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四日，辛丑年腊月二十九，除夕，晴。
农民都休息了，但是城市离不开运粪工，这光荣的历史使命自然就落在五类分子身上了。一早起床，在生产队的食堂领取一碗红苕稀饭，倒进肚子，舔净碗中的剩余价值，然后拉着借来的粪车，向市区进发。拉架架车，我已是老驾驶员了，但是这运粪的行当却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青羊宫大门左侧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公厕，这是我早已熟知的，所以就十分自信地直奔目的地。停下车，打开粪桶盖，抄起粪当（长柄的舀粪工具）开始灌装了。不多一时，粪桶装满，盖好桶盖，准备打道回府。
突然一声巨喝好象从地下冒出来：“逮到偷粪的！”我惊呆了。三个青年农民包围着我，厉声质问：“你是哪个公社的？”“苏波公社。”“哪个喊你来偷粪的？”“我不晓得，我想到是公共厕所。”“这里是分给我们保和公社的，你们的（舀粪地点）在祠堂街。”
我把粪车退到粪坑边上，拔下粪桶尾部的木塞，一阵“咚、咚、咚、咚”响过之后，我拉起空粪车就走。可是这时却身不由己了，三个人像押解囚犯似的把我带走。大约半个小时后，到了他们生产队的一个院子里。
“罗队长，逮到一个偷粪的。这个龟儿子奸得很，把粪又放回茅厕里去了。”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预设的陷阱：如果逮到“偷粪者”，就迫使其“义务劳动”，把一车粪运送到他们的生产队。我居然把粪桶放空了，怎能不激起他们的怒火！那罗队长威严地命令：“把车给他砸了”！这不是要我的命嘛！我急忙低三下四地哀告：“我是在外地读书的学生，放寒假回家，今天第一次出来拉粪，不懂规矩，请罗队长原谅。”“锣队长，还鼓队长呢！给老子跪倒！”
看来，粪车可能是躲过了厄运。于是，我便在天井里直挺挺地跪了下来。虽然是艳阳高照，我毕竟只穿了两件单衣一条单裤。这数九寒天，跪在冰冷的泥地上，艳阳的暖意一丝也感受不到。随着太阳的移动，我投在地面的影子逐渐缩短，达到极限值后，又逐渐延长。我的双膝不再感到疼痛，整个下肢几乎失去了知觉。
忽然，响起了一阵鞭炮声，原来，罗队长家里准备吃“团年饭”了。大约三点钟左右，满面红光的罗队长回来了。一口浓痰夹带着浓厚的酒味，射到我的面部，紧接着一声“特赦令”：“给老子爬！”我挣扎着站了起来，问了进城的路，拉起劫后余生的粪车，摇摇晃晃地起步了。走出大门之后，才敢揩拭罗队长喷在我脸上的秽物。
我记得将军衙门附近有一个公共厕所，找起来并不费劲。我在那里灌满粪桶，拉着满载的粪车，出通惠门，沿城墙边，经十二桥，穿青羊正街，过青羊宫门前，来在送仙桥。当年这里有一座石拱桥，是我归途的必经之桥。
已是薄暮时分，十一个小时前吃的一碗红苕稀饭早已消耗得无踪无影。我在桥头休息了几分钟，便沿着二十多度的坡度向桥顶冲击。一步，一步，一步，距顶点只有三步之遥了，可是，极度的疲劳和极度的饥饿使我崩溃了。虚汗涌出，眼前火花闪灼，粪车停了下来。我搜刮出最后一点生命之火，尽力使之不要倒退。一旦顺坡下滑，必将是罕见的交通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正当我已经完全绝望的时候，忽然感觉粪车又在向前行进。啊，有人帮忙推车！车到桥顶，我却控制不住下行之势。下桥后，又向前冲了二、三十米，才停了下来。回头往桥上，却不见人影。在这关键时刻，是什么人不顾粪车之污秽，帮我一把，救我一命？我却不得而知！好人哪，愿你一生平安！我也暗自立誓：要帮助需要帮助者。我挣扎着拉车前进，过了光华村。还剩下最后几里路，已是精疲力竭。
在这除夕之夜，公路上除我之外还能有谁呢？！我把车停在路边，解下拉车用的袢绳，抄近路回到生产队，到了食堂。呀！感谢炊事员，因发现我拉粪未归，竟然还在等着我去领取晚餐。午餐和晚餐并用，胃里有了一点充实感。
把一车粪卸进生产队的粪池时，已接近午夜。这一天的经历折腾得我毫无睡意。干脆，我也来“守岁”吧，拉起粪车，去完成正月初一的那车任务。又走到将军衙门公共厕所，装满粪车。回程时，再次通过青羊宫拱桥，我不禁又回想起那未曾谋面、也永不知名的恩公。
出城不久，天光大亮。啊，正月初一，新年大吉！太阳冉冉升起，照耀着我的“阳文八字”，在前面抛下长长的阴影。
补白：田栋云将军是原国民党政府交警总队的总队长，少将军衔。共军入川后，田仍率部与之激战，后向云南方向败退，不知所终。田是四川筠连县人，有一姐，嫁与高县天星桥的书生王二先生。王二家境富裕，既未当过官，更从未作恶。1950年，田氏已年过古稀，由于夫家是地主，更由于弟弟与中共持枪对抗结下冤仇，他们便将一腔毒怨发在这个风烛残年的老妇人身上，定其为恶霸地主婆，决定将她弄出来祭旗，枪毙。但是并不就地枪决，而是先将田氏弄回娘家筠连，美其名曰教育群众，实则借此羞辱田氏一族。田姐年事既高，又是小脚，根本无法长途行路。那时既无公路，又无汽车，他们就用一个竹箩筐将田姐装在里面，叫人抬着，边走边打锣，吆喝着游街示众。当地只有抬动物才用箩筐，所以有骂人的歇后语“狗坐箩筐——不受人抬举”。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就这样被从天星桥抬到筠连县的罗场来处死。枪决时用枪指着老人的头部打，整个脑袋被打得稀巴烂，尸体成了一个桩桩。这种杀人方式，当时有个流行术语，叫“敲砂罐”。打碎一个人的头颅，在那些人看来就像敲破一个罐子一样简单，一样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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