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国民党的腐败和国民党非因腐败而失败
在中国大陆，指战后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是因腐败而失败，既是胜利者中共的刻意宣传，亦为毫无言论自由的中国大陆民众所接受。因为腐败召人痛恨，因腐败而亡国就更是咎由自取。只是今日的中国大陆人民，不仅已经认识到国民党战后腐败的来由和性质乃与中共完全不同，而且认识到，国民党“非因腐败而失败”。一个最简单的理由就是，自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前后才腐败起来的中国国民党政权，既然短短几年的腐败就能够导致它的失败，那么，不仅在程度上，尤其在时间上，其腐败和腐烂只能使国民党政权望洋兴叹的中共政权，却为何至今仍不见其亡党亡国，甚至一再为海外的某些华人学者们所美言、所亲近呢？21因此，指国民党因腐败而失败，诚不足信。此其一。
其二、战后的国民党日渐腐败了下去，这是事实。但是，战后国民党的腐败，其集中表现和主要表现，乃是通货的急剧膨胀。而通货的急剧膨胀和由通货膨胀所导致的“政权腐败和社会腐败”现象，乃为二次大战各交战国所共有的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但以通货膨胀为主要腐败表现的国民党政权竟失败了，其他国家非但没有失败之虞，却都能在战后的废墟上重建家园，甚至迅速地走向了民主、繁荣和富强。可见，国民党在战后的腐败，亦不是它必然要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如果战后的中华民国也能够象其他国家一样，不再立即经受内战的煎熬和痛苦，不再因内战而加剧经济的恶化，同样能够克服通货膨胀并制止腐败，从而获得战后政治经济的进步和发展，则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失败，也就非为“定数”。
其三、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始于抗战胜利的前夕，发展于战后内战全面爆发之时，加剧在国民党最后失败的时刻。因此，首先是因为战争，才使得中华民国国家经济遭到全面破坏，国力被掏空；同样因为是战争，才使得战时经济出现了“高权力和高集中”现象；还是因为战争，不仅使得人民的生活水准急剧下降，而且使得一部分不法官僚始有可乘之机。据一九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统计，战时中国沿海大城市均被日本占领，因而作为过去重要收入的关税，三年内即损失百分之七十七，盐税减少百分之五十六，抗战时期后方工业的成长率自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五年，虽以百分之二十七的平均增长率得以增长，但一九三七年财政赤字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七，一九四一年赤字已达百分之八十一。军事上，军费的支出占国家财政的比重，从一九三七年的百分之六十六点五，已上升到一九四七年的百分之八十七点三。工业上，仅在“八一三”上海抗战的三个月内，被毁工厂即达二二七零家之多，损失资产八个亿。农业上，据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统计，全国十一亿四千万亩耕地，有六亿亩遭到破坏；全国原有耕牛两千三百万头，战时损失八百万头。犹如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的《大公报》所指出的那样：“就现在这样的农村经济形势看来，再过两代恐怕也无法重建……最终将是农村经济的枯竭和农村的崩溃！这将是敌人投降后的一个最可怕的敌人。”
正是长期战争的破坏，才造成了如下这样一个结局：在抗战结束时，重庆主要日用品的价格已经上升到战前的一七六三倍。后方有些地区，主要消费品价格则上升到三七八三倍。其重要的影响是：“文官于如此情形之下，极难抵御贪污的诱惑，军官要不吃空军飨，也必须作超人的克制。银行的存款簿成了一张废纸，中产阶级已经从中国的社会消失。”22因此为填饱肚子和敛财预后而使官倒滋生，投机成风，国民党政权才迅速地形成了自身的腐败局面。尤其是恰当其时的“胜利接收”，更使一大批“饿极了、谗极了、也贪极了”的官员，犹如饿虎扑食，不择手段。在中国大陆，凡是从中共文革期间走过来的人，只要稍稍回顾一下在文革中挨过整的中共各级官僚，于四人帮垮台后又上台时，所迅速表现出来的极度贪婪景象，便能够领会出其中的“奥妙”来。正是这个奥妙，才揭示出了，前者乃因长期的卫国战争所造成，后者却为中共的内讧、内斗、主要是极权制度所造就。
至于在战争的废墟上又爆发的那一场残酷内战，对于承担了八年全面抗战重任的中华民国政府来说，自然只能带来通货的急剧膨胀，腐败的迅速扩张，和党心民心的日趋涣散罢了。这对于一个刚刚经历了长期外战、又在被迫进行内战的政权来说，腐败虽不是它失败的原因，但腐败却成了它走向失败的必然伙伴。这是任何一家政权在走向失败时都不可避免的。中共官场于八九年前后，特别是八九年后开始的“人人搞钱留后路、个个及时行乐”的腐烂现实，便是它的明证。
其四、在我们阐释了国民党战后腐败的成因，和国民党非因腐败而失败之后，我们就可以再来论及为何国民党腐败就要迅速失败，而共产党千倍万倍的腐败却至今未败的原因了。
首先，国民党及其政权失败的决定性因素，乃是那一场内战本身。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在今日超过千倍、万倍于国民党腐败的中共大陆，如果存在着一支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欲夺取中共政权的强大武装力量，并且正在攻城略地，席卷万里关山，则中共的迅速败亡，怕早已成为“史话”。
其次，一方面要看到国民党于内战中腐败加剧这一事实，一方面则更要看到正是八年抗战所带来的严重战争创伤，才在经济上将国民党政权拖到了面临崩溃的地步，也才导致了通货膨胀及政权腐败状况的出现。加之胜利接收中的腐败行为和接收后在经济政策上的措置不当，以及内战本身对于通货膨胀恶化的强刺激，和共产党在国统区煽动学潮、工潮，用中共今日的话来说，就是到处制造混乱、动乱、暴乱所造成的恶果，这一切加起来，也就普遍地导致了人民对内战中之国民党政权的强烈不满，并由是而加速了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这自然是“非人力、殆天数”的一个结果。而这个“天数”，便是三十八年来从未间断过的外患和内忧对于中华民国政权的交相进攻，以及国际国内形形色色专制势力内外勾结，合纵连横，旨在阻断中国民主进程和颠覆中华民国，所共同造就的一个悲惨历史结局。如果我们再设想一下，抗战胜利后，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发动的那一场残酷内战，中华民国也如同战后的其它国家一样，得以休养生息，一边治理战争所留下来的创伤，一边从事新的和平建设，则纵使腐败一时难靖，亦不至于转瞬即已走向败亡。更何况其民主国体的迅速建设，所必然要造就的民主进步与经济发展，又势必会促使我们的祖国走上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的道路之上呢。这自然不是臆想。因为失败后的中华民国台北政权既已经提供了它的证明，中共大陆政权亦早已从反面提供了它的证据。如前所说，更是一生偏袒中共、一生指斥中国国民党的美国中国问题“权威”费正清先生，在临死前才得出的唯一正确结论。他说：“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国国民党是能够将中国领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去的。”23
兼论 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国民主派知识分子的弱点、错失和教训
在近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艰难反复进程中，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们亦如这个过渡期的中国社会一样，自身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甚至是裂变。他们当中有些人为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有的却在知识文化上乃至修养上，都在为自己进行着艰难的更新；有的因属幼稚，而不能对革命时代的复杂和反复状况深所理解，至于灰心丧气；有的则由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本相未变，而与十九世纪欧洲共产主义思潮一拍即合，从而走上了俄式共产革命和传统农民造反的道路。尤其是在本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即从辛亥之后到中共在大陆复辟专制成功，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恰恰是在这样一个革命与“革命”不分，进步与反动不明，科学与愚昧纠缠，民主与专制从理论到实践都令人真假莫辨的时代，发生了巨大的裂变和重大的分化。由于上述种种的原因，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乃迅速地从传统型知识分子转身一变就成了共产派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先驱，鲁迅、茅盾、郭沫若是他们在文化上的代表，范文澜、翦伯赞等则是他们的继承人。他们全盘否定传统，又全盘接受马列；全面批判祖国正在艰难推进的民主过渡，又肉麻地歌颂新沙皇斯大林的专制俄国。尤其是在二十至四十年代，他们不仅吸引了一批传统型的小知识分子，更吸引了一批失意和失路的知识青年，从而造成了一股强大的“共产派思想文化潮流”，充当了中共在苏俄命令下夺权造反以颠覆中华民国的喉舌，和在思想文化上要绝传统、灭民主、求共产的急先锋，直接为中共于中国大陆复辟专制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虽然曾高喊着民主和自由的口号，以反对正在艰难中推进民主和自由的中华民国，但他们在本质上与实际上，却是一些穿着共产主义思想外衣的、失意和失路的传统型小知识分子，与真正的民主派知识分子绝然无缘。其历史的过失，已经不言而喻。此其一。
其二、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其中亦有一批人由真正的传统派逐步地完成了向民主派知识分子的过渡。五四时期对学生“采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五四时期曾推动了白话文运动和提倡了新思想、新文学的胡适之，以及后来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储安平等，便是他们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先驱者和代表人物。他们大都是在西方留过学的知识分子，既有对民主政治与现代科学的体验，又有学术上的专长。他们的特点乃是毫不含糊地期望中国能够走上与西方一样的民主与科学道路，因而才会不遗余力地与土生土长的共产派知识分子相抗衡；缺点，则是因目睹已经走上了成形和成熟期的西方民主社会，因而又对中华民国向民主的艰难过渡，以及这一过渡的速度、范围和程度，常常怀有不满。犹如今日某些台湾背景的美国华侨，特别是其中的某些学者们，所表现出来的对台湾的不能满足和不断指责一样。虽然出于好心，但是，在形形色色的专制势力亟欲颠覆新国家和新制度的艰难时代，便极有可能因与敌人同唱了一支歌，从而为共产派所利用，所分化，所诱变。其中亦有一些人，因其在西方留学求职的辛酸而终生怀有对西方民主社会的怨怼之心，甚至因此而走上了反对西方民主制度和拥护东方专制制度的道路。这在实际上与把西方看成是天堂的错失乃事同一理。对于没有在西方生活过的人来说，尤其是没有在美国生活过的人来说，是诚难理解透彻的。闻一多由是而从反对现实的“不民主”走上了为中共所利用的不归之路；朱自清则以所谓“不食美国面粉”的叔夷伯齐之风，竟成了中共的战利品和宣传品。
其三、辛亥之后的中国，一方面虽然处在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艰难反复历程中，一方面又因为恶邻苏俄的蓄意颠覆和日本帝国的公然侵略，因而，爱国主义的理念、情操和情绪，便承袭着我们民族最为源远流长的内在凝聚力，使得一批正在思想文化上处于转变期的知识分子，力图超然在党派与政治观念之上，而以“爱国”相号召，相激励。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忠贞激烈的爱国人士，有些人却是不分青红皂白的爱国者。因此，当有人只因奄奄待毙，才以高喊“一致抗日”来谋其一党的生存时，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爱国者们，便立即与之一拍即合，甚至结伴为伍，直至为其奔走呼喊，制造社会对他们的错觉。所谓七君子在上海文化界掀起的“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反政府高潮，不仅为中共所一手策划，并在实际上为中共一党的“救亡图存”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相反，也正是因为知识界的这些爱国者们不解国情，又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蒋介石“不抗日和不抵抗”，才在根本上混淆和颠倒了真假抗日者的界限。
其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转变过程中，还有一批知识分子，因“求仕进”的孽根未除，因而，他们才明为要民主，实为求官做。如若做成了官，便不再骂政府不民主；如若做不成官，便要骂政府是专制和独裁。罗隆基、章伯均之流便是这一派的典型。因此，他们的民主，是要打折扣的；他们心里的民主，无非成了要由他们来“作主”的代名词。由是，他们才会对民主和专制缺少真正的是非之心，也就极容易为中华民国在政治上的敌人所拉拢、所利用、所操纵。罗隆基为做官而退出民社党，并不再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又因未做成官，而立即在政协会议上帮中共横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事实，实在是这样一些所谓民主派知识分子灵魂的活生生写照。至于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内战时期，战争形势利于中共时，就喊“延期召开国大”，战争形势不利于中共时，就喊“和谈”的所谓民主派人士史良等，在实际上早已成为披着民主人士外衣的共产党了。
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国民主派知识分子，于中国由专制向民主之艰难反复的过渡进程中，由于自身亦处在转变期和分化期，因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享受了太多的自由和民主时，非但不知珍惜，甚至反对、谩骂给了他们种种骂政府、骂执政党和骂领袖自由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而当他们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已经完全丧失了上述种种自由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仅一去做人的尊严，甚至甘当专制统治的奴才和帮凶。因早已与毛泽东暗通款曲，并为了与中共演双簧、“要民主”而天天骂国民党、骂蒋介石的梁漱溟，“解放”后连一次“发言”的权力都没有争到，便永不再争了，就更不用说骂。一心一意要做官的罗隆基，“解放”后只做了几天的部长便被打为大右派，遂横遭批斗打击而不能善终。“解放”前时时都敢公开辱骂蒋介石是独夫民贼的郭沫若，“解放”后最大的本事，就是一再地将那个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专制魔王毛泽东歌颂成了他和全中国直至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24至于一生为国民政府所养，晚年乃用着“绍兴师爷”的尖刻文风，天天指骂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先生，日日要追求“下个世纪曙光”、即“共产主义曙光”的鲁迅，则正如文革之后的周扬所为他悲叹的那样：“鲁迅若是死他日”，也只能是“天安门前等杀头。”25
在二十至四十年代，正是这样一些“民主”派知识分子，他们或已成为共产派知识分子；或暗中早已是共产党；或因怀有过激的民主要求，而成了共产党的统战对象。非但怀共坐大，而且拥共作乱。但是，等到真正的专制和独裁已经复辟时，他们有的仅为全一己之身价而助纣为虐，直至成为一批无耻之徒，即今日中国大陆人民口中的“老贼”，如费孝通、周谷城、史良这一伙至死都仍然要“梳妆作秀”，为中共打扮民主的“民主人士”们。这里面固然有时代的重大原因，共产主义思潮的侵扰与欺骗，和处于转变期因思想混乱、时代混乱所造成的个人悲剧，但是，其作为一种弱点、错失和教训，是否也应该使我们新一代知识分子们，能够“悟已往之不谏”，而“知来者之可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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