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成绩单”：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大清洗

计划经济

几乎在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去的同时，党却采用了他的部分计划。1928年，党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目的在于迅速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计划”，或者说政府机关掌握国家全部经济生活的中央计划，成为苏联经济的显著特点。在一个时期内，这一特点在世界各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回顾过去，共产党人等待了十年才实行“计划”经济似乎不可思议。实际上，当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对怎样进行工作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至多只对未来无阶级社会作出一般的描述，而没有对现代工业体系的运作提出特别的指导。恩格斯曾十分清晰地提出过一个重要的建设性的思想。他觉察到，在每个私人企业内部生产是协调的和有秩序的，只是在私人企业之间，资本主义才是混乱的。他注意到，在个别的工厂里，各个部门互相之间并无竞争，所有部门的产量是由管理部门计划和协调的。与此相似，控制许多工厂的大垄断资本或托拉斯，采取一个统一的方针，防止各厂之间的盲目竞争，分配给工厂以明确的定额，安排、协调、稳定每个工厂和每个人的工作。恩格斯注意到，由于大的托拉斯企业的增长，自由竞争涉及的经济领域就不断缩小，而由合理计划管理的经济领域却不断地扩大。根据恩格斯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说法，下一步显然是把国家全部经济生活当作一个有许多部门的单一的工厂，或是有许多成员的一个巨大的垄断组织，处于一体化的、强有力的和有远见的管理之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交战国家的政府实际上就采用了这样的集中管理办法。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信奉社会主义，而是因为在战时，人们愿意放弃通常的自由，一切都要服从于单纯的和无可争论的社会目的——争取胜利。所以“计划社会”首次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还不完善）。在苏联，“计划社会”的思想部分来自恩格斯所阐述过的社会主义学说，部分地来自战争的经验，甚至更多地来自一种不可抗拒的压力，即如何应付在提高国家生产水平中出现的连续而长期的问题。这一切使斯大林和俄国的党逐步地发展了计划经济的思想。

苏联决定在1928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的目的是使国家富强，使它在军事上和工业上自给自足，为一个真正的工人社会奠定基础，并去掉俄国落后的名声，如1929年斯大林在一次演说中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国家正变成金属的国家，汽车化的国家，拖拉机化的国家。当我们使苏联人坐上汽车，使农民坐上拖拉机的时候……我们还要看看，到那时哪些国家可以被‘评定’为落后的国家，哪些国家可以被‘评定’为先进的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在1932年宣布完成，并开始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持续到1937年。由于1941年对德战争，1938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中断了。新的计划到1945年以后才制定。

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的计划都一样）把要完成的经济指标一一开列出来，由一个称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机构管理。在党制定的总政策的范围内，国家计划委员会规定国家将生产的各项物品的数量，国民收入中有多少用于生产投资，有多少用于日用消费品的生产，所有级别的工人应收入的工资数量，以及各种产品应以何种价格进行交换等。由于所有经济决策都由上级决定，这实际上是一种命令经济而非计划经济。在基层，每个工厂如果要在预定期间提供其计划产品数量，则该厂的管理部门就要拟出“生产所需之物”，换句话说，要预算工厂在原料、机器、熟练工人、设备和燃料等方面所需的数量。千百个这样的预算要通过许多级的计划部门上达国家计划委员会。计划委员会从全局出发把各个工厂的预算互相对比，还和其他需要对比后进行平衡，决定应该生产多少钢、煤等，其数量和等级如何；应有多少工人要在技术学校里培训，达到何种特定熟练程度；应制造多少机器；需要多少备件；应装备多少新的货车，有哪些铁路的铁轨需要修理；以及应该在何时何地和给何单位供应钢、煤、技术人员、机器和车辆等。总之，计划由管理机构有意识地进行控制。而在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力和资源的流动是由供求的变动，通过价格、工资水平、利润、利率或租金的变化来调节的。

这个计划系统是非常复杂的。例如，要把一批确定数目的滚珠轴承在确定的时间送到确定的地点，并使轴承和其他物资的数量或等待使用它们的工人数目完全相符，确实是不容易的。有时生产过剩，有时又供不应求，计划在执行过程中要经常修改。难以计数的报告、查对工作和情报交流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管理日常文书工作的人数众多的机关白领工人阶级。五年计划的某些指标完成了，有些超过了，也有一些没有达到。完成指标的评价通常几乎都限于数量，而质量控制往往被忽视。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建设苏联的重工业即基本的生产资料，其目的是在不用外国贷款的情况下进行工业化。①1928年，俄国基本上仍是一个农业国。世界上几乎还未出现过不借助外国资本而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事例。工业革命发源地大不列颠就是最好的例子，就是在这里，18世纪期间也由荷兰人提供了大量资本。此外，一个农业国要工业化，只能从农业中提取资金。因此，在英国，农业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由于圈地、榨取小自耕农以及采用科学的耕作方法，在富裕地主这一新兴阶级资助下，英国既增加了它的食品生产，又促使许多农民到工厂工作。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进行类似的农业革命，不过这是在国家资助下进行的，地主没有从中得到好处。但是，没有人预知农业革命的后果。

农业集体化

按照1929年农业计划建立起来的集体农庄，每个平均有几千英亩土地。这些土地不属于国家财产，而是居住在农庄的全体农民的集体财产。（少数政府经营的集体农庄，作为对其他农庄的示范，也建立起来了。）个体农民把他们私人拥有的田地和牲畜作为加入集体农庄的基金。占有较多田地和牲畜的富农，拒绝把田地和牲畜交给新的集体农庄，因此作为一个阶级被无情地消灭了。从城市来的热情的共产主义工作队使用暴力，贫苦农民攻击富裕农民，成千上万的富农及其家属被杀掉，更多的人被放逐到苏联边远地区的劳动营。自斯托雷平以来，实际上是自19世纪“农奴解放”以来，建立一个财产私有的、雇佣劳工的和“资产阶级化”的农民阶级的趋向一直在进行着，现在突然颠倒过来了。集体化倾向于把农民改造成为一个较接近于马克思学说中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个人没有资本，不雇佣劳工，因而能够更好地适应一个无产阶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大多数苏联人来说，1929年（而不是1917年）是更为伟大的革命年代。

集体化是以农村的阶级战争为代价来完成的，在这场阶级战争中，最有才能的农民被消灭了。同时付出的代价还有大批牲口被毁灭。大农场主宁愿把他们的马、牛、猪和家禽杀掉，也不肯交出去。甚至中农和小农也宰杀牲畜，他们以为牲畜已不再是自己的了，因而不需关心它们。牲畜毁灭性的损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所未预料到的最大的灾难。农业的混乱，造成1932年俄国东南部和乌克兰致命的饥荒，付出了成百万的生命代价。尽管有饥荒，斯大林却拒绝减少粮食和其他食品的出口数额，因为他们需要支付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工业进口的款项。

集体化使以成千英亩为单位的农庄代替了以往的小块田地，这就使资本应用于土地成为可能。过去一般农民太穷，买不起拖拉机，土地也太小和过于分散，不宜使用机器，所以只有极少数的富农曾使用过一些机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各地组建了数千个拖拉机站。各个拖拉机站的所在地区，均有一批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以及农业专家队伍，由地方安排，轮流到各个集体农庄工作。资本的应用提高了农民的人均产量。集体化又使上级机关更容易通过管理手段来控制集体农庄的农业剩余产品（即不为农村本身所消费的产品）。这比从众多的无组织的农民手中收集剩余产品要容易得多。上级分配给每个集体农庄应交付的产品定额，并按定额预先缔结交货合同。集体农庄成员生产的任何产品，其超过交付定额部分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出售。政府同时要了解预计的农产品产量，以便供应城市和不生产口粮地区的农民，或向世界市场输出，以支付从西方输入机器所需的款项。到1939年，除极少数农民外，大都集体化了，但集体化未能使农业增产。新的集体化否定农民作出经济决策的自由，摧毁了对所耕种土地进行改良的积极性，阻止了他们把耕地转移到其继承人。因此，农业一直成为经济中的麻烦环节。但是，由于集体化增加了产业工人的供应，使工业化的成功成为可能。由于农村需要的劳力减少了，从1926年到1939年间，就有2000万农民从农村迁居城市，在新的企业中工作。

工业的发展

当农业基础革命化的时候，工业化在迅速地前进。起初，苏联对资本主义国家有相当大的依赖。从西欧和美国来的工程师和其他技术人员在苏联任职。多数机器最初也是进口的，但是，约在1931年出现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萧条，导致农产品价格灾难性的下跌。如果按苏联主要出口品谷物的折价计算，外国制造的机器价格变得更昂贵了。国际形势又趋于恶化。20世纪30年代，日本和德国日益敌视苏联，并摆出新的军事威胁姿态。1933年实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虽然在某些方面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雄心勃勃，但在缩减进口和争取自给，特别是争取作为军事生产基础的重工业的自给上，却显示出更大的决心。

苏联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十年间工业增长的速度，在西欧国家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大不列颠的工业化是渐进的。德国和美国比较快，在这两个国家中，经过若干个十年，煤和铁的产量各增长一倍。而苏联在1928—1938年十年间，铁和钢的产量却增长三倍，煤增长了两倍半。1938年，苏联成为世界上农用拖拉机和铁路火车头的最大制造者。它的全部工业产量的五分之四都来自头十年建设的工厂。苏联1939年工业的总产量，从数量标准方面来衡量，仅次于美国和德国。

五年计划要求乌拉尔东部的工业有较大的发展，使亚洲腹地的生活首次实现现代化。新的工业城市在古老的土耳其斯坦（分成五个中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西伯利亚崛起。这些新区的开发要求进行运输改革，到1938年，铁路运量比1913年提高了四倍。

这些惊人的发展足以改变世界人民间的相对经济力量。它的重要性在于亚洲内陆首次工业化了。同样重要的是，虽然苏联的对外贸易比俄罗斯帝国少，但它与亚洲邻国的贸易却比旧俄罗斯多，因而与亚洲邻国形成了紧密的新关系。部分由于亚洲的这些发展，1941年与德国交战的俄国已不同于1914年的俄国。乌拉尔和亚洲部分的工业化（加上盟国的许多援助），使苏联在德国占领和破坏了顿河流域的老工业区之后免于被毁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证明能够承担冲击并进行反击。大量增加的工业产品生产，不断地装备红军并使之现代化。

同时，苏联工业化的程度也容易被夸大。因为它的起点低，所以显得成就非凡。但在质量上，按西方的标准，生产水平是低的。许多仓促建成的新工厂质量差，且为迅速的折旧所苦恼。在效率方面，苏联每个雇佣工人的平均产量，一直落后于西方。至于现代化程度，从某些产品的人均产量看，也是落后的。按人均计算，1937年苏联生产的煤、电、棉花、毛织品、皮鞋和肥皂，比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甚至日本都少。钢和铁，苏联也比除日本外的以上任何一国都少。纸的生产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因为纸是用于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中，如书籍、报纸、杂志、学校、通讯、布告、地图、图画、图表、商业、政府的记录、家庭用具和礼品等。1937年美国人均产纸103磅，德国和英国各92磅，法国51磅，日本17磅，而苏联仅有11磅。

五年计划的社会代价和社会成果

俄国的工业化是以人民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它不仅使许多富农丧生，而且还有难以计数的人作为新制度的敌人被送往教养劳动营。为了积累资金和建立重工业，要求全体人民执行一个俭朴的、自我克制的计划，缺乏较好的食品、住宅以及其他本来可以生产的消费品。五年计划要求艰苦的工作和低工资。人民期望着随着基本工业建设的完成，能够得到较好的住宅、较好的食品、较好的衣着和更多的空闲时间。通过宣传，人们的信心是持久的。党员的主要作用之一是向群众解释为什么必须作出牺牲。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生活开始好转，1935年取消了食品配给制，一些轻工业品如盘子和钢笔之类的商品开始出现在苏联的零售商店中。生活标准至少已达到1927年的水平，而且，提高生活水平的前景是光明的。但是，世界又日趋动乱，为了战备，人们又被驱回“希望之乡”的幻想之中。

苏联人在几个五年计划中实现的社会主义，去掉了那种不受限制的自由企业的某些弊病。没有人失业；没有周期性的繁荣和萧条；没有西方工业化初期对女工和童工的虐待；起码也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没有人会活不下去。另一方面，并不存在经济上的平等。的确，马克思主义决不把收入的完全平等作为主要的目标。虽然苏联不像西方那样有一小批非常富裕的人（西方富人的收入来源于财产所有权），但人们收入的差别仍然相当大。政府高级官员、经理、工程师及被赏识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获得最高的报酬。收入高的人能够为本人及子女积蓄一小笔财产。当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不可能获得任何工业资本，即一份股票或其他证券，自然，也不能做股票买卖。

一种特殊的劳动竞赛在进行着。1935年，一位名叫斯达汉诺夫的矿工，由于改进工作方法，大大地提高了煤的日产量，从而也大幅度地提高了工资，因为苏联工人是实行按件计酬的。他的榜样有很大的感染力。全国工人都着手打破各个工种的最高纪录。政府表彰了他们的成就，给优胜者以“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和“劳动英雄”的称号，并宣布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一个新的和较高级的社会主义竞赛”。在美国的劳工界，这种拼命增产的做法叫做“赶快”，而长期以来计件工资是被各国有组织的劳工所诅咒的。苏联的管理人员也没有免除竞赛的压力。一个工厂的经理，如果没有完成计划规定的收入（或利润），或没有完成计划规定的生产定额，不仅会丧失他的职位，而且会丧失他的社会地位甚至生命。

劳工和经理人员的团结一致是用集权主义的代价换取的。政府监督一切。怀疑主义、独立思想，或任何削弱取胜决心的批评，都是没有活动余地的。好像沙皇时代一样，没有专门的许可就不能出国，而这种许可比1914年前要少得多。苏联只有一个党，没有自由工会，没有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充其量只有对宗教的有限的宽容。适应这个体系的某些苏维埃犹太人却发现自己受到较多的宽容，有些人甚至取得了重要岗位。但是多数犹太人仍继续面临着怀疑和不信任，而且在宗教事务上受到困扰。艺术、文学甚至科学都变成了政治宣传的工具。创新性、试验性的作品——以及从事它们的人员——在苏维埃文化生活中消失了。团结一致是理想，正是由于热心追求团结一致，人们害怕和怀疑所有那些可能误入歧途的人。斯大林残酷统治——消灭资产阶级，消灭富农，清党运动，将不满分子判处长期徒刑关入劳动营——的受害者，恐怕很难得出一个精确的数目。但累计起来，在完成各种苏维埃计划这些年中，肯定达到数百万人。

20世纪30年代的清洗审判

1936年，社会主义被断定已在苏联建成，因而颁布了新的宪法。宪法列举的苏联公民权利，不仅有西方民主制的通常的公民自由，而且还有可靠的就业、休息、休假、经济保障和安享晚年等权利。宪法谴责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如上所说，新宪法改组了各苏维埃共和国，承认平等和直接的普选权。1936年的新宪法得到了西方的好评，西方希望俄国革命像从前的革命一样，终将转入比较和平与比较温和的轨道。然而很明显，共产党仍是这个国家唯一的统治集团，斯大林在加紧他的统治，同时党也因内部的纠纷而深受折磨。

本来，在30年代快速的变化中，党的领袖们之间产生分歧的意见是很自然的，但斯大林先发制人地压制了一切异议。早在1933年党就经过一次激烈的清洗，有三分之一的党员被驱逐出党，甚至斯大林的忠诚同事也被他那日益增长的残酷所震惊。谢尔盖•基洛夫是斯大林1909年以来的老朋友和革命同事，列宁格勒党机关的首脑，1930年起即为政治局成员，因被怀疑为不满分子的领头人，于1934年在他的办公室里被暗杀了，现在认为凶手很可能是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斯大林恢复了恐怖，用暗杀去清除他想象的或真正的反对派，成百人被立即处死，开始了30年代非同寻常的“清洗”。

一系列惊人的审判开始了。1936年，16个老布尔什维克被提审。有些人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27年因拥护托洛茨基已被开除出党，在彻底公开认错之后，他们又被重新接纳入党。现在，他们被指控为谋杀基洛夫的罪犯，还密谋要杀害斯大林，并被指控于1932年在托洛茨基的授意下，组织了一个秘密集团，企图瓦解和恐吓中央委员会。在公开的法庭上，被告对所有的指控都供认不讳。所有的被告都责备自己是可耻和有罪的堕落者。结果全部被告都被处决了。1937年在类似审判之后，其他17名老布尔什维克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或被判处长期监禁。1938年一伙“右派分子”被指控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因而被判死刑。几乎在每一案件中，被告都同样招供和自我谴责，法庭完全没有引用可供核实的旁证。这些被告表面上精神十分清醒，也没有遭受肉体损害的迹象，那么，如何在公开的法庭上取得这些供词的呢？这一直使外部世界感到迷惑。据后来证实，心理上的折磨使他们的意志崩溃，威胁他们的家庭（或者允诺赦免他们的家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除了公开审判之外，还有数千人被捕并经过秘密审讯后被处死。1937年在一个秘密军事法庭上，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七名高级将领被指控信奉托洛茨基主义，同德国和日本合谋，因而被枪决。清洗不仅包括党、政府和军队中地位很高的人物，而且涉及到所有这些集团的各级次要人物。后来，据克格勃自己解密，从1930—1953年斯大林逝世，共有3 778 334人因反对国家的“反革命”活动或罪行遭到了审判和判刑，大部分发生于1934—1938年“大恐怖”时期，其中786 098人被处决；数目不明的其他人死于劳动营（这些劳动营后来以“古拉格”著称）。在此后年代中，许多斯大林时代的牺牲者被官方证实无罪并恢复了名誉。

斯大林为了自己的地位，清除掉所有潜在的竞争对手。他处置了使他窘迫的人，因为这些人能回忆起他过去的日子，能作为列宁从前的朋友而引用列宁的话，或者能通过回忆1917年的理想，来贬低1937年的现实。1938年以后，实际上再也没有老布尔什维克留下来。那些年老而仍性情暴躁的职业革命者现在大都去世了。青年的一代是新制度的产物，是在事业上有成就的人，是务实的、建设性的和急躁的“鼓动家”，对斯大林专政表示默许，他们正在管理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