亩产十万斤　饿死四万人(图)

民众参观水稻卫星

40年前，即公元1958年9月9日，广西环江县放出了水稻丰产亩产稻谷13万斤的“大卫星”。这颗全国最大的水稻假卫星，在一个正常年景里，给环江县造成巨大灾难，党和政府的威信更是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失。

自1949年末建环江县政权之始，直到1957年底反右，我是环江县的任官，有责任就所亲见、亲闻及30多年来搜集的有关资料，具书陈述，并供后世查寻。

环江县位于广西西北部，总面积4500多平方公里，居住着毛南族、壮族、汉族、苗族、瑶族、仫佬族、水族、侗族等多种民族。山区人民敦厚纯朴。环江是个产粮大县，畜牧业以养牛、养猪为主，农民有圈养黄牛的传统。县内森林资源较为丰富，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只是在放水稻大卫星后两个多月，环江又放出日产钢铁6万吨的大卫星，原始森林遭到严重破坏）。

合作化滋生弊端

土改后，农民分得了土地，生活有所改善，生产积极性很高。1953年开始成立互助组，随即成立合作社，1954年春，全县还只有3个初级农业社。1955年初，上级要求提高合作化的进程，在几个月内，多数农户已加入农业合作社。遵照上级指示，1956年春，全县的初级社又全部合并为高级社，共计有109个。

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实行集体的生产方式和统一的分配制度，这给环江的农民带来许多困难。尤其大石山区，一些居住分散的农户，为了参加集体劳动，五更前便要起床，走两三个小时山路后才能到达劳动地点；下午集体收工后，回到家中已近半夜。全家老少，叫苦不迭。秋后分配也出现诸多问题，一个村屯收获的农产品，其他村屯农民都来参加分配，农产品互相挑来挑去，疲于奔命，偏僻的村屯种出的粮食瓜茶，因路途遥远竟无人收割烂在地里，造成了浪费。有的梯田田块小，集体劳动也极不易，有的人形容一个蚂拐（青蛙）可跳过12条田埂，田块太小，几头牛进去无法耕犁。

不合理的生产方式使农民难以适应，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包产到户、到组，县委遭改组

上述情况反映到环江县委，当时正好又接到上级要求整顿农业合作社的指示，县委决定由我带几个同志下乡调查，其中有农业部长李坚和下南区委书记韦明等几个干部，下到几个经营管理问题较大的大山区乡的高级社调查整顿。

调查回来后，召开了县委会。根据实际情况，县委决定在边远山区实行“水稻三包（包工、包资、包产）到队，到组，到户，超产奖励，旱地零星作物下放到户”的经营管理办法，并在1956年9月12日县委三级干部大会上提出讨论。会后县委还组织部分干部由景阳、希远两个山区社介绍“包产到组到户”和“小作物下放”的经验，总结了山区搞三包到户的优点和好处。1956年11月5日，我就此向宜山地委作了专题书面报告。

我的报告上报地委后，地委以文件的形式批转各县委，并加了按语，要各县参考，同时批复环江县委可以搞试点。最近发表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对万里的访问，万里指出，包产到户救了中国，也救了社会主义。环江县在全国是最先搞三包到户的，却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一方案后来被戴上瓦解农业合作社、破坏集体经济、带头走资本主义的大帽子。提出方案的环江县委被迫改组。原县委四个正副书记，三个划为右派，书记王定划为极右，副书记车丙寅、陈朝群为右派；农村部正副部长谭彦明、李坚划为中右；全县八个区四个区委书记划为右派，一个划为中右，全县干部中有97人打成了右派，66人被划为中右；更多的则被扣上“王定的社会基础”的帽子，被清除回农村管制劳动。

密植夺高产的假戏法

1957年11月，新任县委书记洪华等人清洗了一大批所谓“右派”

分子以后，接着在全县开展大跃进运动，提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的口号。洪华曾宣告要“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他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打“擂台”，誓言要放水稻高产卫星。

为了让环江放出天下最大的水稻高产卫星，经过县、区两级的精心策划，决定选用并蔸的方法。柳州地委（这时环江县已改属柳州地区管辖）领导也特别关照环江的水稻卫星，并为放卫星具体地指出了方向，他们暗示：“……湖北三万斤亩（产）的卫星是把六亩移到一亩里去了。全国卫星没有十万斤（亩）恐怕放不出去的。”

县里根据上面意图，制定了实施方案，派出了县委管农业的副书记季某和农业部副部长覃某、李某等一批人马，于1958年8月22日前后，召开了城管农业社的社队干部会议，8月23日，行动开始。

具体的做法是：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1．13亩试验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来，再犁耙、深耕，将大量各种肥料施入田中，然后耙融耙烂；8月28日至30日内，动员当地社员、县直机关干部和在县里参加集中学习的中小学教师等近千人，从城管大队的南门、北门、地麦、陈茶、良伞，三乐大队的刘家、地理、欧家等生产队的一百多亩中稻籼谷水稻田中，选出长势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将禾苗连根带泥移到试验田中并蔸。由于不分昼夜，那块田的并蔸两天即告完成。其植之密，乃至小孩在禾苗上即使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

在并蔸过程中，为了将禾苗稳住，他们用木桩支撑后再用竹篾片拦腰，将田块分割成五六尺见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便直立在一块一块的格子里。他们还在田头搭棚扎寨，成立现场指挥部，装有电话机，由大队干部日夜看守，派专人护理。移植的禾苗密不通风，他们便用喷雾器改成鼓风机、给禾苗插装竹管，由十多个人轮流鼓风，日夜不停。

按常理，禾苗在收割前是无须施肥的，但是人们不断给这块地的禾苗施肥；在施人畜粪尿时，粪渣子粘在叶片上压了禾苗，人们竟用蚊帐将粪水过滤，再用洒水壶喷洒。

一台密植夺高产的假戏，布置就绪。对此，不少人表露了反感的情绪，但均被压制。

亩产13万斤的“制作”过程

1958年9月初，以洪华为首的环江县委就向柳州地委和自治区党委报了喜，声称要放一颗亩产超10万斤的全国最大的卫星。自治区、柳州地区党委随即发函邀请各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到现场采访报道；还组成检查验收团，成员有党政领导、政协领导，还有广西农学院、广西大学等科研院所的与水稻种植有关的教授、专家。

1958年9月9日上午10时左右，中共环江县委书记洪华，向一名领头开镰的副书记授勋似的授给了系有红绸带的新镰刀，举行了隆重的开镰仪式。开镰仪式共有六千多人参加，包括特邀来的检查验收团成员，来自广西各县每个生产队的参观者、环江县各公社的代表以及奉命到场的当地社员，四百多男女社员参加现场收割。

在收割时，把田头收割下的谷子用一担担箩筐装满，每人一担挑起排成队伍，在县城主要街道游转一圈后，把谷子运到县委大院过秤堆放。在街道上游行时，在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一群群社员遵照指令，将准备好的一担担谷子等游行队伍路过时，就尾随跟上。挑谷游行的队伍人数，一下子便增加了两倍多。

即使如此，恐怕还不能达到预计的产量。在乱哄哄的过秤现场，策划者又施展魔术，指挥过完一次秤的，不倒上谷堆，又挑起谷子回到未过秤的队伍中再次过秤。如此循环往复，过秤的数字便越来越大了。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折腾，县委大院堆满了谷子，统计人员从登记簿累计出数字，这块试验田共1．13亩，当天收割了1．075亩，收到干谷140217．4斤，折合亩产130434．14斤。就这样，一个全区、全国、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水稻亩产最高纪录便魔术般地“创造”出来了。

事后细心的人士作过了解和统计，当天在这块收割的1．075亩稻田里，实收谷子26000多斤，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又挑出了67000多斤谷子参加过秤，另外47217．4斤，则是团团转、重复过秤“创造”的。

策划者要求验收团在验收喜报上签名。大多数成员都把自己的大名列在了参加验收的名单里。

不过，区党委组织部一名副部长陈东没有签名。

第二天，1958年9月10日上午，县委书记洪华为试验田的大“丰收”举行了有中央和区、地各新闻单位16名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这块1．13亩并蔸移植的试验田已收了1．075亩，实收干谷140217．4斤，平均亩产130434．14斤，尚有0．055亩未收，留待以后组织参观。

全国最大的水稻卫星，就这样放出去了。

浮夸骗来荣誉、权位

环江县放出荒谬绝顶的“大卫星”，荣誉也随之而至：环江县成了区内外闻名的红旗县、上游县，县委书记洪华成了英雄。在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洪华除披红挂彩，还领到一面特大红旗。洪华在扛红旗回县里那天，预先动员和策划的欢迎队伍挤满街头，在一片锣鼓和鞭炮声中，洪华被高高抬起，从街头一直抬到县委会。

洪华不断地吹嘘、浮夸、放“卫星”，也一次次得到奖励。有人统计过，在环江县委书记两年多的任期内，洪华共领到过96面红旗。洪华渐渐以党的化身自居，树立他在环江县的绝对权威。在环江县，洪华要去哪里，先必打电话通知当地，要求组织社员夹道欢迎。有一次洪华去山川公社巡视，离公路远的社员晚上便打着火把往公路边赶，有的凌晨两点钟便守候在公路边。全公社18000多人口，这次出动了11000多人，欢迎的队伍有5里之长。

放“卫星”的“功臣”相继得到提拔和重用。洪华后来被提升为中共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

放卫星后的高征购

环江的粮食似乎已堆积成山，无仓可放了。不过，1959年初，县里向上级汇报和向外公布的数字是：1958年全年粮食总产量3．3亿斤；而实际的产量却只有1．05亿斤（就是这个数据，也还含有水份）。

环江粮食“丰收”了，向国家多交征购粮是理所当然的，上级给环江下达了0．71亿斤征购粮任务，是上年（1957年）实际完成任务的4．8倍。这当然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

不能完成征购任务，怎么办？县里便强迫基层干部和农民上交粮食，说是“瞒产私分”。柳州地委在环江县水源公社召开现场会，组织了全地区3340个社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前来参观。他们预先策划和布置了瞒产私分的假现场，证明群众有粮不交，向参观现场会的队干和群众施加压力。这次会议逼出达2．4296亿斤的所谓“后手粮”（即黑粮和瞒产粮）。

结果，各社队仅留的一点口粮和农民家中的存粮都被当作“后手粮”上交外运了。但是，催交征购粮仍没有放松和停止。到1959年春，农民的口粮都无法保证，粮食出现全面紧张，断粮的农户越来越多，四五月间饥荒出现，死人日益增多。这时区党委贯彻落实中央郑州会议精神，给环江批了100万斤统销粮，才使环江人民勉强渡过了1959年上半年的饥荒。

1959年8月庐山会议召开后，全国掀起了反“右倾”和保卫“三面红旗”运动，一场高产浮夸、高指标分配征购任务的狂风吹到环江县，伴随而来的“反瞒产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环江县委书记洪华自告奋勇，争当先锋。

1959年，上级分配给环江县的粮食总产量指标是9．6亿斤，比1958年的3．3亿斤又翻了两番，分配下来的征购任务是贸易粮0．71亿斤（折合原粮便是1亿斤），而当年环江县实际产粮仅为0．828亿斤，将全部粮食上缴也交不出这1亿斤粮食，群众无粮可交。

实在没办法，只得将原来分配的9．6亿斤总产量调整为2．4亿斤总产量上报。按上报的2．4亿斤产量，环江县1959年分得征购任务0．385亿斤贸易粮。洪华为了夺红旗，在当年10月20日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报喜完成了0．388亿斤。环江县倒是又扛回了一面红旗，但实际入库数仅有0．1881亿斤。

虚报的数字，要用实物去兑现，各公社都无法用实物去完成分配的任务，当权者以高压手段强迫农民交出粮食。

追瞒产置人于死地

县里开展反“右倾”、反瞒产的政治斗争：召开大会，发动各公社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后手粮”（即反瞒产）运动。在会议上，由各大队选一个报产量报得多的小队为标兵，要其他小队向他看齐，达不到的便是瞒产私分，就要挨斗受批。他们还要报得多的小队干部去批斗报得少的小队干部。不愿多报的、报不出瞒产私分的人，就要拿去“小劳改”，不给饭吃。

在洪华亲自蹲点的城关公社陈双大队的逼粮会上，连斗带伤加上挨饿，竟死去13人。洪华还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的逃兵，死去几个不要紧。”

逼得走投无路，也有人在会上当众指责洪华放卫星是好大喜功、出风头、吹牛皮。这些人都遭到残酷的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至死。

为了完成上交征购粮任务，环江县委按自治区的布置，将各集体小仓库里的粮食作为征购粮一起并入国家仓库，这样总算完成了征购任务0．3156亿斤。

县里既将群众的口粮，猪、牛牲畜的饲料粮全部并入国家仓库，又实行饿死人也不给开仓的政策，谁若擅自开仓，轻的开除党籍、公职，重的挨批挨斗，甚至被整死。

城关公社塘兰大队党支书崖日坚，不忍让群众活活饿死，开仓库拨了部分粮食给断炊的群众救急。洪华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指着崖的鼻子大骂：“有你崖日坚，就没有我洪华；有我洪华，就没有你崖日坚。”于是这位土改的积极分子、多次的劳动模范、合作化的带头人、公社党委委员、大队支部书记，就被当场宣布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并被罚站到散会。此后又被拉去县里和村里，召开大大小小的斗争会，轮流斗争后还不给饭吃。在一次斗争后，这位身强力壮的三十多岁农村好干部走不到两里路，活活地饿死在回家的路上。

饥饿难以忍受，一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饿死的人纷纷外逃，到贵州、金城江等地讨饭。县委即下令追捕，集中关押进行“教育”。在关押之中，连闷带挤，死去44人。在追捕过程中，水源公社书记韩祖文曾按照洪华指示宣布：“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回来的，就打死算了。”

大饥荒，饿死四五万人

饥荒愈演愈烈。社员家中无炊烟，几个公社的公共食堂都长期停火，最长的达130多天，最短的也有1个月以上。因饥饿造成了各种疾病，浮肿、肝炎、干瘦、妇女子宫脱垂等病人不断增多。

据调查，1959年5月至6月间，环江县的明伦公社病倒1600多人，其中重病1004人，浮肿486人，死亡146人。

在1959年至1960年间，环江县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统计出一个准确数字。我的计算方法是：我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的1954年人口普查时，环江县的人口为15．7万人。当时实行奖励多生育政策，是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到1959年，环江县人口已增长到17万多人；而到1962年，全县统计发布票人数（当时发布票是一人一份的，这个数据比较接近实际人口）是12万人。粗算下来，这段时间人口减少了4万多，占当时人口的四分之一。另据自治区一位领导在1995年春节告诉我，环江县在那一场灾难中死去5万多农民。

据当时调查者不完全的统计，1959年至1960年，城关公社的陈双大队，付点公社的中山大队，驯乐公社的康宁大队等大队的死亡率分别为26％、46．57％、45．5％；水源公社的龙树屯、驯乐公社训林大队岩口屯两个自然村的村民则死光了。据对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人的情况调查，其中饿死的有1500多人，斗争吊打至重伤而死的82人，当场斗死15人，开枪打死5人，全家死绝的有9户。

迫害反映情况的人

面对着不着边际的浮夸和大量死人的严重事实，有良知的人曾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抗争，但在狂热的背景下，抗争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屡遭无情的迫害。

1959年3月，环江县人委干部谭绍儒在刚出现饥荒时，就以环江县城关区公所的名义向中央和报社写信反映饥饿情况。“木薯在环江来说约在1940年引进的，至1954年王定号召推广作养猪的饲料，自古以来人民是没有吃过的，……洪华看待环江人民（连）鸡狗也不如，……现在人民每天吃一斤木薯，吃的木薯还压迫群众讲每天吃两饭一粥，菜是每餐三菜一汤，……请（问）洪华书记，三菜一汤在哪里。请上级党委深入农村调查。

”此信被洪华截获，他指定公安机关拍成照片，在全县范围内查对笔迹，追查写信人，后来查出是谭的笔迹，便下令组织机关干部进行斗争，并在全县轮流批斗。谭后来被开除公职，送回农村监督劳动。

1959年3月，谭绍儒又以“环江县全体农民”的名义，写信给毛泽东，信中写道：“在我们环江县委直接领导下，在实践中，有些是与中央提的不相称的，请派员下来深入调查，针对问题纠正。”“环江亩产十三万（斤）粮食是怎样得来的呢，县委领导把那块田耙好，在禾苗已抽穗勾头谷粒已黄近收时，把禾株全部拔出来云集在那块田里（发动整个的群众来搞），这不是浪费劳动力吗？这样做我认为十三万斤太多（少）了，那块田可堆百多万斤谷子呀”。这封信也成为谭攻击“三面红旗”的罪证。

为了掩盖环江死人的真相，洪华曾对邮电局长下令：“凡是写给上级党委的信，全部扣留，送交县委审查。”

1959年上半年，环江各地开始出现饿死人现象，干部群众议论纷纷。洪华则说：“死几个人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是自然规律。”

1959年下半年，县人委监察室副主任罗杰多次反映明伦公社死人多、饿死路边也无人掩埋的真实情况，结果被扣以“对党不满，是反领导”的罪名，于当年10月被停职反省，管制劳改，在机关反复批斗，每天罚捡三担牛粪。

1960年1月，城关公社副主任莫仁忠下到塘兰大队，见到病人很多，死人现象严重，回来后与医院院长谈论。院长向洪华汇报此事，洪华听后气愤地说：“莫仁忠反映社员没饭吃，病人死得多，真是岂有此理！这个人一向右倾，你们要好好解决他的问题。”结果，莫在反右倾中给戴了顶“右倾分子”的帽子。

有些环江籍部队战士回家探亲，见饿死家人，写信到报社被批回环江调查。结果，有的被开除回家，有的被送去劳改。

设置障碍，调查受阻

后来，自治区还是觉察出环江县大量死人的现象。1960年3月，区党委、地委检查团的一个组来环江县实地调查。

洪华等人如临大敌，想方设法给调查组设置障碍，他们多次组织召开秘密会议，在会上威胁说：“乱反映情况是大是大非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共青团区委干部李月清（现任区老干局副局长）带调查组来到环江后，发现死人严重，想把死人情况向上级反映，电话无法挂通，拍电报电报稿还没发出去，便被扣压下来交到了洪华手中。

洪华指责检查组是“不怀好意”“专找岔子”，还说：“这些人年轻无知，生活在城市里很少下乡，下来后专找死人材料，反右非打成右派不可。

”还指责检查组不向县委汇报就直接报自治区党委；强迫检查组在上报材料中把死人的数字一再改小，死人的原因说成是传染病引起的。改成这样后，才允许向区党委汇报。

在对待敢于向检查组反映情况的干部和群众，洪华等人的态度也很恶劣。腰间常挂有手枪的县委副书记韦某曾说：“你反映（死人）的情况如果真实，坟头在哪里，你敢签名盖章吗？”

这样，检查组的工作困难重重，无法顺利进行。后来由于环江县灾难日趋严重，饿死人无法掩盖，自治区的党政领导亲自下到环江，调查工作才得以进行。

造假者的结局

1960年元月，洪华被提升为中共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3月5日，洪走马上任。

经检查团调查，环江县大量死人是由于饿死的这一事实被认定。6月，洪华被撤职，改任地委财贸部长；1960年冬，在“整风整社”运动中，因在环江县大放卫星、大刮“五风”受到干部群众的揭发批判，洪被揪回环江批斗；1960年3月2日，在环江县干部群众大会上，洪被宣布开除党籍，并逮捕法办；1963年10月31日，洪被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

（原载《南方周末》1998年10月9日第18版，题为“广西环江曾放最大卫星　水稻亩产竟达十三万斤”，作者：王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