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府抗战首道命令：故宫国宝万里大迁移(williamhill官网 )

2011-01-15 17:12

那志良先生用《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一书，披露了这段传奇般的历史。

1933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华北形势告急，故宫博物院决定将馆藏精品转移，以避战火浩劫。自此之后的十五年中，近百万件故宫文物历尽艰辛坎坷，行程数万公里，由北京经上海、南京辗转运抵四川、贵州，至抗战结束后，陆续运回南京，堪称世界文物保护史上的奇迹。参与南迁工作的第一代故宫人那志良先生用《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一书，披露了这段传奇般的历史。

故宫文物南迁令第一页

国宝紧急装箱中

国宝紧急装箱

1931年9月，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大家明白了日本的野心是想先占领东北，再向南侵，平津一带如果发生了战事，故宫里这些国宝，将十分危险。当局认为必要时，应当把这些文物迁运到安全地带，现在就应当准备，早装箱。

起先我们的打算是，买那种装纸烟的旧木箱就可以了；棉花可用黑棉花，就是那些旧棉衣、棉被拆下来的，再经弹过一次的棉花。同仁没有装过箱，万一装得不好，运出去后都打碎了，如何交代﹖决定找那些古玩行里专装出口文物的工人来装，比较放心。

谁知这些想法都有问题。首先，那些装香烟的旧箱木料很薄，文物装进之后，总是晃动，颇有危险。其次，旧棉花已没有弹性，而且装的时候，棉絮满处乱飞，味道难闻。一位同事告诉大家，这叫“回笼棉花”，是用穿过的棉衣、不用的垫子，甚至婴孩尿垫，再经弹过，人家只能用它做垫子，我们怎能拿来包宝贝﹖第三，那些请来的装箱工人，到此摆着专家的姿态，拿很高的工资，时常用教训的口吻和我们谈话。

院长听从了大家的意见，叫我们把那旧箱用来装书籍、档案，并规定新箱的尺寸，一律定为长三尺，高宽各一尺五寸。棉花改用新棉，装箱工人也一律辞退，改由自己装箱。

我们装箱有一套特别的办法，主要是一个“紧”字，我们看过以前江西景德镇进呈的瓷器，他们用木桶装运，把10个碗用草把它们扎紧，成为一个整体，一点也不摇动，放在桶里，每束之间，又用谷壳把它们隔开，塞紧，使它们毫不松动，运到北平去的瓷器，没有破碎的。他们并不用棉花，都有这种成绩，我们为什么不能﹖我们把每件瓷器，用棉花隔开，分别包扎起来，再入箱中塞紧，是不会破碎的。

1933年2月5日晚间，北平全城戒严。故宫博物院的13491箱文物从神武门广场出发，由几十辆板车轮流运往火车站。军队全城护送，沿途军警林立，板车在熟悉的街道上行驶，街上空无一人，除了车子疾驰的辘辘声之外，听不到一点别的声音，使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危机中神秘出发

大家连夜静静工作，把全部箱子装上两列火车，黎明时分开车南下。一路只在添煤、添水时停车。出发的时候，并没有确定这些国宝运往哪里，两天后，载运古物的列车到了浦口，停在靠边的轨道上，军队守卫列车，一直守了一个月。最后决定，由水路把这批国宝运往上海，在上海存放了近4年。在这个时期，南京扩建朝天宫以贮存这批国宝。

1936年底，朝天宫扩建工作完成，工作小组也就留在南京办公，还计划举行展览会。但抗日战争在1937年7月爆发了。7月29日日军占领北平，这时南京也有危险。中国政府迁往长江上游的重庆，并下令撤退古物。同时撤运所有的古物根本不可能。工作人员分为三队。他们要尽快分途离开南京，到达目的地后，静候战争结束。第一队经长沙运往贵州，第二队取水路沿长江西进抵汉口，第三路北上到宝鸡。

我随同第一队出发，本来这队的80箱古物决定由船和卡车运往1000公里外的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但由于长沙被日军轰炸，不久又接到命令要运往贵州。随着日军的不断进攻，原定的藏宝地也变得不保险了，国宝最终的安身之所也在不断变化。随着日军进逼，第二队又从汉口到达陪都重庆。1939年春，日机轰炸重庆，几乎炸中这批国宝。古物箱又再次装船，这一队再向长江上游西行500公里到乐山去。他们到达宜宾还没有问题，可是在那里又需另找交通工具。船只难找，而且光是把古物从原来的船上卸下再装上另外的船只，就花了近两个月之久，结果9月中旬才到达乐山。

最后一批7000多箱由吴玉璋和另外二人负责。他们设法在日军进行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之前一个星期搭火车离开南京。

1937年12月13日皇军进入南京,大屠杀随后展开 . . .

芦沟桥事变爆发 日军直指北京

大雪中翻越秦岭

80多箱古物运到贵州后，我又北上支援其他队，参与了国宝从宝鸡到四川的运输，那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这段路程要借汽车装运，一辆车只能装20多箱，我们有7000多箱，需要300多辆汽车，在那时期这是个难题。好在西安行营在那时统治管理所有陕甘军公商车，他们答应把文物的运输，列在军运之内，不怕没有车了。

当时起运的时间选得实在不好，那一段运输要翻过秦岭，正值冬天，山上时常下雪，路陡山滑，有些危险，而且公路正在翻修，随处堆有石子，行车不便。初运的几批，倒也顺利，到第四批车时便发生了问题。

第四批车开出时，已经落雪了，雪越来越大，他们在途中一个小村庄停下来吃午餐时，听说前面的山已经塌方了，普通的车辆还可以勉强通过，运古物的车子，怎敢冒险前进﹖于是停了一天不敢前进。岂知雪越发地大了，有几尺的深度，车道被雪盖住，也看不出路径来了。

这个小村庄，只有一个卖面的小饭铺，大家本来认为是一天的路程，所以没有携带食物，只有去吃面，小饭铺哪里供得起这许多人，大家将有断炊之虞了。他们托经过的商车带回信息，设法救济他们。

我得到消息，赶快叫人去买大批食物，准备自己运了去。吴玉璋告诉我：“你去不得，这是一件危险的事，况且，这里不能没有人主持一切，我去”我说：“谁去都有危险，我怎能叫你冒这危险﹖”他坚持要去，行营的杨崇耀副官也说：“我也去，我陪你去”

我们想找辆车运送人和食物前去，但这些等着装运文物的司机没有一个人肯去，大家都认为是一件极危险的事，无论费了多少唇舌，答应了多大的报酬，总是没有人肯去。最后还是一个年轻人答应，到今天我还记得，他开的是一部红车，车号是1407。

有了充足的给养，第四批车队也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回来后他们讲起危险的经历，大家都是不寒而栗：车开出不久，就看到山上山下，一片白色，路被雪盖满了，找不出车迹，车子摇摇晃晃，盲目地走，不是碰到一块大石，就是陷入一个深坑，深恐滑入山涧里去。不但司机的两只眼瞪得圆圆的，注视前方，吴、杨两位先生也时刻提醒司机，哪里有深坑，哪里有块大石。总算是托天之福，平安地到达目的地，司机所穿厚厚的衣服，一半已被汗水湿透了。以后的雪，仍是时时在落，车子总是在轮胎上挂着铁链行驶。

我自己也曾经两次押运国宝去四川，经过五丁关时，车子要在山上盘旋而进，我坐的是末一个车子，看到前面的车子在山上盘旋，好像是满山的汽车，非常壮观。走到明月峡时，一旁是高山，一旁是悬崖，古松连绵，甚是好看，押运古物，虽是苦事，也有它的乐趣。

只到1938年4月10日，历时48天，我们把全部文物7000多箱，分别运到汉中与褒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国宝在转运途中

经历轰炸与翻车

十几年的颠沛流离中，常常危机四伏。文物运到峨眉后，大家安定下来，有时不免回忆起往事来。那一批最珍贵的80箱文物运到长沙不久，长沙火车站就被日军轰炸了。那天旁边的旅馆中，正有人办喜事，不但新娘新郎都遇了难，所有贺客，也一同被炸死了。那里负责人庄尚严先生可慌了，长沙被炸，岳麓山边的湖南大学也不保，我们的最重要文物藏在那里，岂不危险﹖大家赶快请示办法，后来决定以贵阳为目的地。大家想尽了办法，才找到几部车子，大半是南京逃出来的公共汽车。

走了不到一个星期，湖南大学果然被炸了，原存文物箱件的那个图书馆已被炸平了。爱晚亭附近，日军丢了炸弹，还用机枪扫射人民，那里也死了不少人。我想，如果我不是调到西北来，在那里经办开山洞、建房屋的工作，我的性命也是难保的。

听说宝鸡也被炸了，那里开掘了两个准备存放文物的窑洞，后来由于文物决定运往峨眉，西安行营接管了窑洞，用来贮藏军火。后来由于轰炸中受了震动，窑洞坍塌，埋葬了不少的军火。那时，我们若真的不入川，必有不少文物会被埋了。

南迁过程中，我还翻过两次车，但都没遇到什么危险，而运送文物的车子只翻过一次车。那是新绥汽车公司载运文物的车辆，走到绵阳附近的一个桥上，就翻到河里去了。

那时正在修桥，在桥旁搭了一座便桥通行，搭得不高，勉强通车，司机不慎，车子翻下桥去了。押运员赶快打电报到成都报告，那时我正在成都，赶快商请新绥公司派了一辆卡车，由我坐，赶到现场去救急。绵阳距成都不太远，不久我们就赶到现场，有许多军警及闲人正围在那里看。

我看了看，告诉那些帮忙照应的人说：这些箱子外面的编号，都是“文字若干号”，说明这是我们文献馆的文物，都是些档案图书之类的东西，并不怕摔。车子虽是翻到河里，这里却没有水，若再往前走一点路，翻到河水中，那就损失大了。这个便桥不高，箱子受的震动不大，也没有什么损坏。有人说：“古物有灵，炸不到，摔不碎，是真的吗﹖”

国宝到达重庆渡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