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平型关战役是阎锡山 非林彪

台湾地区学者1990年以来有关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研究综述

容繿光（台湾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教授）的文章《抗日战役长沙三次大捷之研究》（《近代中国》1990年第77期，1990年6月30日出版）对抗战中三次长沙会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认为三次会战均为大捷，对八年抗战有巨大贡献。与此类似，容繿光的另一篇相似文章《对日抗战“长沙三次大捷”史述》（《近代中国》第83期，1991年6月30日出版）对三次长沙会战敌我战略战术及会战经过进行了的叙述，并对敌败我胜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容繿光的《对日抗战“衡阳血战四十七日”之研究》对衡阳保卫战的经过进行了细致的论述，作者认为战役没有取胜，主要在于兵力绝对优势及战术运用受限制，战略上无罪，而衡阳浴血也迟滞了强大敌军，提升了全国军民同胞的精神战力，不能以一城之得失而匡衡！

李君山在《八百壮士与抗战策略》（《历史月刊》第37期，1991年2月1日出版）一文中，认为1937年10月27日日军攻陷上海后，留在上海的八百壮士成为“上海孤军”，继续抵抗，固守四行仓库，主要是为了国民政府政略的需要，当时的国民政府对日实行双轨政治，交涉抵抗并行，争取国际重视，要求国际组织主持正义，但由于九国公约会议无果而终，中国外交失败，八百壮士退入租界。

李君山《论“八一三”淞沪战役的政略目的》（《近代中国》第102期，1994年8月31日出版）一文几乎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认为国民政府为了达到引起国际注意的政略目的而与日军进行淞沪会战，准备死守上海，希望九国公约会议通过制裁日本的决议，但由于各国的相互推诿而失败。在上海作战的国军虽然英勇，但由于种种原因而使精锐断丧，而其中等待九国公约会议的结果又为军机延误的主要原因。

刘凤秋的《抗战时期的平型关大战》（《历史月刊》第54期，1992年7月1日出版）一文认为中共所谓歼灭日军一个旅团三千余人，是平型关战役中我方各军联合达成的总战果。林彪参与此役，圆满完成了指挥部交付的侧面伏击任务，确有功绩，但据此说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是不合实情的，因为当时阎锡山是战役阶层的指挥官，朱德是战术阶层的指挥官，林彪仅为战斗阶层的指挥官。

刘风翰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的《长城抗战六十周年》（《近代中国》第95期，1993年6月1日出版）叙述了长城抗战的背景、经过，并总结结论八点。

唐德刚在《台儿庄大捷的历史意义》（《传记文学》第62卷第6期，总第373期，1993年6月10日出版）中（作者在1993年4月8日举行的 “纪念台儿庄大捷五十五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台儿庄现场开幕式上的发言）认为，在民族大义之前，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大家都会舍生取义，视死如归，这才是台儿庄大捷的最重要的历史意义。

毕春富的文章《南昌会战中日军使用毒气述评》（《历史月刊》第86期，1995年3月1日出版）认为，从南昌会战全部过程来看，日军使用毒气并不像大多数资料和论著中讲的，是作战失利后的泄愤行为，而是把毒气看作重要的战役突击力量，主动地有计划地使用毒气。国军的作战深受日军毒气袭击的妨障。

傅镜晖《八一四笕桥空战辨讹》（《历史月刊》第91期，1995年8月5日出版）一文认为“八一四笕桥空战”在抗日史上或是空军战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役，但这一役并不是我空军宣称的“六比零”大败日军，而当天的战果为“二比零”，并纠正了各方史料的许多错误记载。

李君山的文章《南京保卫战国府的决策与执行过程》（《历史月刊》第91期，1995年8月5日出版）认为，国民政府对南京保卫战的决策和执行过程是决定南京命运的重要因素，注定了南京保卫战会以悲剧收场。

陈鹏仁（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从日本资料看中共的抗战——以“百团大战”为例》（台湾中华军史学会主办“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一文，以日本资料来验证“百团大战”的真相，借以说明中共所宣传的“百团大战”并非事实。

柯惠玲（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史政员）的文章《从“百团大战”看抗战中期中共军事策略》（台湾中华军史学会主办“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提交论文）将百团大战的发动、进行及结果，放在中共军事政治发展史的角度来观察，希望透过研究抗战中期中共军事发展情况来重新检视“百团大战”的真实面貌。

杨秀然的文章《一页不为人知的中国空军对日大战果》（《传记文学》第80卷第4期，总第479号，2002年4月1日出版）记述了1939年10月 3日，苏联援华空军十二架苏制SB-2中型高速轰炸机奇袭湖北日军汉口机场，使日军近二百架飞机几乎全军覆没的事迹，并认为中国空军此次辉煌战果，破了五项抗战中的战果记录。作者还分析了此次战役鲜为人知的原因。

黄文范的《抗战史上中国空军汉口大捷之役》（《传记文学》第80卷第5期，总第480期，2002年5月1日出版），作者认为，此役是中苏双方联合作战，汉口一役领队为苏方库力申阔上校，国军以及近代史家对“汉口大捷”讳莫如深，主要在于民国三十八年政府迁来台湾后，基于“反共抗俄”国策，对抗战初期的俄援历史，一笔抹杀，而中共方面研究战史，自认抗战是他们领导，对抗战中国民党空军作战，几近只字不提。

萧文的《青史未尽成灰——敬答杨秀然先生》（《传记文学》第80卷第6期，总第481号，2002年6月1日出版）一文又对苏联空军志愿队配备sB3重轰炸机两次执行轰炸日军占领的汉口的轰炸任务进行了详细描述，并对少有人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