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新中国》上卷 第五章第一节

2011-01-25 21:49 作者:辛灏年

第五章　革命与复辟的持续较量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发展

北伐打倒军阀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国民革命十七年护国护法反复辟的胜利；东北易帜，标志着中华民国终于获得了初步的和平与统一。当是之时，中华民国理应迎来一个民主建国的大好历史时期，但是，一因她外有两个恶邻：一个自拟定“东方路线”为始，即决策了要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的阴谋，并且诱逼不成，便颠覆为继；一个因阻挠中国北伐不成，破坏中国统一不果，乃决策“先吞满蒙、再谋中原”的侵略政策。二因她内有两个宿敌：一是在苏俄直接指使下从叛乱走向叛国的中共；二是连续发动了大规模叛乱的新旧军阀。由是，革命与复辟的较量并未因北京政府和吴、孙、张等大军阀的垮台而轻落帏幕，相反，恰恰因为两家恶邻的欺我，害我，因为残余军阀势力的迭呈反叛和中共的持恒叛乱叛国，而再现革命与复辟的持续较量状态。这一持续较量，虽然本质与前者无二，但在表现上，则由显性过渡为隐性。由于中华民国的再生，民主革命的再胜，袁、张的公然复辟帝制固已为历史所不许，即便是北洋军阀式的假共和真复辟，也早已为国人所看穿，因而军阀残余势力才不仅要顶着中华民国的名号，更要顶着中国国民党的声望，以行叛乱之实。中共则在苏俄的直接指挥下，并在发动共产革命的旗号下，不仅以中国国民党为 “敌党”，更以中华民国为“敌国”，务求颠覆中华民国直至作成俄国的附庸而后甘。因此，荡平前者，便为“护法”的继续；围剿后者，则为继续“护国”所必须。只是因为这一番继续“护法和护国”的斗争，特别是反对中共的叛乱和叛国，乃是一场革命与以“革命名义下的复辟”所进行的残酷较量，从而才迷惑了不少 “错把复辟当革命”的善良民众，少数激进的或有野心的民主派知识分子，一批失意和失路的知识青年，和土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农民，特别是农村中的“流氓无产者们”。然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却正是在这一持续的较量中，并在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历史条件下，外抗恶邻谋我，内除国贼叛我，坚定地遵循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继军政而训政，决心捍卫北伐成果；矢志推进民主化进程，于训政期间筹备宪政；努力进行民生建设，积极从事全面抗战的准备。委曲求全，忍辱含垢，竟在此一艰难时世之下，创造了民主建国的巨大成就，甚至博得了“十年黄金时代”的美称。

一　荡平新旧军阀叛乱是“护法”的继续

第一、新旧军阀叛乱的内在情由

首先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便是中国同盟会 —— 中国国民党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推倒了袁、张的公然复辟，击败了北洋军阀的长期混战与统治，已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革命政党，我们同样不能说，它的每一个组成者，每一个领导成员，都一定是一个民主革命家，都是一个坚定而又彻底的民主革命派。既然绝对的纯洁本来就不存在，那么，随着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和失败，高潮与低潮的不等与不同，加之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又交相并作或交相一体，其革命队伍、尤其是领导集团自身发生分化，分裂，甚至党争，也就史所不鲜。同时，革命成功以后，为旧有的专制权力意识所影响的某些民主革命家们，有的自然会为争名夺势，而使自己丧尽一个民主革命家的风采；有的则为争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不惜背叛民主革命本身。这既是世界民主革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也是一九一二年以后，国民党 —— 这个在辛亥之后以统一战线形式组成的政党，所难以避免的问题。辛亥前，因谋炸清摄政王而名享天下的革命英雄汪精卫，盖因“夸夫死权”，不仅成为孙后国民党党争的党内祸源，而且成为一期北伐胜利后分裂国民革命阵营的党中祸首，和中华民国统一之后参加并利用新旧军阀大规模叛乱的罪魁之一。尤其是后来他为了做 “第一把手”而堕落成为一个卖国汉奸的事实，更证明了这个认知的正确。01

其次，再生的中华民国南京政权，虽是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的一个直接成果，但它的和平统一，却是统一战线的一个间接产物，即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又是以和平手段而获得的统一。因为，在北伐军中，原就有一些旧军人和旧军阀，他们有的是因为略知共和而参加了北伐，甚至成为北伐的功臣，如李宗仁、白崇禧等；有的则因北伐的节节胜利和即将告成，才投机国民革命而参加了北伐，如冯玉祥和阎锡山等。他们既深受辛亥之后十数年军阀混战的影响，甚至亦是参加者之一，又因积习难改，一旦野心膨胀，或私欲不能达到满足，便动辄称叛，从而成为中华民国爆发内乱和内战的祸胎。由李宗仁所挑起的桂乱，和由阎、冯为主体，联合李、白等其它新旧大小军阀共同反叛的中原大战，实为中华民国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与恶果。再就是北伐的成功和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的再生，曾迫使一批地方封建军事势力附庸中华民国政权。因子承父业而成为东北王的张学良，固然因“易帜”而成为中华民国东三省最高军、政长官，但是，政权既是张姓的政权，军队也是张姓的军队，为时为势所迫，愿意归附中华民国，他便是中央政府的封疆大吏；为时为势所诱，一旦不愿意服从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他便是有钱、有枪、有人、有政权、有黎民百姓的封建王国。张学良如此，四川的刘湘、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广东的陈济棠，新疆的盛世才，陕西的杨虎城以及一切大大小小的地方封建军事势力莫不如是。因此和平统一与以“和平手段得来的统一”，便不能完全划上等号。其于前者虽是国家之喜，皆大欢喜；于后者，则可能埋伏着朝附夕叛的危机。李、冯、阎大规模叛乱失败后，相继而起的粤变，闽变，两广六一事变，直至西安事变，前三者虽然被及时荡平，但由旧军人、旧军阀出身的张学良与杨虎城，于中共唆使下所发动的阴谋武装政变，却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无穷尽的后患。至于在一九四五 —— 一九四九年的内战中，国民党军队的叛将们基本上全是军阀遗孽的事实，就更是证明了这个危机的严重性（参见上卷第七章注九）。

第二、新旧军阀叛乱的外在原因

因新旧军阀有如是的内在情由，因而，当统一后的中华民国，为了国家的和平与建设，而理应实行“军队国家化”，并实行“裁减军员与削减军费”之时，盖因新旧军阀“拥兵自重和拥兵割据”的私利受到损害，反叛便次第发生了。
　　
中华民国意在军队国家化和削减军队及军费的决策，无疑十分正确。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召开的“国军编遣会议”也是相当及时的。这是因为，北伐完成之际，国民革命军实际已扩充至八十四个军，三百个师，兵员总数超过二百二十万人。东北、四川、云南等地方军队尚未包括在内。彼时国家年度收入总额为四忆五千万圆，但须逐年偿还满清和军阀政府留下的外债一亿圆，实际可资用者大约三亿五千万圆，但其中八成以上需用于军费。诚如蒋介石在国军编遣会议上所言：“军费占了全国收入的十分之八以上，那国家是一定要破产的。如果到了十分之九，这个国家就象灭亡了一样了……现在我们军费的总数已经占了十分之八了；我们国家就是不能建设，经济亦没有一点基础，民生问题无法解决……我们把国家支出最多一部分解决下来，国家经济才可以稳定；经济稳定之后，政治和社会才可以上轨道。”02
　　
由是，蒋介石才在“国军编遣会议”上用六十年前日本军人“倒幕还政、化藩归统”而致国家强大的历史事实，03 号召中国军人学习日本军人的“废藩”之举，裁撤冗军，削减军费，拥护军队国家化，并且剀切陈词曰：“编遣会议是救中国的一个会议，也是救我们个人的一个会议。我们的使命是要共同救中国，共同建设新中国，共同地行使中华民国的一切权力，并不象从前的把戏，专集中权力在一个人手中……照现代国家的通则把军队集中到中央来，由中央统一管理，并不是谁集谁的权，也不是谁来统一谁，是我们大家在中央联合起来……我们不想实现三民主义，把中国做成一个现代式的国家，那就罢了，如果要实行三民主义，要做成一个现代式的国家，就非首先造成一个健全稳固的中央政府不可。而要造成一个健全稳固的中央政府，就得把构成现代国家条件的军队，首先集中起来、统一起来才有办法……十七年纷乱如丝的军事现象，应该完全革新，即一切附两于军事恶制之旧观念，旧习惯，亦必加以根本之扫除……”04
　　
诚然，就历史的教训而言，将彼时在相当程度上分属于个人的军队转换成国家的军队，归中央统一指挥和节制，不仅是现代，即便是在古代，也是建国立基的应有之为。唐代藩镇割据的结果，便是安史之乱的爆发与唐王朝的衰亡。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本，便是借“废藩倒幕”而达成了“王政复古”的成功。辛亥之后，正因为袁世凯拥有兵权，才织就了他一心要做中华帝国皇帝的复辟之梦。袁死后，之所以能够绵延十余年的混战和混乱，说到底，还是因为大军阀要以武力来复辟专制和统一中国，小军阀要以枪杆子实现割据以自保。因此，退一万步说，即仅仅是为了看取前车之鉴，不再重蹈军阀混战的局面，也同样必须“削藩”。
　　
一九二九年元月二十五日“国军编遣会议”闭幕并作出了决定：一、全国划分为六个编遣区。二、全国保留陆军兵力为步兵六十五个师，骑兵八个旅，炮兵十六个团，工兵八个团，合计员额八十万。三、军费不超过国家总收入百分之四十。同时撤销原各集团军。
　　
一九二九年三月，中国国民党“三大”议决并通过“国军最高统帅权完全属于国民政府”，将军队国家化正式纳入国家体制建设之中。
　　
然而，如前所说，当时的军队虽然统称为国民革命军，但在各军将领中，军阀的派别仍多有承袭，而裁军便是要削减各派和各地军阀所掌握的兵力，也就是在削弱他们的军事势力。所以，在他们对于国家统一的理念尚未成熟之时，其积习和野心，便可能促使他们不会安安份份地接受“国军编遣会议”的决定。历史的事实正是如此。

第三、新旧军阀叛乱的发起、经过、规模和失败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李宗仁公然违反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关于不得以政治分会名义任免该特定区域内之人员”的规定，和“国军编遣会议期间，非编遣会议之命令不得擅自调动军队”的决定，竟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的名义，免去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职务，05 同时派第五十二师师长叶琪与第十五师师长夏威率军进攻长沙，在“护党救国”的旗号下策成“湘案”，从而诱发了桂系军阀反叛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内战，首倡乱国之祸。
　　
一九二九年三月，因表示拥护国民政府“讨桂”而重被任命为第四师师长的张发奎，突然拒赴陇海铁路监防冯军异动，通电“拥汪”，要求改组党务，并率军南下湖南，计划进攻广东，欲于广州另立中央。国民政府遂免张职，同时命四川及湖南军队堵张回粤，张遂败。06
　　
一九二九年四月，冯玉祥于“讨桂”未了之际已迫不及待地打出“护党救国”旗号，在开封召开师以上军官会议，并将散布在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六省数千公里战线的军队集中西撤，沿途破坏信阳关等地的铁桥与武胜关隧道，欲以重兵压迫阎锡山一道反叛。决意“如阎不从则先打阎；如阎从便先打蒋，后打阎。”时因桂系反叛败局已定，冯玉祥虽一边通电“讨伐”桂系，一边命令韩复渠迅速向武汉推进。只因为没有料到韩复渠和石友三竟于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二日通电维持和平、拥护中央，第二天又两次通电拥蒋，方使冯玉祥第一次“反叛未成败先成”。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广西省主席俞作柏和师长李明瑞与张发奎串通一气背叛中央，宣告独立。国民政府乃命陈济棠讨伐。因桂军将领杨腾辉反戈服从中央，叛变遂败。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宋哲元、石敬亭等二十七名西北军部将，在冯授意下 联名反抗中央，07 明申反对“编遣国军”，公然反蒋以压阎。但因阎锡山仍不表示公开反叛，加之冯部将孙良诚不服从代冯为总司令的宋哲元指挥，一气之下竟将部队后撤，造成全线混乱，西北军遂不战而败。冯的第二次叛乱，又为“出师未战而先败”。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张发奎再一次于广西恭城通电，自称“护党救国军第八路军”总司令，声言要攻取广东。广西省主席吕焕炎及李宗仁残部竞相从之。国民政府乃命何应钦为广西行营主任，于是年十二月将叛乱削平。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原驻安徽的石友三，自封“护党救国军第五路军”总司令，拒绝协防广东，谋图袭击南京。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五日，重被起用并受命对冯叛军作战的唐生智，08 拒绝南下断叛将张发奎后路，于郑州通电称叛，自称“护党救国军第四路军”总司令，以响应石友三，同时标举“拥汪联张”口号，企图沿平汉路南下夺取武汉，后兵败于河南大雪之中。
　　
一九三零年一月，阎锡山因自虑“国军编遣”即“削藩”，其必不能免，再加上各地叛乱已导致其野心勃发，乃决心联合冯玉祥数十万人马与李宗仁四万残兵共同反叛。是年三月二日，阎通电逼蒋与其一道下野；四月一日，阎自任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正式发动军事叛乱。七月十三日，阎锡山联合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和西北军初成协议，于北京怀仁堂成立“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并发表声明，以所谓“护党救国”名义联合反蒋。八月四日，汪精卫因阎锡山邀请并许以总揽党务，遂于两日内与阎会谈六次，达成协议。一九三零年八月七日，“扩大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正式成立大会，任命中央常委和各部部长，图以“扩大会议”取代南京国民党中央，另组国民政府。九月九日，于叛乱败北的狼狈时刻，竟于北平成立“国民政府”，推要做“九五之尊”的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09 汪精卫等伪国府委员并宣誓就职。九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张学良发表“和平罢兵”通电后，10 阎锡山因败局已定，乃发表“退避三舍”通电，然后，遣散汪精卫等中央扩大会议成员。是年十月八日，冯、阎见面，共决下野。叛乱历经六个月而彻底败亡。

第四、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决心荡平新旧军阀的大规模叛乱

中华民国政府、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对新旧军阀的叛乱一有认识，二为力阻，三是荡平。其实，中华民国始获统一时即施以“国军编遣”的重大决策，其中很大的原因，便是为了预防割据和混战的可能重演。及至李宗仁为始作乱者，其后大小军阀俱闻硝烟而动心之时，蒋虽痛感“军阀习惯成性，除不胜除，余乃为内外夹攻之人”，但他仍坚定地认为：“如此投机反动军队不灭，国家何能统一？”11 在叛乱走向高潮之际，曾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谈话称：“以前，有谓唐生智反复成性，终必背叛，劝余勿加重用者；余绝不怀疑，始终欲引导其如革命之正轨。今竟如此，余实有愧！但此亦非绝对意外之事，或竟可认为革命进行中必须经过之程序；尤其是革命将近成功之时，假革命与反革命者常自取淘汰。故为革命者，对于此等叛变，不但不必悲观，竟可认为乐观也……”12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九日，蒋又在《告全国将士电》中极有信心地昭告曰：“当陈炯明叛变时（一九二二年），仅余中山舰……今日革命环境之顺利，远过于昔日；革命势力之雄厚，远甚于当年。……中正不仅具消灭叛逆之决心，且深信有消弥叛变之把握。望我将士明是非，别顺逆，切勿蔽于谣言而堕奸计。”而当李、冯、阎三家大军阀拾各家残余，终于挑起大规模武装叛乱时，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本人曾连续发表了《为讨冯、阎告将士》、《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文》等一批文告，极为深刻和明确地指出：“阎逆锡山，冯逆玉祥，存封建之心理，具军阀之积习，深恐统一将不利于其割据之心，和平将消弥其作乱之机会，故处心积虑，必欲破坏统一而后已，必欲扰乱而后快。”同时极有信心地宣称：“此役为封建军阀最后之挣扎，亦即革命战争最后之一幕。”
　　
出于上述正确而且深刻的认识，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不仅对一九二九年三月至一九三零年十月间的一些小型叛变，采取及时劝阻和只在劝而难阻之时，才采取坚决扑灭的方针，而且，特别对以李、冯、阎三家大军阀为代表的连续性和大规模叛乱，曾一再力劝力阻，并且同样只在劝阻无效之时，才施以大规模的军事征剿，以坚决荡平之。
　　
一九二九年二至三月，李宗仁策成湘案，是为公开叛变的先声。三月九日，蒋曾亲自致书李宗仁，劝其赴京“开诚相商”，以弭其事。因李拒绝，蒋再于三月二十一日发表《宣告湘事真相》，指责李于“编遣会议”之后，“未及数旬，即擅自调动军队，扰乱湘、赣，又复擅自任免湖南省政府主席及全部委员，是违背五中全会关于政治分会之规定，以破坏政治之统一”。三月二十五日方下令“讨桂”。三月二十七日发表《讨逆时告将士文》，痛斥桂系军阀“盘据两广两湖之地，把持两广两湖之财政，劫持两广两湖之军队以自私，其割据行为已非一日……”特别申明“讨桂”的目的，乃在“讨伐反抗中央之叛逆，以保障国家之统一”。中华民国政府及蒋介石本人“讨桂”战令既下，乃根据桂系军队据两广两湖直至河南河北之一字长蛇阵的特点，首先一举解决平、津两地的桂系驻军，然后合围广西。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蒋亲赴九江督师，叛将何健立即向中央投诚。四月五日讨逆军收复武汉，桂系胡宗督、陶钧、夏威三人即联名通电下野，李、白乃逃广西与黄绍悖打起 “护党救国军”旗号，由李亲任总司令，进攻广东。蒋乃急令广东陈济棠、陈铭枢迎敌。六月二日讨逆军克广西梧州，李、白、黄通电下野，讨桂战争胜利结束，广西复为中华民国政府所统一。此其一。
　　
其二、面对冯玉祥三次称叛，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曾一再地苦心劝阻。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因冯一意孤行，自称“护党救国军西北总司令”，蒋乃最后致电冯称：“护党救国军西北总司令电已出，于公为作乱，于私为背信。兄不惜自隳革命之历史与人格，至此已极……但追念往昔之友谊，自咎规之未周，惋疚交萦，觉尤有不能已于言者，爰作最后之忠告，尤异能得全始终也……”
　　
一九三零年春，蒋因阎、冯叛乱之心已张，乃于二月九日，二月二十一日，二月二十二日，二月二十六日一再致电阎锡山，劝之曰：“今日中国危险已达极矣，救国之事与祸国之罪，皆由我两人实负其责……”针对阎使用公开逼自己与他一同下野的“招数”，蒋则凛然驳曰：“权力自当牺牲，义务不容委御。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若因反动者谋叛不已，而轻弃党、国付与之重任，以张若辈之气焰，是乃奖乱助争，与礼让为国者，适得其反……”而当阎、冯、李等大举叛乱信号已彰，劝无可劝、阻无可阻之时，一九三零年五月十一日，中华民国政府讨伐阎、冯、李联合叛乱的战争遂正式打响。蒋不畏生死，亲赴归德督战，虽几陷于敌手，13 仍坚持亲自指挥，并在七月中旬由津浦线开始反攻，于八月上旬击退叛军于陇海一线。八月十五日政府军克济南，叛军乃溃不成军。九月六日政府军发动对叛军冯玉祥部的总攻。九月十八日张学良眼见叛军大势已去，乃发表“和平罢兵”通电，阎、冯亦因最后绝望而通电下野。依叛促叛，于北平刚刚乱哄哄唱罢的汪氏“中央扩大会议”，和阎氏的“国民政府”，亦不过旬日便自崩自垮。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为保卫国家的统一与和平而荡平新旧军阀叛乱的战争，终于胜利告悖。但是，兵连祸结六个月的中原大战，叛军动员六十万，政府军动员一百万，叛军死伤二十万，政府军死伤九万余，代价实在不可谓不大。

第五、荡平新旧军阀叛乱的意义

中华民国政府平定新旧军阀叛乱的战争，一是避免了国家的再一次分裂、混乱与混战，在相当程度上巩固和保卫了中华民国及其统一，深具继续“护国”成功的意义。二是有力地巩固了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的伟大成果，从而保卫了中华民国的共和国统，深具“护法”成功的历史意义。三是于“日患共乱”的艰难时势之下开始了民主建国的进程，从而为未来的那一场全面抗战直至最后胜利，奠定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基础。如果说，中国未亡于日本，是因为中华民国首先未亡于新旧军阀的叛乱，反之，一个分裂、混战和混乱的中国又焉能不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