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的光明手段 异端份子“被精神病”

精神病是一种精神疾病，本来与政治无关。但是统治者却往往出于政治目的把政治观点和他们不一致的人看做精神不正常的人，也即精神病人。

斯大林因20世纪30年代“大恐怖”时期实行大规模的逮捕、审讯、囚禁和枪杀搞得国内危机四伏，国外声名狼藉，遂把罪责推到暗藏的“人民之敌”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身上，并用双手同样沾满鲜血的贝利亚接替了叶若夫。斯大林还命令叶若夫扮演“自由主义者”的角色，清查制造“大恐怖”的各级“三人小组”(当时由各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三名工作人员组成的小组就可以决定被审查人的生死)的罪恶并惩办相关的责任人，平反一些冤假错案，严格今后的办案程序，以便给人以苏联严格实行法制的印象。

实行法制就意味着苏联当局无法再像30年代那样随意将批评领导和持有不同政见的人逮捕入狱或投入劳改营了。于是把不服当局“管教”而又不具备构成犯国事罪的材料的公民投入精神病院的做法就应运而生。1939年，贝利亚亲自把喀山精神病医院划归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喀山监狱管辖。从此苏联有了第一个监狱精神病院。尽管按照苏联法律，在押的犯人转送精神病院做强制治疗须有法院认定，但据后来的文件披露，关在喀山监狱精神病院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未经法院批准而由强力部门直接送去的。另外，当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文件规定，该监狱囚禁的都是患精神病的“国事(罪)犯”。而刑事罪不是国事罪，由此可以认定所谓犯国事罪的犯人是被当局视做“社会异己分子”和“人民之敌”的人，也即和普通苏联公民不一样的，认识到斯大林的“自由”、“平等”口号的虚伪性，不愿当“螺丝钉”和“驯服工具”的人。

把看着不顺眼的人关进精神病院，对于当局是一件既维护了法制体面，又体现了人道主义，还免除了内务部门的侦讯之苦和司法部门的斟酌刑期之劳的大好事。于是这种做法就从斯大林时代延续到了赫鲁晓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安德罗波夫时代……所以后来在列宁格勒、加里宁格勒等地也开设了一些监狱精神病院，或在普通的精神病院里分设了专属强力部门管辖的科室，以满足当局日益增长的收押异己分子、维持稳定统治的需求。而在领导苏联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并正在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领袖们看来，判定异见分子是精神病的理由如同赫鲁晓夫说过的那样极其简单：“只有精神病人才怀疑苏联光明美好的前途。”

在以精神病为名惩治异见分子的事业中，苏联的内务部、克格勃等强力部门起了重要的作用。很多“精神病人”都有难忘的体会。

若列斯·梅德韦杰夫是著名的苏联生物学家。他生于1925年，参加过卫国战争，是“解冻时期”成长起来的优秀科学家。还在20世纪60年代，他的《蛋白质的合成与个体发生问题》、《生长过程的分子遗传学机理》、《李森科沉浮记》等书就已经被译成英文在西方出版，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1970年5月29日(星期五)夜晚，一组警察来到他家，要带他去市精神病院做“鉴定”和“住院观察”，被梅德韦杰夫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当时正好在场的梅德韦杰夫的同事们纷纷谴责警察的违法行为。为首的民警少校粗暴地回答：“我们是强力部门的，你们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去。”说完，当着梅德韦杰夫妻子和子女的面就给他戴上手铐，送进了卡卢加市精神病院。

5月31日，强力部门把若列斯·梅德韦杰夫关进精神病院的暴行激怒了一大批社会知名人士，他们是：苏联科学院院士阿斯塔乌罗夫、恩格尔噶尔特，著名作家特瓦尔多夫斯基、田德里亚科夫等。他们致电卡卢加市精神病院的总医师利夫希茨，抗议对若列斯实行强制治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苏联科学界、思想界和国际社会为若列斯·梅德韦杰夫获得自由做了巨大努力。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分别给勃列日涅夫写信。萨哈罗夫在信中说：“若列斯·梅德韦杰夫是遗传学家兼政论作家，他是一个具有出色的、灵活而精确的思维的人，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这样优秀的人竟然被说成是“精神病人”，那么“若列斯·梅德韦杰夫的遭遇明天就会成为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遭遇。”“这种没脸说出真实原因却毫无根据地变着法惩治人的做法正在成为时髦。”这些话道出了笼罩着苏联的“被精神病”恐怖。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若列斯·梅德韦杰夫于6月17日被从精神病院里放了出来。

如果说梅德韦杰夫的活动涉及到政治和国际问题，那么，一些平民百姓也就只是因为个人私事而发发牢骚罢了。但即使这样他们也逃不脱强力部门鹰犬的魔爪。例如，一个名叫谢罗夫的人在街头贴了这样一份用打字机打的征婚小广告：“同志们，在民主德国征婚广告是可以在报纸上刊登的。亏了有这种广告，在民主德国25岁以上的男女只有3%没有结婚，而苏联却是18%。苏联宪法保障发表的自由，可苏联并没有发表的自由，所以报纸不刊登征婚广告。所以我只好把我的征婚广告贴在电线杆上和院墙上了。”很快，警察来到他的工作单位，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

因为苏联公民维权意识不断增强，正直的公民和精神病医生们的努力抗争，1970年以后有关苏联利用精神病院迫害异见人士的消息渐渐被透露到国外，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连“文革”中的中国报刊也曾谴责过苏联政府用精神病院镇压苏联人民的罪行。1977年于檀香山召开的世界精神病学大会在审阅了专案组提交的关于苏联精神病治疗领域受害者与施害者的材料并认定其真实可信后，通过了谴责苏联出于政治目的滥用精神病治疗手段和药物的决议。大会还停止了苏联神经病学家与精神病学家协会在世界精神病学组织中的活动。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苏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民众的自我意识觉醒了，社会变得开放了，许多禁忌被解除了。关于苏联利用精神病院迫害政治异见人士的信息被大量揭露出来。出于政治目的利用精神病治疗手段和药物的做法似有收敛，但事情远没有结束，因为许多当年穿白大褂的罪犯并没有得到惩处，政治强权也依然存在。据俄国媒体最近的报道，在地方上投诉精神病医生的案子中有16%是涉及动用精神病医疗手段压制异议人士的。这说明精神病恐怖的阴影还在游荡，只是游荡的范围缩小了而已。

或许，政治家们应当多一些宽容，即使你非常正确，代表了民众的绝大多数，反对你的只是一小撮人。伟大的苏联作家高尔基和扎米亚金都曾自称为“异端”、“异教徒”，他们都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历史是由异教徒推动的。”想一想吧，当初苏联当局如果听得进梅德韦杰夫关于苏联科学的意见、格里格连科关于警惕新的个人迷信的意见和苏军撤出捷克斯洛伐克的意见、谢罗夫关于发表自由的意见，苏联还会解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