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社会的多样化，中国当代文学也不再象以往那样具有统一的特征，而是渐渐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个性化发展；对于政府设定的禁区，国内文学界依然不敢涉足，使之成为流亡作家的领地。
《法兰克福汇报》（12月3日）发表题为“从吃人者到卖血者”的长篇文章，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作了系统地梳理。
在论述当代中国文学状况时，作者感到，今年秋天问世的诸多新作，“难以形成一个特征，可以让人立即与这个国家的旧文化或者一个新的民族性格相联系。”
作者写道：“1989年的北京大学生运动被血腥镇压之后，90年代大力推进市场经济，社会也失去其统一主体。共产党坚持其广泛的掌控要求，思想和文化环境明显地四分五裂。在当前的中国文学中，也就出现时代小说的完全不同的层面，对大都市生活的常常毫不掩饰的描绘，在90年代主要是王朔的‘流氓小说’，现在更接近的是朱文（《我爱美元》）或许则臣（《跑步穿过中关村》）等作家，到上海的宝贝文学的不同种类，一些出版社近年来通过翻译出版试图展示：中国在生活方式上已经弥补。”
作者接着写道：“在中国，人们喜欢将作者按照出生的年代来划分，以此来同时强调变化的速度，每一个10年都开始一个新的一代。目前占统治地位的‘80后’一代，像赛车手韩寒那样尖刻地与以往所有年代的人相脱节，否则就像青少年作家郭敬明那样轻松地适应包围他们的消费文化。”
作者指出，“这一切都是并行的，关于质量标准，几乎没有一个可靠的、独立的文学批评形态的恳切而公开的交流。如同在其它文化领域一样，司空见惯的是，书评是由出版社委托人去写并支付报酬，其权威相应很小。唯一的决定性当局是由‘新闻出版署’的审查员们构成，尽管出版业的多样化和私有化大有进展，他们在一定的题目上，比如政党、宗教和‘分裂主义’，还是毫不放松控制。这就导致了新的文学虽然描绘社会的迅速多样化，但是实际上却从不涉及其后面的政治机构，即各种表象的共产党。这依然是流亡作家的保留题目，比如在伦敦生活的马建，他刚刚出版的德文版小说《北京昏迷》就是描写镇压大学生运动的。”
作者认为，“在中国不同地方生活的廖亦武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例外，他多年来与社会边缘人进行的谈话录（德文版刚刚出版，书名为《Fräulein Hallo und der Bauernkaiser》（《中国底层访谈录》）毫不关心任何政府设定的禁区，以这种方式用个人的许多故事设计了一个与官方历史叙述截然相反的图画。但是却不许廖亦武参加图书博览会。”
作者最后写道：“要想接近其作者的话，很可能只能共同来读懂这个具有过分和差异、同时又喜欢未来和绝望地寻找自我的国度。这种缺乏‘仪轨’的文学，同时也是其质量之所在。否则，伟大的钱钟书早在1945年对这个从其遗留下来的缓慢状态解脱出来的、与世界接轨的文学的预言就会生效：那最好的当然会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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