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劫难 正大光明殿成海淀垃圾总站

秋天早晨的圆明园是晨练老人和流浪猫的天下。一匹杂色的老猫懒洋洋地趴在青砖垛上，守望着在不远处打太极的红衣老太。泛潮的青砖从他们脚下向四面延伸扩展，近看，这些青砖勾勒出一组宏大建筑的基址，远看它们组成一个新鲜完工的广场，只在局部用玻璃罩起两个观察孔。玻璃罩下衰草掩映残石断砖，它们的前身是“含经堂”——以“十全老人”自居的乾隆为自己修建的归政养老之所。这是一组集锦式建筑，书房、寝宫、佛堂、可演升天入地大戏的双层戏台，由宫女太监扮演商家顾客的买卖街，凡乾隆能想到的无所不包。

现在，青砖抹平了一切。

这种粗糙的重建模式正在被复制。尚未对游人开放的圆明园西部景区正在为奥运加班加点。高低错落的遗迹基址用土埋好、垫平，一般高的青砖墩豆腐块一样覆盖其上。文化石包青砖的“夹心桥”取代了原本的石桥。

历经1860年的“火劫”；历经1900年外敌内匪联手砍伐奇珍异木，让清河镇上木材堆积如山的“木劫”；历经从北洋官僚到1950年代十大建筑、 1970年代人防工程的“挖石不倦”；历经1917年到2000年，几辈农民战天斗地、备战备荒的“土劫”，这些建筑基址本是圆明园最后的家底。

为了还它们本来面目，北京市曾花了22年和4.3亿人民币用于圆明园占地单位和居民的搬迁。到2006年5月，除前身为延安保育院的101中学外，13个单位和785户居民离开圆明园。

三百年后，圆明园似乎又回到了它在1707年建园时的起点。只是，在5200亩上风上水的土地上画怎样的图画，今天的建设者并不像三百年前的“样式雷”家族那样成竹在胸。

三百岁，生日不快乐

修什么，甚至修还是不修，如此基础性的问题又回来了。中国该怎么对待圆明园？问题又一次回到了27年前的起点。

10月20日，在“纪念圆明园建园三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谈会上”，94岁的汪之力呼吁尽快恢复圆明园原有的山形水系和植物配置，并按原样重建总体十分之一的建筑物。1950年代，汪之力出任建筑科学研究所首任所长，1980年代牵头起草《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的倡议书》。汪之力强调，恢复山行水系及植物配置，重建十分之一的古建筑，早已写在2000年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文中，规划经北京市政府及国家文物局批准，具有法律效力。比照这份规划，圆明园管理者在过去的7年中不作为。

次日，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孔繁峙接受《北京日报》的采访，解释了何为“重建十分之一的古建筑”，他称10％多指宫门及院墙。“圆明园的性质是遗址，复建是为了明确遗址完整范围。”

照此说法，“重建”工程竟已在悄无声息中接近完成。圆明园管理处新闻发言人宗天亮曾在9月间表示，近年完成的含经堂遗址复建、小卖部、厕所、快餐店、休息点等总建筑面积已近14000平方米，而盛时圆明园的总建筑面积为17万平方米，十分之一的古建即17000平方米。“按照他们的说法，古建就是宫门和厕所！这可能吗？”11月8日，汪之力情绪激动地问记者。

修什么，甚至修还是不修，如此基础性的问题又回来了。中国该怎么对待圆明园？问题又一次回到了27年前的起点处。

27年前，圆明园已经基本从地理上、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张恩荫1955年到北京后一直住在海淀，但一直到1970年代才在别人的指点下知道车窗外荒草和杂树掩映的地方曾经是被“八国联军”一把火烧掉的圆明园。又过了很久，他才知道“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在当时，张恩荫并不是无知的特例。世居中关村而不知道圆明园的大有人在。1980年代，《北京日报》一篇报道圆明园的文章，除标题外，正文提到圆明园的地方都写成了“元明圆”。

当时，不为《北京日报》和张恩荫了解的圆明园是朱世忠们的天下。1918年，朱世忠的父亲朱德印迫于生计，从河北老家投奔看守圆明园的亲娘舅孟老爷，开始看园，后来在舍卫城附近盖了房，开了13亩地。到了1970年代，朱世忠的6个儿女前后在圆明园长大成人，其中4人在园内务农。他们和散布在圆明园的七百多口劳力组成了海淀公社的7个生产队。

几十年间，社员们垦荒种地、填湖植稻，积粪、养鸡养鸭喂猪，开豆腐坊、盖房。圆明园230座山丘里80座被挖过，大部分河湖都成了水田。平整开阔些的土地则被先后入园的大小单位占据。高干子弟学校101中学是第一个。

如今，这番景象已被刷新，但是今作也难称佳构。今天的圆明园已经逐步清理了占地单位，但植物配置、山形水系和建筑仍然凌乱。从圆明园南门进园，人们的第一印象会是出租皇帝服装照相的小摊，第二个印象则是毫无章法的植物群落，种得密不透风。对圆明园山形的批判也很多，说一个个跟馒头一样，以前，圆明园的山虽然不高，但是有各种变化，现在都一样。

在尚未出台整套实施方案的情况下，一些复建工程边考古边进行了，工程质量本身并不让人满意。“瓷砖、一揣就倒的栏杆……什么都有。”圆明园管理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

今天，垂涎圆明园的土地的更多地是经济利益体，在1980年之前，觊觎它的土地的则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国家气象局等单位。当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特意就此事作过批示：不批了，被前人毁掉的东西，今后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可以考虑重建。北京市政府据此作出“圆明园一草一木不准动”的批示。“其实周恩来的意思是，圆明园只拨给101，”一位研究圆明园历史的学者说，“101对圆明园的破坏非常大，它占了绮春园1/3的地，并且不拍照不测量，直接在遗址上建。而且这么多年，还一直向四周扩张。”目前，101中学是圆明园内惟一一个获准暂缓迁出的单位，尽管它的上地新校区早已建好。

101中学的口子一开，市级、区级单位在“文革”前后大量进驻，形成圆明园内一个个割据的独立王国。

1975年的一天，人大清史所教授王道成步行入园，环顾四周，除了农田民房之外什么也看不见；除了蛙声蝉鸣、田间流水的声音，什么也听不到。当时王道成的脑子里就浮现出八个字“故宫禾黍人世沧桑”。

就像淹没在热带密林中的吴哥窟，荒僻群山中的马楚-皮楚一样，当时，圆明园的存在也曾经不为人所知，不同的只是，它就在北京，巨大醒目，人们却视而不见。遮蔽它的不是自然界，而是中国式的时代荒谬。

到1980年，这个国家中终于有人开始试图拯救这片废墟。那一年，园中清帝处理政务的正大光明殿已经成了海淀垃圾总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