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当我去到九龙深水步元卅街129号学友社社址参加活动的时候，社内有一个领舞组，由欧荣生负责带领，跳的主要是各国土风舞。每逢周六晚上的社员〔歌舞集〕聚会时，总会围成一圈跳上一段土风舞。我喜欢跳舞，在香岛中学读书时已经常常参加中国舞蹈演出。这下正中下怀了，我尽情地跳，忘我地跳，那是一段非常愉快的学友社生活。（那时跳过的“青年友谊圆舞曲”在2009年中国建国六十周年晚会上，胡锦涛们仍然在跳，看着他们笨拙的摆动，觉得这个舞被辱没了，我有无法名状的厌恶感）。
可是不久，我见到有异军突起，一位叫柯其毅的人，突然在社址内教授两位年轻女学生阿珠和阿印学习芭蕾舞基本动作，没有扶手就用桌子代替。我感到事有蹊跷，这不是超出了欧荣生的领导范围吗？我虽不知谁是柯其毅的领导人，但估计一定是地下党的授意。另一方面又非常羡慕，芭蕾舞优美高雅的舞姿令我倾倒。曾在同学家中听过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乐曲，非常陶醉终生难忘。我乐见芭蕾舞班的成立并有意参加学习。学友社舞蹈组的雏形不久就出现了。
就在1958年初，学友社已经迁址至旺角弥敦道719号二楼，在一次社员选举中，地下党发动了一场〔夺权斗争〕。结果欧荣生和一批有理想的青年菁英以及司徒华先生通通被迫离开了学友社。（详情请参看本人另文“夺权”）自此，我当上了常务委员会的委员。而柯其毅则当上舞蹈组组长，陈维寗副之，加上另一舞蹈老师余东生共同组成了编导小组，主要教授芭蕾和外国民间舞，并于1959年学友社建社十周年纪念演出中首次露头，演出了芭蕾天鹅湖双人舞及各国民间舞。为了统战，是次演出还请了卢家炽，黄呈权，梁浩然，李鹰扬等名家助阵。没有中国舞节目，就向汉华中学借将，演出了孔雀舞，彩绸舞，西藏舞等。演出完满结朿后，地下党从汉华中学调派了地下党人杨伟举，一位熟识中国舞蹈的老师来社参加舞蹈组工作。这样，中国舞班和芭蕾舞班并存，与柯其毅可说是一中一西分庭抗礼，领导人说这是〔土洋结合〕。
之后，自59至66年间，学友社频繁地举办演出活动，引起香港舞蹈演艺界的关注和重视，尽管我们能够摆出的节目只是学生业余水准，但无可否认地为推动香港舞蹈文化的普及立下了汗马功劳，编导小组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演出计有：
三届舞蹈公演；三次应华侨日报邀请为救童助学运动义演；三次综合性演出；三次为筹募永久社址基金演出，主要是在普庆戏院，娱乐戏院及大会堂音厅公演。连同 1956年戏剧组在九龙青年会演出〔林冲夜奔〕和〔高渐离刺秦皇〕的两场，学友社在十年间竟举办了十四次共十八场各类舞蹈，音乐和戏剧的演出，其频率，其多样性在当时香港严重缺乏文化艺术生活的情形下，可算是独一无二，空前盛举，俨然一个专业艺术团体。在这期间，合唱团，中乐组，口琴组，文艺组，轻音乐组相继成立，令演出的节目更丰富多彩。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文艺组组长的叶宇腾（即叶国华）也组成朗诵队，演出过〔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无孽龙〕和〔蔡文姬〕。
其中比较突出的节目有：第二届舞蹈公演中，由柯其毅和陈维寗合作编导的，颇具规模的芭蕾舞剧〔卖火柴的女孩〕；第二次综合性演出中，多种不同民族风格的亚洲舞蹈专辑；大会堂刚刚落成之后，还破天荒地在音乐厅演出了三场长逹九十分钟，有管弦乐队现场伴奏的三幕五场中国神话大型舞剧〔仙羽神弓〕，可说是盛况空前。该舞剧由杨伟举负责编导及兼任男主角，充份显现了他的舞蹈才华，是他的登峰造极之作。是场演出动员台前幕后工作人员共一百五十多人，各界顾问二十三位。港九四电台及十多家报刊报导演出消息。
此外，地下党的演出不忘统战，手法是在多场演出中邀请过〔黄仁曼芭蕾舞学校〕参加演出，也请过舞蹈家毛妹客串新疆舞蹈〔摘葡萄〕和芭蕾舞〔垂死的天鹅〕，并与柯其毅合跳芭蕾双人舞。摄影名家袁镜泉，钱万里更邀请舞蹈演员为香港摄影学会作舞蹈造型摄影活动，真是极盛一时。不过，当时的香港人并不知道有一个地下党，正是这些公演的主办者。
还有一事需要记载的，据地下党员柯其毅回忆，大约在62年间，地下党领导人欧阳成潮通知他说：芭蕾舞蹈家张珍妮和钢琴家李辉夫妇新向新华社表示需要一位男演员与他们合作排练舞剧，组织公演。柯其毅曾与他自己的舞蹈老师合演过天鹅湖的王子一角，也是芭蕾舞教师和编导，可说是香港第一代芭蕾舞演员之一，正是他们理想的舞伴。领导通知柯其毅联络他们，柯当然知道新华社的意图，这是一项统战任务，张李夫妇是统战对像。于是便有了后来的由张李夫妇主办的〔海恋〕和〔春恋〕两场演出。之后，柯与他们开始交往成为朋友，直至六七暴动的兴起。
也许上述的艺术家们并不知道学友社背后的底蕴，不会察觉这就是统战手段。他们欣然接受邀请，完全是出于社会公益的考卢，认为这不过是很正常的艺术交流活动。但我们这些党员知道，作为学友社的公开负责人，我更非常清楚，这些邀请工作都是统战工作，是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是利用表演活动，不着痕迹地由认识继而交住，再进一步贯输爱国思想，争取他们向中共靠拢。幸而这些工作皆因六七暴动而嘎然而止，工作层面仅止于交朋友阶段，并未做成更大的伤害。以后，每当想起，当时我们竟在这些纯洁高雅的艺术中渗进了肮脏的统战政治，我便不由得感到一阵阵恶心。在此，请让我对当时受蒙蔽的艺术家们表达我的歉意。本人在此揭示真相，只希望香港人严加防范，不要再上当受骗。
最初两年我也有参加舞蹈演出。我很享受作为一个演员的那种兴奋的感觉，密锣紧鼓的排练，紧张的整妆候场，舞台上伴随音乐浑然忘我翩翩起舞的自由飘逸感，还有散场收拾后夜半之时，全体人员在大排档中白粥宵夜，兴高彩烈轻松调侃的情景，真的令我毕生难忘。可惜，这样的享受很快就结朿了，领导人指示要我停止跳舞，专心搞好行政和抓思想工作。于是我慢慢地成为一位舞台演出的专门组织者。后来在加拿大更自完善，继续学习，最后成为舞蹈演出的半专业制作人（Producer），这是我一生中最熟识也是最喜欢的工作。
我的确有过梦想和抱负，要把学友社发展成一个学生演艺团体，追求艺术上的提升。特别是1961年成为〔学友社主席〕之后，这个愿望更加强烈。我想到，一台演出除了演员的培养外，舞台上的各种效果的配合也很重要。为了支援这样频繁的演出，需要训练一些舞台工作人员。在我的建议下，成立了裁剪组，由李绮玲负责为演员设计和缝制服装；成立了美工组，由马志强负责为舞台设计布景和装置；成立了电工组，由邓梓焕负责专门研究舞台灯光效果。那时，我真以为可以把个学友社办成一个演艺团体。
却是好景不常，1962年间，地下党又从汉华中学调来一位领导人卢寿祥领导学友社舞蹈组。他公开的职业是汉华中学的数学教师，实际上却是学友社的地下领导人。我相信他是真懂舞蹈的，在汉华中学的晚会上看过他编导的〔瑶族长鼓舞〕，编排和民族风味的表现都很到家。这时柯其毅的组织关系就由欧阳成潮转到卢的手上，与杨伟举及从培侨中学调来的梁满玉组成四人小组领导舞蹈组工作。陈维寗和余东生并不是党员，也不是培养对象，逐渐被这四人小组排斥于地下领导层之外，两位后来均黯然离开（几十年后，陈维寗至今仍愤愤不平，无法相信和接受我对地下党的揭露和代表地下党向他的道歉）。后来这四人参加了上一级包括领导人梁焕然，欧阳成潮，和我在内共七人的全学友社核心组，取代了梁濬升和李绮玲的核心地位。卢寿祥来了之后，地下核心组便开始组织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正式地在学友社播种，而我的艺术抱负就此幻灭。
1942年在延安，一批文艺工作者被召集开一个座谈会，毛在会上发表了这个讲话。这篇讲话毒害并控制了全国人民的思想，让十多亿人奉为圣旨。知识分子受害最深，自觉不自觉地堕入他的骗局和个人崇拜之中。毛的讲话一直遗害至今，已经六十多年了。
毛泽东讲了什么？基于阶级观点，他讲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原则问题。文艺是革命机器的组成部分和武器，要有阶级立场即党性和党政策的立场。文艺作品是给工农兵看的，只能歌颂不能揭露。知识分子为使自己的作品符合工农兵的感情必须进行思想改造，要把自己改造成为以群众为本，消灭个人，个性艺术良心的文艺工作者。这就是历年来毛逼迫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根源所在。
他批判：阳春白雪作品，推崇下里巴人。即普及重于提高。
他批判：以艺术标准为首的文艺批评，认为为艺术而艺术是不存在的。
他批判：人性论，认为没有超阶级的人性。
他批判：人类普世的爱，认为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他主张：文艺服从政治，要建立文艺界的统一战线。
于是毛作出结论：文艺界存在严重作风不正的东西，为要纯洁队伍，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这就是由延安到建国后连绵不断的整风运动的根源。
我必须坦白招认，那时的我是完全地同意毛的讲话，同意阶级立场，同意改造。我并不知道这种改造实际上是与个人与生俱来的自由思想作殊死之战，所带来的痛苦是多么可怕，为要改造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整风是多么的残酷。今天看来，所谓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实质是为共产党政权服务，带着极大的欺骗性。那时，我是没有能力去分辨的。
经过一轮的学习，批判了以前的封资修节目，学友社的表演节目慢慢地有所改变。杨伟举开始走阶级路线，排演了舞剧〔风雨黎明〕，以贫苦市民在水灾中的困苦，隐晦暗示党的光明照耀。芭蕾舞班也不落后，用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艶艶〕编成芭蕾舞，穿民装，带头巾，从西洋回归民族了。至到〔六七暴动〕全社兴趣组活动停顿后，调动各组人力及抽调部分斗委会学生组成了文艺战斗队，四处演出抗暴节目。我更召集全体人员，借用汉华中学一个课室开了个学习班，学习毛的讲话。我还作了报告，号召文艺工作要为工农兵服务。我已忘记了我在会上放了什么毒，事实上，我那时连什么叫做人性的描写也不知道。
随后，在暴动期间，文艺战斗队演出了一出令我今天仍然最痛心的，忠实反映毛讲话的独幕剧〔主席恩情比海深〕，由张怀，杨伟举作剧本并导演。这是紧跟毛主席路线达至顶峰之作，与以前的〔仙羽神弓〕舞剧的反差何其大呀！今天我想，人的思想的确可以被毛去改造去洗脑的，如果你不觉醒不反抗的话。毛泽东思想把学友社的三位艺术工作者柯其毅，杨伟举，张怀批倒，虽不至于要去劳改，但他们的艺术生命就此灭亡了。
文艺作品真要为一个什么东西而服务的吗？这也是我去国之后需要学习弄清的又一个题目。其实，文艺作品不为谁服务，不为国家，不为政治，不为阶级，更不为政权服务。优秀的作品应自由地抒发作者个人内心对生命的体验及人文关怀，写出人类在社会环境挣扎中的人性表现，而不是去服务什么。作家绝不能被改造，一旦为毛所改造了，就无法写出精彩的作品。〔文学创作的路向应回到人和人性，回到活生生的个人，见证人类的生存困境和人性复杂。〕（明报月刊编者语）
今天，令人愤怒的是，中共仍然经常地无理由禁书，不为书的内容如何，而是恐惧人性的描写。他们害怕揭露人性的丑恶，更害怕障显人性的光辉，作品一旦描写了人性的真貎，就失去为中共政权服务的功能，这就是毛延安讲话精要之处的延续，是今天的中共无法向人民宣告的。在这种无视作者艺术视界和创作想像功能的环境下，除非反抗，中国不可能有优秀的作品出现。
笔者认为，批判毛泽东思想非常重要，是根除毛毒的根本。如果我们只是简单武断地作出毛是恶魔，毛思是愚蠢的结论，那么，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聪明，有智慧，有学问的大知识份子都愿意跟随中共，甚至甘心情愿地被毛所改造，还感恩戴德。毛的那一套理论绝不简单，至今并未过时，仍然像阴云蔽日一样影响着中国，需要花心思花力气去把它批倒。
衷心盼望深受毛泽东思想所害的中国艺术家们，从二十世纪的阴影里走出来，摆脱一切羁绊走上文学艺术的正途，在未来的岁月里创作出几部真正伟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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