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矛盾与管理机制

中国官方《瞭望新闻周刊》日前发表社论指出，在中国当前社会矛盾凸显的转型时期，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将决定中国今后的发展前景。导致中国社会矛盾的根源何在？政府的管理体制又在其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本台记者何平就此邀请山东大学管理学院退休教授孙文广与旅美中国学者何清涟女士进行讨论。

记者：“中国官方的《瞭望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社论，特别提到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由于教育医疗、住房、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征地拆迁、收入分配与生态环境等等热点领域不断积攒的矛盾引发目前群体性事件和恶性极端事件的发生。特别是在另一方面消极腐败现象和犯罪活动的日趋增加也是目前社会机遇和矛盾相互交织的一个明显的特征。那么我想首先请问孙文广教授，您怎么样看待目前中国社会整体状况的发展？”

孙文广教授：“社会发展来看的话恶性事件不断地发生，这些现象的所以产生是因为这个社会上经济的发展贫富不均，官员有特权，民间产生了有的仇富、有的仇官和不满，这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存在的。但是对中国这个社会现状来讲有它特殊的情况。它没有一个民意表达的正常渠道。在民主国家我可以通过投票来表达我的意向，我对这个官员不满，我下次不选他。但现在中国没有，中国实行一党专政多少年以来积累了很多问题。官员专权、霸道，他根本不管民意是如何反应的根本不讲民意。在中央的这些领导人，谁去做民意调查？他们的支持度有多少？他们的满意度是多少？这样我觉得是一个社会矛盾的积累真是可以用暴力非理性的方式表达出来。中国解决这个社会问题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政治体制。”

记者：“刚才孙教授特别提到目前中国社会的发展尤其特有的一些机制，所以何清涟女士，您怎么样看待中国现行的管理体制在当今社会中发生的作用？”

何清涟女士：“这篇文章谈到进行源头治理。问题的源头实际上就是在政府。因为政府多年来财政收入主要是凭借公共产权。公共产权其中最大的一块儿就是资源，资源的主体又是土地和矿产。那么我们看一下现在每年十多万起的这种群体性反抗主要的几类：征地、拆迁、污染都是和政府行为有关。所以，源头治理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为，首先要把政府从经济领域内撤出来。因为中国政府现在最大的问题它是以人民的名义掌握所有的公共产权，因此，它是资源的分配者，同时它又是管理者。政府又还有好多部门直接参与经济运作。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像民主国家那些政府只是一个裁断者，像这个土地财政，一直政府凭借这个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在财政中间占60%以上。有的甚至最高达80%。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但是在土地增值部分得到的收益最少，政府拿去了很多。我讲的还只是一部分收入分配不均。所以，我个人觉得《瞭望新闻周刊》发多了这种言论，最好是把问题落到实处。就是先找出问题的真正源头是什么。如果是政府那就改革政府。”

记者：“最近几年中国社会由征地拆迁、劳资矛盾和就业压力形成的一些社会矛盾日渐突出。那么从《瞭望新闻周刊》发表的这篇社论来讲，它也提到由于目前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方法的陈旧，在执法无力或暴力执法，行政不作为等等的这样一些弊端面前，中国社会目前的状态的转型也确实遇到了它特有的困难。孙文广教授，您怎样看待官方的社会管理机制对于解决现在目前的矛盾主要的瓶颈在哪里？”

孙文广教授：“我觉得社会管理体制现在主要的问题还是一党垄断或者讲一党专政。比如说去强征土地。那么现在受害方，被强制拆迁的这些居民，他觉得你这些方案不合法、不公平、到哪里去讲理呢？法院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检察院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它是一家子的事儿了。最后，你就是告到哪里也告不下来。如果说司法是独立的，而法院可以给它解决矛盾，报纸可以给他伸张正义。那么现在不行。要真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的话，那么表达人民意志的不但是一个党，可以两个党，而且还有工会、农会，各种各样的专业协会都可以保障他们的权益。现在都是共产党。明显的人权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表达权、一个是组织权、结社权，它现在没有。在这个社会最后就有些矛盾一直延续下去，不会解决。”

记者：“那么何清涟女士，您怎么样看待一个正常的社会管理机制对于中国今后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社会发展的影响呢？

何清涟女士：“是政府愿意从管理型转化为服务型呢？还是坚持原来的管理型不变？这才是实质问题。中国这个强权管理型政府，它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资源消耗器。从 2003年开始，整个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GDP的1/4。到了2009年就变成了32.3% 。其中维稳费用已经接近军费。那么维稳费用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管理社会矛盾，但是这些社会矛盾又是由谁造成的？是政府制造出来的。所以，政府制造出来矛盾，然后又用纳税人的钱去消灭这些矛盾，或者是压抑这些矛盾。而且它把所有的人民的正当利益诉求都当做是社会对立面、不安定因素，最后只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越维稳越不稳。孙文广教授已经讲过了，中国真正的问题在于一党独大。其实我可能要用一个词，就是一党独裁。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权集于一党，互相支撑、互相利用。根本不能起到监督作用。所以我觉得中国问题是很多。但是先需要认识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