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一代民工

中国新一代民工在这一年以强烈的意志和行动力冲破枷锁，力争劳工权益。无论是富士康连环跳楼的悲绝，还是本田及全国的愤怒罢工潮，无论是抗议或者绝望，他们都无比坚定，敢于维护自己权益和幸福。他们撞击城乡二元结构，为中国改革埋下伏笔，焕发公民社会动员的巨大能量。

亚洲周刊评选中国新一代民工为二零一零年度风云人物，因为这个总数一亿五千万、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三岁的群体，在这一年以强烈的意志和行动力，冲破重重枷锁，力争劳工权益。他们不甘辛勤劳动成就了「世界工厂」生产链的奇迹，却跌落到「中国市场」消费链的最底层，无缘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无论是富士康连环跳楼的悲绝，还是本田及全国工厂的愤怒罢工潮，无论是抗议或者绝望，他们都无比坚定，无所畏惧，不再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与父辈的第一代民工相比，新一代民工没有思想包袱，敢于维护自己权益和幸福。他们不甘于被不合理的户籍制度所捆绑，也不甘在城乡两端之间被边缘化。他们的冲刺撞击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加快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为中国未来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埋下伏笔，焕发公民社会动员的巨大能量。

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威廉亚洲官网 的统计数字，全国民工总量为二点三亿人，其中六成以上，即一亿五千万人左右是新一代民工。他们通常是初中毕业便离家打工，近八成未婚，多在城市从事制造业、服务业，相对于他们的父辈来说，较少从事建筑业。

他们不愿意被称为「民工」。他们从小在电视网络上受都市文化熏陶，没有人愿意回到自己户口所在地的那个家。用曾经参与过南海本田罢工的陈克铭的话说：「既然出来了，就不可能回家耕田了。」他的同事李自安，老家在广东连州，全村的年轻人都出来打工，「从来没想过回去」，李自安与女友相恋多年，做梦都想买房子结婚，但是口袋里永远只有几百块，「租房也行啊」，得在城市里留下来。可是能留下来吗？

春节将近，陈克铭不用再拮据地借钱买礼物了。作为南海本田汽车厂轴物科的员工，五月十七日开始，他加入了罢工队伍，六月四日，他作为三十名工人代表之一，参与了与资方的最终谈判。罢工胜利后，陈克铭每个月的工资增加了五百元人民币（约合七十五美元），一个月的总工资基本上能达到一千九左右。正是这小小的五百，让他每个月月底不用借钱过日子。但到了年底，加薪所带来的欣喜早已消散，「工资是升了，但是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涨价，基本上等于没升」。二十二岁的陈克铭，已经工作了两年，除了公积金里的一千多块，基本上没有存下钱。对于更长远的规划，这个QQ介绍里用火星文写着「难以……」的男孩子说：「想都不敢想。」

二零一零年，中国工人的动荡，从富士康连续十二跳，到遍及各地的罢工潮，其实正是数量庞大的新一代民工，作为第一代城市移民，追求在城市定居过程中，遭遇挫折之后，无助与愤怒的表现。与父辈不同，他们的户籍写着「农村」，但几乎没有做过农民，离开家乡对他们来说是一条不归路。他们付出最繁重的体力和精力，跻身在城市的边缘，却遭遇了真正的「无产化」。在农村与城市的夹缝中求生，是他们最坚硬的现实。这一亿五千万人的生存状态，也是中国从「农民中国」向「市民中国」转变之际，面临的最严峻考验。

十七岁的田钰，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活蹦乱跳地迎接新的一年，她已经无法感觉双腿的存在，她瘫痪了。她是二零一零年里，第三位跳楼的富士康员工。她从三楼的宿舍跳下，在一次采访时，她回答说「活着太累」。

富士康，全球最大的代工工厂，在过去几年中，每天都有四五千人排队申请进入。对于刚刚来到大城市的中国年轻工人来说，这里似乎是理想的工作场所，「全球五百强」、新科技、免费宿舍、从不拖欠工资……听起来非常诱人。其中，深圳龙华的富士康工厂区，是富士康的总部所在地，也是中国最为典型的工业园区，几乎完全由年轻工人，也就是新一代民工组成。在这里，从一月到五月，短短四个月时间，连续有十二名正处于花样年华的青年，选择从高楼纵身跳下。田钰只是其中之一。除了田钰，还有马向前、刘志军、饶乐琴、梁超、卢新、小丹、小宋、小余、小王、小波、小明……这些工人的自杀举动，令无数心灵难以承受，更难以理解。

几乎就在富士康出现令外人难以理解的「连环跳」之际，另外一个地方，广东佛山南海区，日资企业本田汽车厂，爆发了罢工。同样像富士康员工自杀一样，令人意外，往年时有发生的个别罢工事件，在这一年却像一场席卷草原的大火，迅速蔓延，连成一片，不到一个月时间，罢工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由陈克铭们引爆的工潮，其猛烈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突然爆发的密集自杀与罢工，让外界意外。人们突然发现，这一代青年工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追求，他们已经看不懂了。尽管他们数量庞大，占据中国青年的主流，因为既不属于「市民」，又不属于「农民」，在舆论的论述里，反而成了边缘人群。

五月十七日，南海本田的罢工工人，是由两名湖南籍工人谭国成和萧浪发动，在他们按下红色安全警报宣布罢工开始之后，几经演变，出现了成熟的领导团队，有专门针对媒体的发言人，十九岁的姑娘李晓娟担纲此一重任；也有专门利用互联网平台整合信息的人员，51彩虹、多玩歪歪、QQ、阿里旺旺、is语音、E话通、新浪UC、飞信、UUCall、嘟嘟、网易泡泡等等十几种网络工具，都成了他们沟通与商议的「会议室」。最后，与资方几番博弈，他们组成了三十人的代表团参与最终谈判，陈克铭也是代表之一。对于他们来说，这些罢工策略，根本不用像民国时期共产党搞工运那样要进行专门的培训和串连。他们不过是将网络游戏中虚拟的团队协作复制到现实而已。

共进退的阶级意识

六月九日，珠海斗门工业区的代工工厂伟创力，工人们通过媒体看到富士康加薪百分之三十的报道，便站出来呼吁罢工，半个小时内便获得五百多人响应。整个六月份，从珠三角开始，门、随州、南通、九江、昆山、上海、天津等地，都有新一代民工受本田罢工和富士康加薪影响，掀起工潮。不需要直接串连便可形成连动，新一代民工已经具备了共同进退的阶级意识，也拥有更丰富的城市生活技能与权利意识。

罢工潮之后普遍的工资上涨，得以让年轻的工人们暂时获得了安定。但物价的上涨，很快消化了上一轮工资调整，新的诉求正在酝酿中。引领二零一零年罢工潮的南海本田工人，已经开始讨论四月份的加薪谈判了。李自安说：「现在的说法是基本工资加百分之十五，也就是加两百块左右」，「这个方案肯定有很多人不同意」。所以，对于四月份一年一度的加薪谈判，目前劳资双方已经开始角力。

八三年出生的南海本田罢工领袖谭国成，六月份回到邵阳乡下，完成了结婚的大事之后，便又匆匆去邵阳市打工。中山小榄锁厂的罢工领袖刘胜奇，在被工厂辞退之后，非常想回湖南老家，但是遭到了妻子的极力反对。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在广东中山出生与成长，湖南乡下的老家对于刘胜奇的妻子和孩子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地方。那里根本不是他们的「家」，回去以后如何适应更成为问题。

李自安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都与他一样，在外面打工。姐姐已经结婚，所以肯定不会回家过年，妹妹则已经打了招呼，说自己没钱买车票，也不回家了。李自安不想回家，也不相信妹妹的说辞，但是「不可能丢下父母」，所以他「肯定要回的」。

农村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变成了一个逢年过节为了探望父母才会回去的地方，城市才是他们生活与奋斗的舞台。而目前的收入，对于他们越来越明显的定居愿望来说，恐怕会像「镜中花、水中月」一般，可望而不可及。

一亿人的边缘青春

如何让这一代应该告别「民工」称号的上亿工人整体上融入城市，并逐渐上升到中产生活水平，恐怕会成为了未来几十年内中国最大的难题。

与在工厂生活的陈克铭、李自安不同，二十二岁的毕国俊、二十四岁的庄秋丽都生活在大城市北京。只是他们一个住在距离市中心四十公里外的京郊，一个住在市区一栋高档公寓的地下室，地下二层。

毕国俊家乡在河北保定，老家的土地已经卖掉，父母在镇上开小商店，但他仍然是农村户口。他从技校学师毕业，却不喜欢总是待在同一个地方做菜，这个射手座的年轻人说最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于是他跟着亲戚来北京打工，试过不少工作，最近的一个是为一家物流公司做包装。「小到礼品，大到钢琴沙发，你能想到的，我们都可以做」，毕国俊相当自豪，这份工作接触的多是外国客户，「体力活，大冬天汗也流个不停」。平均下来，他每个月能挣两、三千块钱。公司提供免费宿舍，他住了几个月，搬出来，说不习惯和别人一起住，自己在郊区的皮村租了个小平房，没有供暖，三、四百块钱一个月。他还报了成人高考的培训班，学车的培训班，刚买了台计算机，「都没开始呢，一样一样来吧」。打工两年，毕国俊基本没存下钱，「住在村子里很无聊，周末有时出去玩，一玩开销就很大」，他正在计划晚上下班后做一份兼职。问他，要去做零工吗？他回问：在酒吧工作会不会乱？

他已经不能想象去建筑工地之类的地方卖体力了。「做那么累，何必啊？」他每天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回到郊区的家，有时候也低头叹气，说这并不是他想象里的北京生活。说完了，他又安慰自己：「可是不能和人比，对吧，人家有本事，就住好房子，开好车，我没本事嘛，所以也正常。」他很超然地笑了：「所以要学本事啊，挣钱！」

他并不想留在北京。他还想去得更远一点，广州，深圳，上海，都可以。「我想去很多很多地方」。毕国俊坐在狭小阴冷的房间里，发型新潮，眼睛发亮。二十四岁的庄秋丽（昵称丽丽）来北京时间更长。她十六岁初中毕业，从广东湛江来北京打工，已经八年。开始哥哥带着做美发，这几年转做了「更轻松一点」的美甲行业。家里三个小孩，她是大姐，弟弟和妹妹都还在老家上学，父母把地租给别人种了，自己卖菜，维持生活。

丽丽很懂事，她技术活儿好，客人都喜欢她，所以挣得多，小费也拿得多。比较好的时候，一个月可以挣五、六千元。但一半以上的工资，她寄回家里给父母盖房子。她和男朋友一起租住在地下室——很北京特色的廉价居住环境，在一栋高档公寓的地下二层，终年不见阳光，一层楼有一个通风口，夏天潮湿，冬天阴冷，小小的房间，一张床、一个衣柜，就放不下更多东西，一个月五百元。

「今年老家房子的钱就还完了，以后就好了」，丽丽说，父母让她回家，她根本不想回去。「我喜欢北京，这里治安好，生活都习惯了。」丽丽的梦想，是开个自己的美甲店。「三、四万就可以开起来，我算过了，一两年之后应该就可以。」还不止这些，她也想去很多地方。「我想去澳洲」，丽丽说，叔叔在澳洲发展，说可以把她带出去，让她学好英文。「去澳洲也可以做美甲，我们店有很多外国客人，她们都很喜欢。」「但是不着急，先挣钱，要有自己的事业」。丽丽不断强调「事业」这个词。

她每天天黑了才回家，从没有在地下室上面的高档小区逛过。「也没什么差别吧，人都是那样，穿的也差不多，吃的也差不多」，丽丽笑着，并不觉得自己有太多不同。

只是在地下室的进口，贴着一个小区管理通告，「地下室住户不得使用小区公园、花园等设施」。丽丽也看见了，自嘲一下：「反正我们也忙，没时间逛。」

和毕国俊一样，丽丽也穿得新潮。除了买不起房，没有城市户口，无法稳定，他们早已把自己看成这里的一分子。不管这城市有没有真正接纳他们。和他们年龄相似、受过高等教育、收入也相似的大学生群体，被舆论关切地称为「蚁族」；而丽丽们，数量更庞大，声音也更沉默。北京市人大较早时甚至还提议，要驱逐低端流动人口，「对吸附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实行强制退出机制，提高各类市场的开业门坎标准」。

转型之路

北京市人大的提议遭到了社会各方包括学界的猛烈批评，《中国改革报》撰文指出：「当城市面临经济发展、劳动力匮乏时，就鼓励民工进城务工，鼓励外来人口工作经商。而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对低端劳动力则要说不了。功利性的管理手段、机械化的管理思维，将外来人口视为劳动工具，却不让他们分享城市进步的益处。」

这样思维的狭隘还不仅止于道德层面。数量庞大的新一代民工群体，直接关系着中国根本的经济、社会、政治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了近二十年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大迈进，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趋于结束。广大内陆地区的农村，无法再源源不断地向城市工厂区提供低薪工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中国目前的人口红利将会在二零一三年开始消失，中国开始进入一个「劳动适龄人口得不到充足的补给，而原有的劳动适龄人口却在逐年向老龄化发展」的时代。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著名的劳工问题专家潘毅则认为，「整个劳动力市场的调整，从二零零三年以后幅度就比较大」，「工人的追讨权力在逐年提高」。

从二零零四年开始，关于「民工荒」的报道开始出现在媒体上，四十岁以上的民工逐渐撤离大城市，回归家乡或者家乡附近的小县城。新一代民工开始全面取代第一代民工。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基础发生变化的时候，此前在工厂内毫无议价能力、只能任凭资方压低工资的工人们，获得了喘息之机。从二零零四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到二零一零年的罢工潮，世界工厂的经济模式已经面临根本变化，工人走通了从个体辞职的消极反对到集体罢工的积极争取之路，而中小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也会产生深远影响。

他们的影响远不限于经济层面，他们是中国几千年来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体制解体过程中最后的推动者。随着农业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日趋下降，目前只占GDP贡献的百分之十一；也随着新一代民工不再愿意一遇挫折便回归农村，农村剩余劳动力完全获得转移，中国经济真正实现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重要的政治议题

二十世纪初，传统乡绅社会解体，乡村精英进入城市，留下了一个凋敝的农村。如何重建乡村秩序，成为此后几十年里中国政治最核心的议题。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从百分之十点六，上升到二零零八年的百分之四十六。随着每年百分之一的城市化增长率，农村人口很快就会减少到总人口的一半以下。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农村的重要性已经日趋削弱。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居民」占主体的国家。如何让陈克铭、田钰、李自安、毕国俊、庄秋丽等人进入正常的「市民」生活状态，不止是一个经济议题，也是重要的政治议题。

他们怀有梦想。愿意为自己一份哪怕是微薄的事业奋斗，愿意为一个哪怕是渺茫的未来保持乐观与相信。丽丽和男朋友不敢结婚，因为都不知道要如何在这城市稳定下来；毕国俊坚定地说要等三十岁之后才恋爱，「自顾不暇」。他们没有户籍迁移的权利，没有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权利，也没有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他们背后，也无法像父辈们那样将农村作为心安理得的退路。

二零一零年二月，总理温家宝与网民对谈时说：「我多年在心里积累的一种看法。有人说，民工可以改一个称呼了，其实这只是一个现象，其实质——现代产业工人队伍的主体，已经是农民。」

加入新一代民工这个变量，中国社会何去何从，恐怕会比十九世纪刚刚完成工业化之际的欧洲更难以预测。一八四八年，告别农村、进入城市、成为无产阶级的工人，从法国开启了此后一百多年席卷全球的「左翼」运动。向来善于以史为鉴的中国人，在当前城乡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双重矛盾中，如何回应新一代民工维权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