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都周刊报导，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直面厚重艰难的课题。是逃避，还是用力在生命的轨迹里添上厚重的一笔？
台湾女记张平宜选择了后者。张平宜曾是台湾新闻界最出色的记者之一，12年职业生涯中，以作品《台湾艾滋病防治经验》、《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先后获得台湾新闻界最大的奖项“吴舜文新闻奖”和“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
得到两个业内备受肯定的大奖，她认为这已经足以证明自己在新闻领域这个行业没有交白卷了，于是她开始思考：“下一个更大的挑战会在哪里？”那时候她的小儿子刚诞生，她觉得辞职当个全职妈妈，陪伴两个孩子成长，是她人生接下来最重要的挑战和新的阶段。
“要做个好记者可能要六亲不认，常常家里人都被你撇在后面，所以决定回家当全职妈妈，会觉得可以唤醒自己的某一部分，升华一下，从一个记者转型到全职妈妈。”
但在作出抉择前夕，一次在中国四川麻风村的采访经历，改变了她的人生规划。
她接受老天赋予的命运 迎接作为母亲的更大的任务
她为麻风村办起了学校
1999年夏天之前，张平宜尚未意识到麻风村会与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紧密联系。
当时，她是台湾《中国时报》的资深记者，工作稳定；家中有一栋4层楼的依山别墅，并配备佣人，开跑车，爱时髦，生活无忧。
像一些同龄女性一样，随着小儿子的降生，她打算辞职当专职家庭主妇。在辞职前，她安排了最后一次采访任务—跟着国际救援组织到云南、四川一带的麻风村考察，当时她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
我们的采访在张平宜台湾“希望之翼协会”的办公室进行，这是一套三居室的普通公寓，与大部分台湾女人给人的温婉感觉不同的是，张平宜说话声音不仅不嗲，还很大声，隔壁房间都能听得到。回想起十几年前第一次到大营盘的情景，仍然会忍不住大叫，“我上了那个厕所，妈呀，太可怕了！”
那是另一个世界。
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的蔓延，当地政府在大营盘建立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张平宜到来的时候，这里已经遭受麻风病侵蚀半个多世纪。
第一次从台湾深入到大陆偏远底层的农村，穷山恶水，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封闭隔绝的破败景象让她震惊。这些村子极为偏僻，利用自然地形与世隔绝，仍停滞在无水无电、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无家可归的老残病人遭疾病侵袭，有人眼瞎、鼻残、五官严重扭曲变形，有人缺手断脚，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伤口的布烂了，苍蝇在周围围绕，走过的地方都是血痕。
“那里的孩子，他们没有一个穿着像样的衣服，很多人光着身子，身上脏得只能看到两颗眼珠子，眼神空洞”，初到大营盘时，张平宜很疑惑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孩子脸上都长满了一颗颗的痣？直到她走近一看才知道—“天啊！那不是痣，而是一只只苍蝇停在孩子们的脸上。”
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风村、长在麻风村，除了集体户口外，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麻风病人尚有身份和补助，他们的子女却一无所有，麻风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仅是文盲，更是所谓的“幽灵人口”，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宿命，他们走不出麻风村。没办法读书，个别人只好隐瞒身份到外地去上学。
麻风病人没有被安排在疗养院集中治疗，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中与世隔绝。麻风村民只能近亲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没机会受教育。出生、成长、成婚，又有新的孩子源源不绝地出生，一条看不见的线似乎圈着这些被命运诅咒却无辜的脸。
张平宜是个爱哭的人，但她认为自己并非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弱女子，多年从事的记者职业早已让她给自己披上防护衣，但是她哭了。
从人道的立场来看，这件事让她于心不忍。她开始质问自己：“当一个记者，你还能够做什么事情？是回来可以把你看到的实际做一个报道，然后利用小小的人脉，去替他们争取一些社会的舆论吗?”
最初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打算尽一个记者的职责，将看见的事情传播出去。但是,如今回头看,一转身的工夫,她的命运与麻风村已经紧密相连了十年之久。
“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里的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转头离去。”这是张平宜给自己的唯一理由，她没办法做完报道后抽身离去。回到台湾后，大营盘的孩子经常在心里缠绕。“你会觉得你当一个记者究竟在奋斗一些什么，是不是应该做一些事情？”
作为第一个进去大营盘的台湾记者，张平宜担心，以后还会有记者再进去吗？如果自己狠心离去，大营盘那些孩子的情况还要多少年才会被暴露出来？一般人不会有心情去关心并走进麻风病村，也不可能会有人跑去关注这群隐藏在社会最底层的人。
因为那一张张无辜的小脸蛋，张平宜心里很清楚，如果麻风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开始，他们将永无受教育的机会，一辈子都无法走出被人歧视的麻风村。
张平宜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在采访中，她常常提到自己的命运是在被某种力量牵引前进，包括在她即将辞职时对麻风村的采访，“老天爷让我不仅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而是有缘成为300个孩子的妈妈，这是冥冥中老天爷交付给我的命运，在我学习当母亲的过程中的更大任务。”
经过十年的努力，张平宜已经在大营盘建立国内麻风村第一所正规学校，2005年凉山地区的麻风村告别“幽灵村”的历史，在完成一轮户口普查后，大营盘成为正式的行政村。
出身媒体行业，张平宜很懂得使用媒体。“我觉得快速引起地方政府注意的方法就是寻求媒体帮助，因此除了两岸电视媒体、报纸、杂志的专访，我也积极邀请网络媒体到大营盘来采访。”
2005年大营盘小学毕业典礼，张平宜邀请了两岸媒体去采访，台湾和大陆都去了好几家媒体，“‘啪’，把这件事情一报出来，大营盘的户口普查工作就展开了”，张平宜形容当时的媒体效应。
3月中旬，张平宜将再次回到麻风村，她每次回去一般会呆上一个月左右。
那个“很难缠”的台湾女记者
最初的开天辟地是艰难的，因为民间社会的歧视，以及长期的隔离政策和落后的经济措施，导致大营盘与地方社会结构的断裂，麻风村成了一个“刻意被遗忘的黑暗角落”。
凉山大营盘村对她这位来自台北的都会女子来说，真是一个化外之地。但最让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环境的恶劣，而是和当地官员的斡旋，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里，当地官员们认为她大老远地从台湾来到四川凉山，一天到晚在麻风村帮助别人，铁定是为了要投资获利，要不然就是来这儿搞特务工作。
“张小姐很难缠的”，张平宜说当地官员这样评价自己，她甚至被称做“台湾来的女特务”，虽是玩笑之说，但天外来客的尴尬，没少让张平宜吃苦头。
“用他们的想法就会这样解读，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关怀。他们不能理解的是，你张平宜又没有名、又没有利，还拿钱出来，难道这个女人疯了吗？”
她刚到的那几年，由于汉族和彝族的文化差异和冲击，张平宜和官员更是经常起冲突，推展工作处处碰壁。她无法和那些刁难她的官员谈所谓的人道关怀所谓的生命价值，相处过程中却不乏斗智斗勇之处。
为了申请学校用地、经费，最初张平宜对当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06年时，张平宜说自己已经发誓再也不跟官员打交道了。“我咬着牙做就是了，我不想跟他们再去争什么。我们把自己封闭在麻风村里，在自己的学校里，带着孩子成长，孩子们没吃、没穿，我们就自己去找，不再指望当地官员。”
有一次，某个官员在张平宜的办公室里，两个人因为征地事宜而大吵起来，该官员“呸”地一声在校长办公室吐了口痰，张平宜跳起来大声喊道“我们学校不准吐痰”。现在讲起这个细节来，张平宜居然得意地哈哈大笑，“我讨厌那个局长，还把这个细节写进了我的书，这个应该是给他的致命一击，他可糗了”。
“像疯子一样在前方作战”，张平宜这样形容自己在大营盘的经历，“如果我是个男人，早就被赶走了。人家以为你去行善，结果我们要跟他们作战。但我们争的是当地人的利益，结果是选择了跟孩子们一起走这条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们就会回到原点。我觉得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实在的方法。我有时候想想，真没想到我的人生竟然会转去那做这个事。”
“我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当年征战新闻战场的惯病，你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得把选题做回来，我就不可能这样做”，张平宜说，但她还是慢慢学会了更有耐心，留心观察当地的文化，请教当地学者，从学者们对彝族麻风村的田野调查中，考察了疾病之于村落的生活影响，才渐渐地抓住了对凉山的感觉。现在，大营盘小学已经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教学点，老师人数已经有12个，学生30人。
中国有800多个麻风村，光云南就有200多个。之所以选择在大营盘这个地方奋斗，张平宜说，是因为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样板，让后来者比照。
近日，张平宜的新书《台湾娘子上凉山》在台湾出版，她说希望通过这本记录了自己十年凉山经历的书，帮助孩子们把大营盘中学建立起来，“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替他们这样的发声请求”，她说的是跟政府的“最后一搏”。
张平宜会在大营盘呆到什么时候？许多当地人会这样揣测，张平宜说，如果政府或者社会能给麻风村教育更多的资源，让她一手创办的大营盘小学变成公办的学校，三年后她会交棒，“我可以转型，不再是站在一线的执行官，改成给奖学金之类的。很多事情我就不再亲历亲为了，我年纪大了。”
为了募集资金，张平宜在台湾成立了“希望之翼协会”，不定期向社会募捐。目前，在学校的运营上，协会尚能解决资金问题。但如果需要大笔费用，协会会跟其他一些基金会合作，或者向台湾企业家筹集。
“我还没跟大陆企业家募过款，现在我希望是我们的标哥（陈光标）”，说完这个，张平宜又补充说自己是在开玩笑，“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情太小了，他很喜欢彰显他自己，非常高调”，张平宜说自己对陈光标行善的方式倒是没有成见，“我们标哥太可爱了，我觉得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痛快的捐款者”。
她揭开了未曾发现的生命的潜力
在别人眼里，张平宜是一个女强人，她也经常自问：我真的是个女强人吗？
从最初的一个感动，到坚持走了十年，与其说是爱心奉献，张平宜认为不如说是人生要学习的另一门功课。因为任何一种行善，绝对不是一厢情愿，也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一种挑战与行动，更是一种承诺和永续，如果没有超强的意志力，很容易妥协于现实环境而放弃。
她的朋友评价她是个疯狂而执著的女人，她则说自己是个脾气很大的人，以前在报社工作时，她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记者。很多记者喜欢跑比较抢版面的“立法院”政治或财经新闻线，对社会边缘的题目根本不感兴趣。但张平宜从入行开始就在做社会关怀的议题。
“这样的议题很少有编辑会感兴趣，因为没有卖点，但好在我文笔还可以。”张平宜在报社是一个没有专属版面的记者，她的文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版面，可又不隶属于哪一个版。报社的同事早已知道她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记者。
1992年的某一天，张平宜在高雄的精神病院采访精神病患者选举投票，有人过来跟她说，“平宜，你采访艾滋病的报道得了吴舜文新闻奖”。在此之前，张平宜对艾滋病的关注已经有七年了，对于不同的艾滋病群体，艾滋病酒吧，保险套等问题，她都会去观察。
1996年，张平宜获得“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则是对731人体实验部队和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有了长期跟进后，凭报道《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而获奖。
据说，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个获得大奖的张平宜应该是个老头子，他们不会想到，写这种东西的人其实是一个三十岁的女记者。
“我管你有没有版面，我觉得我做的是我自己。所以说大家说我是一个疯狂执著的女人，没错”。疯狂的个性让她在高中时就因为叛逆逃学，在三年内换了三个学校。她的父亲只拜托她能把高中顺利毕业就行，没想到她却顺利的考上了前三志愿的师范大学，跌破了大家眼镜，所有人都惊呼不可思议。
她说，师范大学改变了自己，让她在反叛的个性中，有一个中规中矩的力量拉着她前进。
她在医生丈夫的眼里，原是个又娇生惯养又脾气不好的千金大小姐，除了做记者外什么都不会，也从来都不会做饭，现在却可以在学校给几百个孩子做饭。她先生总是说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她可以吃那么多的苦，并且在环境那么恶劣的地方还能够苦中作乐，看到了她崭新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很支持。
丈夫这样的惊讶，让她相信每个人一定都有很多自己所不了解的潜力。“如果有时候换个环境，也许真的会创造出自己都想象不到的那种潜力呢”，张平宜笑着鼓励记者。
朋友们虽然相信她会做这样的关怀，但在麻风村能够呆上10年，觉得太不像她的个性了。没水，没电，被跳蚤咬，被官员怒骂，这些经历，和他们印象里的张平宜实在不太一样。
采访结束后，她感慨地告诉记者，好多人看到她书封面的照片，都说照片和本人有差异。不是五官上的差别，而是神采，10年后的她，过度的操劳的脸上已浮现了沧桑感。
“所以说嘛，让我过点好过的日子，我也很想悠闲地去喝个下午茶，我的命为什么要这么苦？我还可以继续奉献，但我不见得一定要到第一线去作战。单打独斗的日子我已经过了十年了，我真的觉得我太苦了。”回想那时候一天要跑三个县，然后晒到整个脸都变成黑斑。她笑说，她也很想有充足的时间休息，然后像其他女人一样去做做美容，把脸上的一些斑点去掉。
她形容自己这一辈子的感情跟大营盘是割不下的，因为已经内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会掌控着她的悲欢。接下来，她很希望角色上可以有点改变，她可以跟一般的女人做一样的事。
为了让孩子理解自己，张平宜曾带两个儿子去麻风村，她认为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小儿子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去那里，背了一袋恐龙玩具，教麻风村的孩子认识各种恐龙。现在两个儿子每年都会去做义工，她希望两个儿子能从中学会与人交流，在爱自己的同时也懂得爱别人。
这个内在非常感性，说话和行事却风风火火的女人，在听到中央电视台记者要和她一起从成都一路跟拍到大盘营村，她立马打了回票，旁边的助理不解地问她为什么？她的回答劲爆得让记者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她说：“我才不要，我还要保持我挖鼻孔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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