。

当时还掌管着相当舆论力量的党内改革派，他们开始用共产党自己办的报纸，来报导这场运动，来宣传这场运动，以达到支持党内改革派的目的。可这个做法，它却使邓小平和中共党内的真正当权派们，感到了党内危机的出现，促成了党内权力斗争的白热化。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称它为运动的发展期，那就是因为它已经不是单一的学生运动，而是有民众直接参加的民众运动；它已经不仅是北京的学生和民众参加的政治运动，而且已经是全国城乡人民都在积极支持或积极参加的运动。虽然它的要求仍然只是反对官倒，惩治腐败，但是政治改革的要求已经越来越明显。所以在我看来，这是运动的发展期，声势规模极其浩大，影响极其深远，甚至已经是开始影响和震动了全世界，并且它的民主成分在增强，它的改良成分在削弱。

旁白：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晚，李鹏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五月二十日李鹏发布“戒严令”。“戒严令”宣布：“自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十时起，在北京市部份地区实行戒严。”五月二十三日，约二十万野战军被阻挡在北京城外，市民和学生劝说军队不要进城，不要向人民开枪。五月三十日，学生自制的“民主女神像”，被竖立在天安门广场。六月三日，中共决定镇压，命令军队不惜一切代价清理广场。

辛灏年：从五月二十日的“戒严令”，到六月三号的夜晚镇压之前，这一阶段我个人认为它属于运动的对抗期。为什么说是对抗期呢？因为中共在“四二六社论”为这个学生运动定性之后，五月二十日又发出了“戒严令”，而这个“戒严令”一发布，那就说明共产党不仅为它定了性，而且共产党的最高当权派们和它的顽固派们一起摆出了一付、或者说已经摆出了一付要镇压这场运动的姿态。就是他们已经在积极地谋划对这场运动的军事镇压，并开始调动大军准备进城镇压。这些消息通过党内的人士，特别是改革派人士，已经风风雨雨地传遍了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传遍了全国的城乡。于是人民对于共产党要镇压这场运动的担心已经与日俱增。十分了解四十年来共产党曾如何镇压人民的垃老百姓们，已经感觉到共产党将与这场运动势同水火，最后将以镇压、甚至是开枪镇压作为它悲惨的结束。

在这个对抗期＿面，学生由于年轻，由于委屈，由于要求不但没有达到，反而遭遇到了被视为反革命这样一个痛苦的状况，直至面临着有可能对他们进行镇压的险境。于是，这种痛苦、委屈、愤懑的心情，就造成了学生和中共的“僵持状态”。而这个“僵持状态”，也就是“对抗期”的开始。

整个运动发生了又一个转向，那就是学生的抗拒性越来越大。早期所提出的，仅仅是惩治官倒腐败的要求，已经被决心要与共产党的企图镇压相对抗这样一种心理和态势所代替。

党内的那一批曾经在发展期走进了运动的改革派官员们，他们也是真正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从他们所掌握的迹象、讯息和判断中，他们知道共产党可能要镇压了。如果一旦镇压的话，他们就不再是党内矛盾的一个方面，而是将成为共产党镇压的对象之一，甚至于会被共产党认为是运动的“黑手”，从而被共产党揪出来予以镇压。所以，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就在这个运动的对抗期退出了运动；他们当中还有另外一些不多的人，也曾试图和学生们坚守到最后，但这样的人很少；他们当中还有相当一批人，却在这个时候摇身一变，变成了既是要支持学生运动，又企图要代表政府──或者说就是政府派他来劝说学生不要绝食、不要对抗到底的……。这一批人当中的一些人，后来在海外也很老实地说出了他们当时的想法和做法。他们说：“我们不是来支援学生的，我们是代表党和政府来劝说学生、化解矛盾的”。

在运动的对抗期，人们发现共产党镇压的企图越来越明确，镇压的部署越来越严密，学生的对抗情绪也越来越高涨。他们并且用绝食的方式，感动了中国人民，也感动了世界上的很多华人和许多的外国朋友。

北京和全国城乡的人民，他们已经完全站到了学生的这一面。他们不仅同情北京的学生，同情全国的学生，而且参与了学生的运动，并且鼓励和支持学生跟共产党抗争下去，对抗下去。他们甚至采取了一种“如果你要镇压，我们就坚决跟你抵抗到底”的姿态。北京的一个八十岁老太太，躺在解放军进城的坦克车下面，表示要用自己的老命来保护学生反对官倒腐败和要求新闻自由的诉求。

所以，这个时候的运动在性质上又发生了变化，它不仅仅使得运动发展期的改良内容变少了，而且使得对抗的内容变多了。在这个阶段，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反对共产党企图用专制残暴手段进行镇压的这样一种人民运动。这种呼声和这种行为已经表明了，这个运动跟共产党的对抗性在增强，所以它的民主运动的性质也在迅速的加深。它已经不再是单纯地要求共产党来实现他们惩罚官倒、腐败的愿望了，他们甚至已经表明了──如果你共产党要对我们进行镇压，或者进行残酷镇压的话，那么我们人民就有可能来反对你共产党。而他们绝食的行为，对抗的行为，以及种种反抗的行为，都已经显示了，他们将在这个问题上，绝不向共产党妥协。运动的性质已经开始转向真正的民主运动。

最后，就是在六月三日的晚上，共产党真地开枪了，那一声声枪响，那一辆辆坦克车履带的轧轧声，那一路上鲜血飞迸的凄惨状况，和北京城遭到屠城的痛苦呼叫，一是证明了共产党的铁石心肠，二是证明了学生运动的单纯和幼稚，三是证明了学生对抗的正确性，四是证明了，对于这样一个政权，你希望由它来惩治自己的腐败和官倒，是根本做不到的。因为，它恰恰就是这个官倒和腐败的制造者和捍卫者。

旁白：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数千北京市民在北京各路口千方百计阻截戒严部队进城，军队向人民开枪，造成大量伤亡。六月四日凌晨，近万名军人以坦克和催泪弹开路，包围了天安门广场，并以武力清场。六月四日凌晨，在距离广场数百米外的六部口，坦克冲入从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中，压死压伤学生多名。六月五日，政府宣布已平息了“反革命暴乱”。至此，持续近两个月的北京学生民主运动被血腥地镇压了，然而更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却在全中国各地爆发开了……

辛灏年：我认为从六月三号夜里，中国共产党残暴镇压开始，一直到二十天之后，这个运动在全国被彻底地镇压下去，它构成了这个运动的第四阶段，那就是暴动期。可歌可泣的暴动期，使八九年春天的那一场民主改良运动，到了这个时候，不仅从改良走向了民主；而且从民主走向了反抗；走向了要求以血还血，以暴制暴；走向了“要求坚决推倒共产党或要求彻底解决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这样一个伟大的民主变革的要求里面去了。

运动的暴动期和前面所有阶段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第一、它已经彻底地从改良运动走向了民主运动。它已经完全地变成了一场人民反抗专制、甚至于是要推翻专制的民主运动。从而完成了它性质的巨大变化和发展，走向了人民自己一心相与的那个最后要求的高度上去了。

第二、在运动的暴动期，我们的人民已经在反抗共产党和要求民主变革的道路上，勇敢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全国大中城市，火车停开，飞机停飞，商店关门，工厂罢工……无数的工人、学生、市民、知识份子们，都勇敢地走上了街头。他们戴着白花，系着白色的孝布，高举着拳头，高喊着“打倒邓小平”，甚至是“打倒共产党”的口号。

我自己就在合肥三孝口街头和二十万人在一起，高举着拳头喊着“打倒邓小平”，“打倒共产党”的口号。我不会忘记。

就是在那个场合，一个中年的妇女站起来问大家，四十年了，中国共产党对我们中国人民到底做了什么好事没有？犯下了怎样的罪行？它到底屠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全场的民众马上高呼：“共产党没做一件好事！”

四川一个老教授走上街头说，我一辈子不敢讲的话，我今天要喊出来。他举着手中的白花高喊了一声：“打倒共产党！”

在安徽宣城水东乡的小学里，当老师告诉学生们共产党在北京开枪了，杀死了我们很多年轻的大学生的时候，这些农村的小学生走上黑板，在黑板上写下了这样的话：“大学生死了，中学生上；中学生死了，我们上”。他们的老师在长达二十天的时间里，都不忍心将这三句话从黑板上擦掉。

无数的人民高喊着“以暴制暴，以血还血”的口号，要向共产党讨还血债，要推翻共产党的专制统治，要爆发人民自己的革命。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任何一场由共产党左右的运动，或是人民的自发抗争，都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威武雄壮的场面。

根据国内所提供的数字，“六四”北京镇压之后，在全国各地悼念“六四”英烈的短短半个月内，共产党在全国各地枪毙了参加暴动以反抗中共专制统治的仁人志士，就达两千八百人之多。一排一排的参加过暴动的年轻人，一排一排曾高呼着口号要推翻共产党的年轻人，被共产党押向刑场执行了枪决。这样的图片在中国广大的民间都被保留下来了。

一个大学的老教授，他在运动的前面三个阶段都没有参加，可他却在“六四”之后的暴动期，走上了街头。为什么？他说：“我惭愧。一九四八年我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国民党政府让我们北大学生每餐三菜一汤，白面馒头，吃得饱饱的。吃完了，我就跟着中共地下党上街去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他说，今天我如果不上街去悼念“六四”，那些被共产党残杀的北京学生，那我还是一个人吗？”他老泪横流地说了这番话后，就走在了那个城市和那个名牌大学所有悼念“六四”英烈的学生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所以我说“六四”分四个阶段：发动期、发展期、对抗期和暴动期。而暴动期由于国内没有刊物、新闻报纸来报导它，本地的人虽然知道，而外地的人就只能靠口耳相传了。曾经活跃在前三个时期的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各地的学生，及其领袖们，由于他们有的来了海外，有的在国内没有互通声息的可能，所以他们当中很少有人会提到“六四”运动还有一个“伟大的人民暴动期”。中国人民从害怕共产党，到走向了不害怕共产党，暴动期就是证明。

这四个时期说明了，中国人民开始还曾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来解决他们自己的腐败、官倒等问题，可是到了运动走向它最后的暴动期之后，人民知道了这一切都是共产党制造的和维护的，只有推倒共产党，只有彻底地变革中国的政治状况，解决掉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人民才可能真正为这个社会解决官倒和腐败的问题，才能为人民自己争来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

记者：您是在“六四”开枪以后走上街头的，那为什么您在“八九民主运动”的初期没有参与进来，而是到了它的后期才参与进来的呢？

辛灏年：这场运动在它的发动期和发展期所带有的改良主义的色彩和改良主义的性质，不符合我的思想，因为我在八十年代初期就对这场改革开放的性质就有了明确的认识。

我在八三年到八四年就研究了世界上所有进行过改革开放的专制政权，最后必然引发革命和走向灭亡的历史。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不可能解决共产党专制统治问题，早已胸有成竹。这一切看法都白纸黑字地记录在我在八五年到八七年所写的三部长篇小说里面。

主持人：辛先生在采访中提到的三部小说，指的是他的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为背景的长篇系列小说《八十年代记事》：“痴汉和他的女人”、“都市的女儿”和“少夫人达琳”。

历史学家辛灏年先生原名高尔品，他曾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的一级作家；他曾发表过三十四篇短篇小说、十六部中篇小说，五部长篇小说，以及多篇文艺理论著作，近三百余万字。从他的作品中，人们会发现他对中共本质的深刻认识由来已久。

长篇小说“少夫人达琳”描写了一个志在改革的中共高级干部家庭，在改革中分崩离析的过程。揭示了为保护其专制权利所进行的改革的必然后果。在小说中，辛先生（即当年的高尔品）通过历史学家郑旭初之口，表明了他对中共改革开放的性质及其结果的深刻认识。

旁白：“不要忘记那个贵族出身的俄国改革家说的话--任何从维护统治本身出发的改革，不过是在预防革命。我们的改革，应该与历史上所有统治者的改革不一样，不是为了维持住政权，而是真正地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只高喊改革，而不真正实行它，人民是要绝望的。我们没有权利让人民绝望。而绝望了的人民，又什么做不出来呢！几乎所有的革命，都发生在改革失败之后……”

辛灏年：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我的思想与中国广大的中下层知识份子一样，对这一场改革开放没有看好。有着许许多多惨痛经历的几代中国知识份子，只要他还没有踏进官场，只要他还没有被共产党的权势和利益所吸引，他都会得出这样一个公正的结论。因为我们的绝大多数知识份子，都了解满清的改革开放，满清的洋务运动，了解它和共产党的改革开放的做法和行为，是完全一样的，其结果也必然是一致的。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当我明确地感觉到，北京的运动在它的早期还具有鲜明的改良主义倾向，并不完全具有纯粹的民主追求的性质，甚至于对共产党还抱着极大的情感和希望，所以我不愿意参加。直到后来，当我看到湖南来的三壮士，在北京用填满了颜料的鸡蛋，砸向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独夫民贼毛泽东的画像的时候，我才真正是心花怒放。可是当我发现他们三个人被广场上的“民主运动”的参加者们，扭送给了共产党的专政机关（后来均被共产党判了重刑）的时候，那一天，我是差一点把家＿的电视机给砸了。当时，我拿起将手中的茶杯就砸向了电视机。这大概已经能够说明我为什么不愿意参加这一场运动。

可是这场运动在它的对抗期，开始改变了我的思想。原因是对抗期的运动，开始改变了自己的性质，抛掉了相当成分的政治改良主义的色彩，抛掉了、或者说是逐步地或迅速地抛掉了对共产党所寄托的“深情厚望”，迅速地表现了人民对于民主变革的追求，并坚定了这种民主变革的追求，明确地萌生了要实现民主变革必须与共产党的专制统治相对抗的思想，开始走上了要反对和解决这个专制统治的道路。

这时候我对这个运动，从思想上到感情上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广东参加完了国际艺术节之后，五月二十三日，我参加了广州一百五十万人大游行。我走上了街头，并走在这个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还发表了演说。我说，“运动发展到这个程度，大家就不要再指望还有什么神仙皇帝来救我们中国人民了，我们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要靠自己救自己……！”没想到我的讲话，引发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和呼声。游行之后，我就发了个电报给安徽省文联的朋友们，我告诉他们，我已经参加了广州的五•二三大游行──一百五十万人的大游行，并且我还在电报的最后写了八个字“民主必胜，专制必败！”

我在安徽省文联作家协会的朋友们，都在传阅着我这份电报。他们知道高尔品，也就是今天的辛灏年，并没有游离在运动之外，那也是我唯一的一次。五月三十号，我回到了合肥。我回信告诉湖北的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不开枪就不是共产党。我知道它会开枪。

六月三号夜＿，共产党果然开了枪。当夜凌晨四点，安徽科技大学的一位共青团的书记带着一些学生来到我家＿，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并告诉我，共产党杀人了，北京镇压了，并将北京学生发往美国的传真，实际是从美国转回的传真，交给我看。我的心里面是说不出来的感觉──痛苦、愤怒、胆怯都有。一个急遽的情况摆在我面前，究竟跟不跟孩子门一起上街去？最后，我终于怀着“胆怯和愤怒”走上了街头，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我已经在合肥的大街上游过一圈了，并喊了口号。当我举起手来喊过“打倒邓小平”“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之后，我真的是什么都不怕了，真的不怕了。因为四十年我从来不敢喊的话，不敢说的话，我喊过了，说过了，所以反而不怕了！

从这一天开始，我全身心地投入了这场运动，直到这场运动被彻底地镇压为止。所以“六四”后，我是被判为“敌我矛盾”的，是属于“暴乱分子”的。

我承认，正是这一场开始我并没有很大兴趣，后来我又非常热衷的运动，在我的背后深深地、狠狠地推了我一把，推动着我，从思想上的认识，走向了在行为上的决裂。我辞掉了所有“被统战”职务。我承认，这场我曾经没有多大兴趣，最后却全身心投入了的运动，使我把自己多年以来已经在研究、并且已经有了研究成果的 “谁是新中国”这个主题，真正地放到了自己良心的前面，下决心不顾一切地将这部著作完成。我承认，八九年的那些学生们和孩子们，深深地、重重地推了我一把，将我推上了一条与中共政权不仅是在思想上，而且是在行为上彻底决裂的不归之路。这就是高尔品变成了辛灏年的原因。

记者：那您认为“六四”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应该反思些什么呢?

辛灏年：我觉得“六四”第一个要反思的，就是要认清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历史。了解一些民主国家的民主运动的历史，并进行比较，找出我们的“六四”为什么会失败的时代原因，政治原因，社会原因和人民自身的原因。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反思。

第二，对“六四”的反思，它更重要地是向我们提出了，对中共这个全方位的专制复辟统治政权，不要存任何希望。谁对它怀抱希望，谁就将遭遇惨痛的失败。

第三，“六四”还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长达半个世纪的愚民教育，对我们这几代中国人是起了可怕作用的。我们在运动中，不论是大的方面和小的方面所犯下的种种的错误，都是与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来，对中国人民在文化思想上的蹂躏所造成的可悲结果分不开的。

这是我们要认真反思的。

第四，要坚定民主追求的勇气，不要为任何的幻想所迷惑。只有坚定不移地、坚韧不拔地追求下去，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心灵、自己的双手、去推动民主变革，去拥抱民主变革的到来，我们才能真正地走向民主。

“六四”的意义在于，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长达半个世纪的专制统治上，所发生的一场极其伟大的民主运动，虽然它的前期具有民主改良的性质，这是其一。

其二，“六四”表明了在中国共产党用革命的名义，欺骗了人民，实现了长达四十年的专制复辟统治之后，人民终于通过八九年春天的的这场运动，认识到了它根本就不是所谓的“革命”，实际上是一场专制的全面倒退，也是全面的复辟。

其三，“六四”的意义还在于，它使人民认识到，依靠或寄希望于专制统治者自身，求它以“自我完善”的手段来解决政治改革，然后再走向民主的道路，是完全走不通的。邓小平在一九七九年，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三中全会之后所推动的这场改革开放，说到底不过是为了“中共长治、人民久安”的一场救共产党统治的政治运作而已。

尼古拉二世的宠臣维特伯爵就曾经说过，“改革是为了预防革命，如果革命不会发生，改革照常进行；如果可能发生革命，改革则必须终止”。八九年的邓小平，就是完全按照尼古拉二世那个宠臣维特伯爵的话，在中国表演了一次沙皇尼古拉二世所早已表演过的，那一场对于改革要求的镇压。改革，真正的政治改革，已成为不可能。期望由共产党来变革自己的政治，并将它推向真正民主改革的轨道，就只能是一场梦幻。

“六四”的第四个意义，也就是它在暴动期所展现的血的风彩告诉我们，我们只能坚定地和这个复辟了专制统治的政权、这个党划开界限，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中国民主变革的大问题。

可以说，在八十年代中共改革开放的岁月＿，一批民间的中国知识份子，一批真正在把心贴在中国民族发展道路上、追求道路上的知识份子，一批真心认为“只有解决了共产党问题才能够振兴中华”的这一批知识份子，他们的远见，在八九年被共产党用铁、血和屠刀证明了，证明了他们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这一批人没有走进共产党，他们在民间推展着对历史的反思，他们在民间推动着人民自身的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评价“六四”的话，那就是八九年春天的中国的伟大的民主运动，终于完成了人民从改良走向革命的一个转换的过程。人民在实际上已经告别了改良，革命已经悄然而至。革命的思想，革命的理想，革命的变革要求；人民对于历史上的重新认知，以及历史赋予一场真正民主革命的激情和希望；就正是在八九年那一声枪响之后，在人民的鲜血横流之际，开始重新为我们的人民自身所认识。“六四”告诉了人民，只有依靠自己，依靠自己对于自己民族、国家前途的革命性追求，我们才能完成真正的振兴中华的伟大目标。

主持人：在中共的血腥镇压下八九民主运动失败了，然而它葬送的不仅仅是抗议者的生命，或是中国的民主前途，更严重的是它扼杀了许多人的良知与道义。“六四” 之后，恐惧使国人保持沉默，利益使一些人选择遗忘，面对不断地迫害与镇压，人们似乎变得越来越冷漠。然而，“六四”的枪声，不但为中共敲响了丧钟，也为国人鸣响了警钟，它使善良的人民不再对专制政权报有任何的幻想。

“六四”是一首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悲歌，今天，当我们再一次吟唱它时，感受到的不再是痛苦与呐喊，而是悲壮与不屈。它就像我们的民族精神一样坚忍不拔，百折不挠，而这正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所在。让“六四”的枪声，成为永远的最后一枪，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旁白：今天我们还活着，因为我们是幸存者，如果还有下一次，也许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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