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中产阶级的行动能力与制度限制

最近《南都周刊》发表了一篇“中产万税”，描述城市中产阶级在日益沉重的税收压迫下的艰难生活。与早些时候相继发表的“今天的中产，明日将无力养老”、“中国白领压力重重，中产阶级梦或只是梦想”等文相比，这篇“中产万税”集中于一个问题，那就是中产阶级在税收方面并不具备任何与政府讨价还价的权利。无论是政府开征新税种还是重新厘定税率，中产阶级（当然还包括全体国民）都只能被动接受，没有任何机会对这一事关国民经济权利的大事发表任何意见。

在民主国家，税收是重要的社会公共事务，无论是增加税率还是开征新税，公民都有权讨论并充分表达意见，最后通过本选区的民意代表国会议员在国会会议上投票表达赞成或反对意见。这就是利益表达与利益博奕的常态化操作。

一个国家如果以追求建立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形社会为目标，不仅是因为中产阶级的经济状况优于贫困阶层，更主要是因为这种社会结构能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这种新的关系模式可以达致社会稳定。道理也很简单：中产阶级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其权利意识与行动能力普遍居于贫困群体之上。通过中产阶级广泛的社会参与，能够形成一种健康的利益博奕机制，可以限制权贵的滥权，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也就是说，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结构，其优势并非在于其数量庞大，主要在于中产阶级的社会参与与政治参与可以使社会成员摆脱对国家权力的依附关系。

现阶段，中国政府很乐于展示中产阶级的数量，尽管政府公布的数据（包括政府引用的外国咨询机构的数据）根本无法得到民间认同，比如前一向亚洲开发银行公布，中国中产阶级数量达8.17亿，但国内网民对此数据及中产标准都普遍表示质疑，认为自己“被中产了”。但在有关中产阶级的社会参与方面，政府不仅不想方设法提供制度平台，反而采取种种限制措施，结果导致中产阶级不仅缺乏行动能力，甚至也缺乏参与意愿。

根据社会运动理论，成功的集体行为多由以下因素决定：运动参与者本身的利益驱动，运动参与者的组织能力与动员能力，个体加入社会运动所面临的阻碍或推动因素等等。从这些因素来考察，可以分析中产阶级的行动能力及其受到的各种制度限制。

从利益驱动来看。“中产万税”以及其它类似的文章表达了中产阶层因过重的税负而产生的剥夺感与压迫感，在纳税人权利缺失之时，国人也普遍不以逃税为耻。乐观一点看，这些可以被理解为社会成员的权利意识觉醒，近几年以城市中产为主体的几起环境维权活动也都表明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在觉醒。

从利益表达的方式与动员能力来看，目前中产阶级面对利益受损的局面时，多以发牢骚为主，缺乏有组织的集体行动。这里可能牵涉到集体行动的规模问题。例如税负过重不能形成集体行动，是由于税收波及面大，利益相关者容易产生“搭便车”心态，反而缺乏动员能力，不易形成集体行动。从现在已有的几起成功案例来看，这种集体行动的利益相关者不宜太多，几千人的规模反而比逾万人更易组织；利益诉求必须具体；利益相关者受损过大且无退路。如2009年11月广州番禺居民反对建垃圾焚烧场的环境维权，就具有上述几大特点。

从动员工具来看，网络确实为社会运动提供了合适的动员工具。过去数年以来相继发生的孙志刚事件、邓玉娇案件、新疆七五事件都显示了网络作为动员工具的强大能力。但这种动员工具正受到中国特有的制度限制，比如Facebook在香港有很大的动员能力，但在中国就被视为颠覆国家政权的工具。中国政府目前不仅严加管制互联网的门户网站，对讨论区与各种微博亦采取严厉管制的方式。面对国家的强控制，行动者依法维权的空间极其有限，其人身自由也面临着来自政府的极大威胁。

中产阶级的行动能力还受其思维惯性的影响。在“家国一体”思想影响下，中国人对国家（包括国家的代表党与政府）有比较突出的一体化倾向。这一思维惯性通常表现为两极化：当面临利益可能受损之局时，人们普遍对政府抱有幻想，“国家总得为我们着想”这类言论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听到。在利益受损成为定局之后，人们虽然对政府充满不满怨恨，但通常会以“我们小小老百姓有什么用呀”这类言论发牢骚，少数人则以极端的反抗方式如自焚等表示抗争。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中国中产阶级的群体行动能力反而不如部分地区的农民。中国每年发生十万起左右的群体性事件，主要是农民因共同利益（如征地、污染）以地缘与血缘等关系组织起来的反抗，城市里的拆迁户反倒是孤军奋战。最近，上海市民在火灾之后的献花行动曲折地表达了对政府的不满并展现了市民的勇气，但还算不上有组织的集体行动。

第三波民主化理论有一个重要发现，即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里，权贵集团对可能使其利益受损的政治体制改革持完全排斥的态度。中国目前的情况正是如此。前些年官方曾经提过扩大统治社会基础的设想，认为“新社会阶层”（即中产阶级）贡献了全国近1/3的税收，应该“成为统战新着力点”。当局当然也知道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比较保守，普遍求稳，大多不愿意介入政治活动，其利益诉求往往限于经济利益，而非权利诉求。但即使这样，中国政府也不愿意为中产阶级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建立制度平台，让他们有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从目前越来越严厉的维稳措施来看，这种官方着力设定的制度限制还将存在很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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