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内部电影:镜头尺度让老革命血压升高
几年前,偶然在互联网上看到安东尼奥尼拍于1972年的电影《中国》,觉得又陌生又熟悉。在他的镜头中,北京荒凉破败,像个大村落;北京人土得掉渣,加上那些大标语、政治宣传和政治学习,真是又穷又土又左。
但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首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究其原因,安导作为一名西方游客兼左派,怀着乡愁,用摄影机在中国寻找一个失落的世界。而中国人民瞩目的,正是他的镜头所省略的与他的世界趋同的地方。
不卑不亢的外交与民众的精神溜号
话说1973年秋,北京王府井的西北角,一座崭新的建筑拔地而起(100米的方案被腰斩,只起了50米高),那是北京饭店新东楼。
之所以惊艳,是因为与大跃进时期的北京“十大建筑”不同。它免除了50年代的象征主义和60年代的因陋就简,不夸饰也不寒酸,坦然地展示出功能主义的现代风格,充分体现了那一时期不卑不亢的外交路线。所谓“不卑不亢”,就是与别国周旋时的态度。当时需要周旋的是美欧。在多年不断地痛骂它们后,要亲热得矜持些,就像阿庆嫂对刁德一,不能一变脸像没事人似的。
这种不卑不亢的板框结构风格很快沿长安街蔓延开来,先是国际俱乐部、外交公寓、复兴饭店(后改为燕京饭店)这类涉外建筑,然后是各机关新建的礼堂、办公大楼,一直到家里新打的各类家具,就像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新的事物还有,长安街上开始出现一些塑料玩具一样鲜艳精致的小汽车,混杂在老式汽车的行列里,格外抢眼。
在那段日子里,生活的迹象开始复苏。女孩们仍旧穿着蓝灰绿色的衣服,但下摆却故意露出花棉袄,俗称“双眼皮”。一种叫“粪箕子”的半高跟皮鞋取代了带袢的圆口布鞋。如果进入那一时期的典型家庭,会看到全套自制家具,有木制扶手的沙发、酒柜、五斗橱、大衣柜……都向客人摆出一副不卑不亢的神情。它们的前身大多是公家发的旧家具。还有,在向阳的窗台上,必定摆着一盆叫做“玻璃翠”或蟹爪莲的植物……
运动还在继续,还在杀人,还在整人和挨整,但似乎全民的精神都溜了号,大伙都成了逍遥派。
50年代初婴儿高峰期的一代进入恋爱期,每逢华灯初上,恋人们沿十里长街款款而行(上海叫“轧马路”)。这一浪漫景观大多是因住房紧张造成的。在街上溜达的还有回城探亲的插队知青,他们可没那么气定神闲,天天提心吊胆,既要忍受家人白眼,还要随时应对“小脚侦缉队”带着片儿警上门来查户口。
文艺界西风东渐
一阵看片风刮遍了机关大院。从中央首长到普通工作人员连同家属小孩都在看,上边似乎有意推波助澜,大有与民同乐的意思。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有关于这种场面逼真的再现。
看片的历史是从批判开始的。《武训传》《清宫秘史》《刘少奇访问印尼》《早春二月》《兵临城下》等,每当观众看到入迷,总有画外音大呼革命口号,以提醒你这部电影是供批判用的,就像一些出版物,在封底用小字写着“仅供批判”。不知什么时候,批判片成了参考片,参考片成了内部片,最后成了生活片。
内部片和生活片的范围很宽,从日片到40年代的好莱坞,再到欧洲国家的现代片。最先开始的是一批日本电影,《日本海大海战》《啊海军》《山本五十六》《虎虎虎》……说是批判日本军国主义,但从林立果们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来看,什么“小舰队”“联合舰队”“江田岛精神”,就知道人们一般是从什么角度观看这些电影的。
美国电影,有《春闺泪痕》《鸳梦重温》,一水儿的四字片名,都是港台翻译版。还有什么《女人比男人更凶残》《沉默的人》等,其中镜头的尺度,就是用现在的标准看也很过分。不要说“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革命群众”,就连久经考验的老革命也被弄得血压升高手冰凉。
记得一部恶搞革命的意大利影片《前进,前进》,讲的是处于低潮期的革命党无所事事,陷入无聊内斗和桃色纠纷,小团伙濒于解体。正当此时,发生了严重的官民对立,革命形势一触即发。党人大喜过望,重新收拾家伙踏上了输出革命之途。在齐唱《马赛曲》之后,党首问:“我为什么40岁了还在革命?”接着自问自答:“那是因为到了这个岁数,再改行干别的已经来不及了。”同声翻译的效果很差,黑暗中仍能听到稀稀落落会意的笑声。革命的逻辑在挖苦声中被消解掉了。其实当时中国的问题跟那位意大利党首的问题差不多:是继续革命,还是改行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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