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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作品”背後真实的周扒皮(williamhill官网 )

“周扒皮”的真实故事

 2011-02-28 20:03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5

农民周春富的腰间常年捆着破布条,“从不闲着”,他一辈子最大的努力就是勤俭,勤俭,然后买地。1947年,在土改的暴风骤雨中,这个富户一家之主被划为“地主”,并且死于批斗中。而以周春富为原型塑造的“周扒皮”,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地主”代表。


高玉宝

黄店屯村位于辽东半岛中西部的复县(今瓦房店市)。1947年,黄店屯村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是这年6月,共产党回来,村子“二次解放”了;第二是工作队进村,发动大伙搞土改,“平分了土地”;第三则是,村里的大户——老周家的户主周春富死了。

“老周家也是闯关东过来的。”83岁的黄店屯农民阎振明说。具体哪年哪月从山东迁来的,周家后人也不明晓,周春富的玄外孙孟令骞推测,大概是在清初。

和东北其他地方一样,复县长期地广人稀。清初召民垦荒,一些山东人来到这儿。其中周春富的先祖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开荒、种地、生孩子,一户人就这样繁衍生息下来。周家到了周春富这一辈,并不算富裕,按阎振明的说法,周春富“继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但在周春富看来,那些浮财不过是过眼云烟,只有土地才是结结实实的保障,地里能出一家人的吃喝,子孙也能受益。于是,这个勤俭、精明的农家子弟,开始一点点地攒钱、置地。他的勤俭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

在黄店屯,年长些与周春富有过接触的老人都知道,“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的还是穿的,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周春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抠门。一个流传甚广的细节是,“周家吃剩的粉条用筷子捞出来,放到盖子上晒干了日后吃。”

在周家做过多年长工的王义帧回忆说,周春富“从不闲着”,伙计铡草的时候他帮着续草,他续草铡出的苞米秸长短匀齐,牲口爱吃。“他有个特殊要求,无论是伙计还是儿女媳妇,干活时不准穿红挂绿,穿的好,怕沾灰就不能撒手干了。”

“我在他家要早起。他家人养成了习惯,冬天天没亮点了火油灯,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人家都起来了,你伙计还能赖在被窝里吗,起来没有事提着筐拣狗粪。”2006年,王义帧在跟周春富的玄外孙孟令骞聊天时回忆说。

为了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太姥爷,孟令骞多年来寻访了几十个与周家有交往的人,据他介绍,周家“挣钱了就买地,地多了就雇长工,从三五个到七八个的时候都有。太姥爷和长工一样干活,一大早就赶马车出去,回来挂一胡子霜”。

长工王义帧对周春富买地的嗜好印象深刻:“老头把家,就愿意买地。和人家在地头说话,末了就问,你卖不卖啊?”

周春富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为周家积攒了一大份家业。1947年,也就是土改队来到黄店屯的那一年,这份家业包括240亩土地,还有“四大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

在土改队到黄店屯来之前,周春富对“土改”这个词儿已不陌生。此前一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不过,1946年那次土改跟周春富没太大关系。当时的主要内容是“减租减息”以及分配“敌伪大汉奸”土地给无地和少地农民,周家没土地出租,也没人当汉奸,算不得改革对象。

但周春富的命运却因为一纸通知而发生了彻底改变。这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土地改革会议,之后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东北局发出《东北解放区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辽宁各地党政领导决定,“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彻底解决平分土地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一年12月,中共复县县委抽调上千名干部,组成工作队进村了。

在黄店屯,拥有20多口人,200多亩土地的周家最终被划作了地主。人均10亩地,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算不得突出,但周家除了土地,还有几个坊铺,这在村里是被认为“很有钱”的象征,而“有钱”,则是划分阶级,平分财产的一个前提。周春富费尽心思积攒起的家业,最终成了致命的包袱。

1947年12月的一天,黄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学。“周春富被拎过来,贫下中农代表们控诉完毕之后,上去围攻,打啊踢啊。”阎振明至今还记得当年的场景。

在这样的氛围中,周春富的一些问题,逐渐被“挖掘”出来。一个当年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若干年后回忆:“这地主真太可恨!周家的四个儿媳妇,被他逼着干活!一个月头10天,大儿媳妇做饭,二儿媳妇做菜,第三个儿媳妇当‘后勤部长’,推碾子拉磨什么都干。这10天四儿媳妇可以‘休息’,给孩子缝缝补补做衣服。下一个10天,就按顺序‘轮岗’……对家人他都这么抠,对我们扛大活的长工,你想想得狠到什么地步!”

这种忆苦思甜式的批斗方式甚至一直持续到“文革”。“文革”中,时任革委会主任的孔庆祥找到曾在周家当过长工的孔兆明,要他上台讲讲周春富的问题,对贫下中农进行忆苦思甜。他是当年周家4个长工里年龄最小的一个。

孔兆明上台开始讲周春富如何剥削长工,讲着讲着不自主地说起,老周家伙食不错,“我们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还要好”。干部们一听,急了,赶快拉他下来。

60多年过后,当“阶级斗争”不再流行,周春富的苛刻似乎被逐渐淡忘,而他为人“厚道”的一面也慢慢被追忆起来。曾在周家打过短工的孔宪德说:“农忙的时候,就去帮忙,好吃好喝不说,你还得给我工钱,不给工钱谁给他干?一天的工钱还能买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给你干。”而孔宪德的哥哥孔宪丞在周家做过多年的长工,“一年挣8石粮食,养活全家。”老长工王义帧则说:“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没说过我什么,我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

周春富具体是怎样死的,由于没有正常的法律审判程序,已经找不到档案记载。村里的一些老人说,周春富就是开批斗会时,被活活打死的。

而给周家放过猪的那个小孩,多年后回忆:“周春福(富)是让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会给枪毙了!那天我们家乡人山人海地去看,尤其是老人们都非常高兴。”

周春富的死,在这样的大风潮下,并算不得什么特别突出的事件。但让周春富“扬名”的则是另外一件事情。周春富死后两年,那个曾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参加了军队,在行军打仗的途中,开始动笔根据自己的经历撰写长篇小说。

这个小孩,就是著名的“文盲作家”、“战士作家”高玉宝。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备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高玉宝》在国内外有二十几种版本,仅汉文版印数就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和12种文演唱形式及戏曲书籍,其中尤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深远。

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我在去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我问他,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没吭声,说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他地方就没有。”但真实与否已不重要,这个“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荒唐举动,最终成为了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代名词。

黄店屯93岁的老人高殿荣,至今还住在土改时分给她的周家三间老屋里,她回忆起周春富时,只说了一句:“不是恶人,不霸道。”在传统的乡村道德语境内,“好”和“恶”是最基本的两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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