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毛泽东汉奸和共产党卖国的罪恶之地

2010-12-07 22:38 作者:朱忠康

一、平顶山、高尔山——铁证如山

长期以来，在我的脑海中，在中国人和全世界人的脑海中盘旋着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和共产党——对杀人魔王、刽子手、1000（一千）个日本战犯大讲人道主义，不但一个不杀、一个不死，还把他们当作贵宾、兄弟一样对待。为此中共吹嘘称：把魔鬼改造成为新人，是中共在历史上创造的空前奇迹。

但是人们要问：为什么毛泽东和共产党——对自己100000000（一亿）个无辜同胞进行无情打击、残酷斗争，把他们打成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千方百计要把他们置于死地，为此制造了一场又一场的民族灾难。这大概也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在人类五千年历史上所创造的奇迹吧！

为了追寻制造民族灾难的元凶，揭露大汉奸大卖国贼集团的真相，我千里奔波，从广东到上海一直追寻到东北抚顺。

抚顺有两座山：平顶山和高尔山，两山南北对峙，相距不远，坐公交车只要半个小时。这两座山像铁证如山一样，见证了民族灾难的发生和大汉奸大卖国贼的罪恶。它们证明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一伙出卖民族利益，与日本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的大汉奸大卖国贼集团。他们给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反人类滔天罪行。

五十九年前，我是一个才十七岁的上海私营商店学徒工，经过中共洗脑教育，轻信了他们的谎言和说教，千里迢迢从上海来到东北参加“革命”，落脚点就是抚顺。我和一个叫戴震相的上海学徒工一起分到了抚顺工商局工作，几年后，我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戴震相为我而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判刑8年。结果我被关了21 年，他被关了19年。五十九年后，我再次来到抚顺，两人见面时，我们都已成了老头。

五十九年前的抚顺，是个白天在街道上看不到行人的一个小城市，别看它小，却是当时毛泽东直接控制的中央直辖市。五十九年后的抚顺已经是拥有两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了，那鳞次栉比的高楼，摩肩接踵的行人，让我感觉它繁荣的速度早已大大超过了南风窗猛吹的广东。

但是抚顺的繁荣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在它繁荣的背后，却掩盖着一个惊人的秘密：那就是这里曾经历过灾难，经历过罪恶，经历过大汉奸大卖国贼的蹂躏。抚顺是毛泽东和共产党从事汉奸卖国贼活动的历史见证地。

抚顺有三处曾发生过震撼全世界的事件，如今这三处都建立了纪念馆，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它们是：一、抚顺平顶山惨案发生地，建有“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二、中共宽大处理和释放了一千多名日本战犯、伪满洲国战犯和国民党战犯，为此在高尔山下建有“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三、它是雷锋生前所在的工作单位和牺牲的地方，为此建立了“雷锋纪念馆”。我只参观了前两个纪念馆，没有去参观“雷锋纪念馆”，因为它是把大汉奸大卖国贼毛泽东打造成“四个伟大”而设置的。在参观了前两个纪念馆之后，已经能说明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一伙世界上最超级的恐怖魔鬼集团。他们是专门与杀人狂日本战犯握手言欢，却对自己同胞痛下毒手的超级恐怖组织。

他们所从事的并已经做到了的，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希望做却没有做到的事情。日本帝国主义想灭亡中国，消灭中国人，把中国人当作他们殖民统治下的奴隶。日本投降后，毛泽东和共产党接过日本鬼子的衣钵，朝着自己同胞大开杀戒，中国人被消灭了一亿人之多。如今十三亿中国人都已经被中共监控、掌控起来，成了共产党的工具和螺丝钉，基本上已经成了会说话的奴隶了。

翻开中共建党史和六十多年的建国史，就可以发现，这个靠着造反和杀人起家再用国家恐怖主义的暴力、谎言和阳谋不断巩固自己统治的组织，从它建立那一天起就是一个汉奸卖国贼集团。中共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是德国人；中共崇拜的是斯大林暴政主义，斯大林是苏联人；中共接受第二、第三国际领导和指挥，第二、第三国际都是欧洲从事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组织。中共就是利用外来势力，从事推翻着孙中山所创建的中华民国政府。当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后，毛泽东和中共再次借用外来势力来推翻他们曾高喊蒋委员长万岁的国民党政府了。中共统治中国60年，是让中国沦为马克思斯大林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与精神文化上的殖民地过程。所以中共是喝着马克思、斯大林洋奶和日本鬼子毒奶长大的怪胎组织。马克思曾对资本主义的“资本”下过一个定义说：“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如果用此话来描述中共那就最合适最恰当不过的了：“共产党从它创建诞生那一刻起，就从造反斗人一直到疯狂杀人，它的每个组织每个细胞几乎都流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

二、平顶山——日军一天杀害3000个中国同胞的地方

平顶山位于抚顺南部，日本军在一天时间里就屠杀了三千个中国人。因此“平顶山惨案”也称“平顶山万人坑”。

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下子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并建立了傀儡伪满洲国，从此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东北人民当上了亡国奴。1932年 9月15日的中秋之夜，侵占抚顺的日军遭到途经平顶山村抗日自卫军的打击后，诬称平顶山村居民“通匪”。为了报复，第二天日军把全村男女老幼三千多人用欺骗手段赶到平顶山脚下，声称为村民合影留念照相。当日军掀掉蒙在相机上的黑布之后，露出的竟是一架架瞄准着他们的乌黑机枪。随着嗒嗒嗒一阵猛扫，机枪喷吐出火舌，雨点般的子弹疯狂地朝着人群射去，凄惨的哭叫声响彻整个广场和山村，三千多村民都倒在血泊之中，转眼间广场一片血海。

然后日军在死尸堆里寻找还有一口气的幸存者，用刺刀捅刺补杀，再倒上汽油焚尸，用炸药崩山掩埋。接着就烧毁全村，把五百多户八百多间房屋夷为平地。从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

在日军这场集体大屠杀中，还有几个侥幸活下来的幸存者，他们被拍摄录像和录了音，他们是这场大屠杀的见证人。

这些幸存者当年大都是孩子，当机枪响起的时候，其中一个孩子的母亲把他紧紧地压在身下，子弹没有射在他身上。母亲的鲜血淌满了他的脸和全身，母亲在临终时告诉儿子：妈不行了，你要逃出去，长大给妈妈报仇。日本兵在补刺时，刺刀穿过他母亲的身体，也刺在他的腿上，但他强忍着疼痛没有喊出声来，才免予一死。

另一个幸存者方淑荣也是如此，当年她只有五岁。当日本鬼子进村来驱赶村民时，人们本能地采取逃跑的方式，但都是当场就被打死。她的父亲跳窗逃跑，还没有跑出几步就被打死。爷爷抱着她三岁的弟弟，拉着她的手往外走，母亲伏在父亲的尸体上痛哭，在爷爷的劝说下，只好抱着刚生下不久的婴儿一起朝广场走去。在日军集体大屠杀时，她的爷爷把她压在身子低下，接着就咽气死了，小淑荣忍着被子弹打伤的疼痛，在爷爷的尸体下装死。当日军拿着刺刀刺向还有一丝气息者时，她的三岁弟弟受到惊吓“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几个日军立即挥刀乱刺，把她弟弟的尸体扔到了她眼前。她听到弟弟的惨叫声后，屏住呼吸仍一动不动地扒在地上，算是逃过了一劫。当广场平静之后，再也听不到日军的脚步声时，她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蹲在路旁放声大哭。一个赶车的老头把她带回了家，给她上药，并帮助她找到了伯父，她在伯父家里过了三年东躲西藏的生活。当日军投降时，她恨不得把这些日本鬼子都杀死，为死去的父母亲还有弟弟祖父以及三千个同胞报仇。

这个与日寇有着血海深仇的方淑荣，后来入了党，经过洗脑教育，她把个人的恩仇置于脑后。面对跪在她面前的日本战犯，她原谅了日军的暴行。她说“我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我要执行党的政策，不能计较我个人的恩仇利害。”不知道方淑荣在土改斗地主，在反右倾斗农村干部时，是不是也是这样原谅了中国的地主和右倾分子？那可是与她毫无私人恩仇利害关系的啊！

如今这里修建了“平顶山惨案纪念馆”和“平顶山殉难同胞纪念碑”，纪念碑正面镌刻着惨案史实的碑文。在纪念馆的大门口，陈列着一个主题雕塑，它像一本打开的历史书，上面镌刻着硕大的“3000”大字，它告诉人们：翻开历史的这一页，就有3000个活生生的生命被杀人魔鬼消灭了。于是这座主题雕塑就像一座压在人们心头上的一块巨石，感到沉重和压抑。

走进陈列馆，顿觉寒气逼人，给人阴森恐怖的感觉。这里由“东北沦陷，辽东抗战”、“日军暴行，惨绝人寰”、“铁证如山，声讨诉讼”、“以史为鉴，警钟长鸣”等几个展厅组成。既有图片文字介绍，又有许多珍贵实物展示，并制作了10分钟的纪录影片，真实再现惨案过程。在一台真人一样的模型前，再现了当年日军头子在碰头聚会，商量和策划着这场大屠杀。

展览大厅里，是长80米，宽5米的遗骨池，池内800多具殉难同胞的遗骨，纵横叠压，惨不忍睹。其中有老人、残疾人、妇女、儿童、婴儿和孕妇的遗骨。从尸骨的形状看，有父母掩护着孩子的，有丈夫护着妻子的，有儿子保护母亲的，但他们都没有幸免，都惨死在敌人的枪口之下。骨池周围陈列着殉难同胞的手表、怀表、烟嘴、剪刀，还有妇女们的金银首饰、梳子，以及孩子们的小手镯、长命锁等。那已经炭化了的月饼，说明大屠杀发生的时间，正是中国人传统的节日——合家团圆的中秋节。展出的还有残留在坑里的刽子手子弹、子弹壳和消毁罪证焚尸用的汽油桶等。累累白骨、件件遗物、是日军屠杀无辜人民的铁证，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血腥罪行。

平顶山惨案虽然已经远去，至今已经相隔了79年，但面对此情此景，只要是有血有肉有良心的中国人，就会对日本帝国主义充满了仇恨，恨不得把这些杀人刽子手也碎尸万段，以解心头之恨，来慰藉九泉之下殉难的同胞。

三、中共接收的是一批日本杀人魔王

但是历史却发生了一场令人愤恨的颠倒，这些日本杀人魔王和刽子手，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相反，却受到了人道主义的宽待。本应受到绞刑处理的，却变成了欢送会的宾客；本应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却受到了天堂般的接待；本应打入禽兽行列的，却过上了人上人的生活。制造如此颠倒的不是别人，就是“四个伟大”的毛泽东和吹了六十多年“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他们不但把这些杀人魔王、刽子手、日本战犯当作亲人和朋友，而且他们对待自己同胞，屠杀自己中国人时，无论其人数、规模和手段的残酷，更是远远地超过了日本鬼子的。毛泽东和共产党为什么如此残暴、残忍、残酷对待中国自己同胞，从他们如何对待杀人魔王、刽子手、日本战犯的对比中就一目了然了。

让我们看看毛泽东和共产党是怎样对待杀人魔王、刽子手、日本战犯的吧！

平顶山惨案的发生地，位于抚顺南部，而在抚顺北部也有一座山，叫高尔山，高尔山下有座“战犯管理所”，这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在这里把杀人魔王改造成新人的地方。毛泽东和共产党采用什么方法把杀人魔王改造成新人的呢？就是采用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感化的方法，人道主义的方法，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喂养他们的方法，达到人类历史上所谓的奇迹——把魔鬼改造成为新人。

而毛泽东和共产党对待中国自己同胞中的地富反坏右可从来没有采用过这种办法，而是采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采用天天斗、月月斗、年年斗的办法，采用置人于死地的办法。雷锋有句名言：“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他指的敌人不是指日本鬼子，而是中国人。所以雷锋就是大汉奸大卖国贼毛泽东的代言人。

于是人们一定要问：屠杀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杀人魔王都能够教育好，那么没有杀过人放过火的无辜同胞怎么不能教育好呢？为何一个个都被打成了敌人，变成了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了呢？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眼里：日本刽子手是人类中最优秀的人，即使他们屠杀了千千万万无辜的中国人，也能很快改造成为新人。而中国人才是人类中最低劣的民族，只配当应声虫当奴隶，是几亿不可教的孺子！只有让日本兵和他训练下的共产党人来杀尽杀绝，这个世界才会得到安宁。

所以，历史发生如此巨大的颠倒，原因就是因为毛泽东和共产党就是一伙代表着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大汉奸大卖国贼集团，他们是日本鬼子在中国的代理人。

毛泽东和共产党从建国那一天起，所有的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大跃进、公社化、文化大革命运动，都是继承日本帝国主义衣钵针对自己同胞进行消灭和变成奴隶的运动。

从毛泽东和共产党对日本战犯的人道性和对中国同胞的残酷性的对比中，就能证明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一伙彻头彻尾的汉奸卖国贼。

1950 年7月18日，在中国东北边陲小城绥芬河市迎来了一列从苏联驶来的列车，这趟列车是装牲口用的闷罐车，但是从车上走下来的却是穿着日本军装的日本战犯，有 969名，他们将移交给中共当局处理。这些日本战犯是70万日本关东军中的军官和军士，是对中国人民实行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的直接指挥者、领导者和组织者，因此他们是一伙血债累累罪恶滔天的刽子手。

在移交给中共当局的日本战犯中，有到处实行“三光政策”建立“无人区”的日军 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有伪满洲国太上皇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有伪满洲国第二号太上皇，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有杀害赵一曼烈士的伪满警务指导官大野泰治；有杀害抗日将军赵尚志的伪满警察署长田井久二郎；有剿杀杨靖宇将军的奉天省警务厅长三宅秀也；有杀害一万名中国平民的关东军宪兵司令部警务部长和华南日本派遣宪兵队长的斋藤美夫；有南京大屠杀中屠杀两万名中国人的日军第十六师团三十旅团长少将佐佐木到一；有魔鬼部队731细菌部队第 162支队少佐支队长榊原秀夫……

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和次长古海忠之是文官中最高级别的战犯，是日本统治集团在满洲国的总代表，傀儡皇帝溥仪得听他指挥和命令。他们以“火曜会”名义召开的会议就是统治东北人民会议，它集侵略、霸占、掠夺、迫害中国人民之大成，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文化，从劳动到日常生活，无不是吸中国人民的血，榨中国人民的油，害中国人民的命，把中国人的人生权利、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以至最低的生存手段都剥夺得干干净净。他们策划制定的“第一次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日满华经济建设联系纲要”和“战时紧急经济方策要纲”，都是赤裸裸地将东北煤、铁、铝、石油等资源掠夺到日本的计划和命令。他们参与制订的“物价及物资统制法”、“产业统制法”、“矿业统制法”、“物品贩卖业统制法”，几乎把东北人民所有的物资，甚至一个门环一个铁盆都掠夺去制造杀人的武器，然后返过来再来屠杀中国人。至于出台的“米谷管理法”、“特产业专管法”、“农产物交易场法”更是把东北人民的喉咙扼得紧紧的，置于吃糠咽菜饥寒交迫之中。他们的抓劳工法，就是让东北人民吃尽苦役再遭杀害的害人法。那“出版法”、“新闻社法”、“治安维持法”等等，更是把中国人民牢牢地绑在他们的战车上，听任日本帝国主义宰割和摆布。

原锦州市警察局警务科科长鹿毛繁太，黑发、大嘴、粗壮，俨然像一头黑熊，看样子就吓人。从他踏上中国东北土地那天起，他凶悍惯了，发脾气惯了，一怒之下可以将几十个人都杀死，1937年前后他连续杀害了抗日救国人士和平民百姓74人。在大青沟、石头河子等地制造无人区，在“归户并屯”罪恶行动中，他烧毁了五千余户居民的房屋。

岛村三郎在伪满长春大同学院毕业后曾当过副县长，后来担任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科长，他在三江省任职的一年零两个月里，共逮捕了3820人，就地枪决了18人，送交检察厅的335人大都被处死。

曾任三十九师团二三二联队第一大队中队长、大尉的宫崎弘在华中一带，杀了不少中国人，在他担任新兵教育教官时，为了给新兵进行杀人训练，就把中国人做为刺杀的活靶子，提高新兵的杀人胆量。他首先进行杀人示范，然后让新兵将中国人逐个刺杀，还教导新兵们，杀人越多，说明对天皇越忠诚，才是最勇敢的英雄。 1943年末他策划了血洗湖北当阳县白杨寺村，包围该村后，把来不及逃命的老人和小孩统统用刺刀刺死，其中有五个婴儿和他们的父母，一个大肚子的孕妇。他逼这个孕妇脱光衣服，然后在众多日本兵前取笑侮辱，再将她剖腹杀害。在这次血洗中，一下子杀了百余名村民。

所以，当这近千名战犯从苏联代表的手中移交给中共代表时，苏联政府的代表特地告诉中方代表：“这些战犯，都是极端反动、顽固不化的坏家伙！根本无法改造，只有杀掉！”

四、高尔山——打造起一座日本战犯的宫殿

但是和苏联代表意见相反的是，这969名日本战犯，从踏上中国土地那一天起，他们就过上了优哉悠哉的贵宾式生活。很快他们坐上了中国政府提供的宽敞明亮的旅客列车，在途经哈尔滨、长春、沈阳各个大站时，当地政府马上送来了热水热饭，哈尔滨所有食品商店的面包香肠都被抢购一空，都送到列车上供日本战犯吃了。

为了能让日本战犯住得好，特地把日本时期的监狱装修一新。“日本战犯管理所”的前身就是日本人关押和杀害中国同胞的一座监狱，称为“抚顺典狱”。这是一座杀人魔窟，监狱四周是6米多高、半米多厚的青砖大墙，大墙上拉上了一米多高的高压电网，四周建有岗楼和了望塔。一进入这里，就像进入了十八层地狱，再也别想活着出来了。这里三分之一的建筑物都是用来进行刑讯的场所，仅刑具库就占了一百多平方米，40多斤重的脚镣、手铐、皮鞭、电椅、老虎凳等刑具，样样俱全。刑讯室、绞刑室、试验室、镇静间，一个接着一个。室内阴暗潮湿，阴森恐怖。多少爱国志士和热血青年在这里遭到酷刑折磨，每天能听到撕心裂肺的痛苦惨叫声。

当年任这所监狱的典狱长大村忍，满脸横肉，一副刽子手的样子，他在上任一个半月之后，就对刚捕到的三名中国爱国同胞施以酷刑，命令看守把其中一人砍死。接着又将七名爱国人士活活地折磨而死，然后把尸体扔到高尔山坡上，喂了狼狗。这个五年前还是这座监狱狱长的大村忍，如今却变成了这座监狱的阶下囚了。

不过如今的这座监狱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如果说五年前这里曾是一座杀人魔窟的话，那么五年后这座监狱已经变成了改造日本战犯的宫殿了。后来大村忍在忏悔自己的罪恶时说：“伪满时我掌管这个监狱，那时这里只有拷打声、镣铐声、惨叫声。每个囚徒每天只能得到一小碗高粱米饭，还要终日做苦工，许多人被打死、折磨死。”

为了把这座杀人魔窟打造成战犯的宫殿，毛泽东和共产党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财力。走进战犯管理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williamhill官网 表：《东北战犯管理所修缮项目表》，它开列了许多修建项目，包括：增加监舍窗户的高度，新建锅炉房、面包房、理发室、浴池等建筑物，医务室更配备有最先进的医疗设备。为此曾化去了不少中国人的血汗钱达366亿东北币，合人民币366万元。60年前的366万元，相当于今天的几十个亿。当年毛泽东枪毙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时，他们各自贪污的金额还不到2万元。当年贪污2万元就是大贪污犯，就要被枪毙了。这拿今天的共产党贪污犯动不动几百万几千万几个亿时，真是小巫见大巫，无法相比了。

于是一座改造日本战犯的宫殿式建筑就完成了。

我参观了每一间囚室，都安有又大又高的窗户，光线充足，显得格外明亮。墙壁粉刷得洁白，面对面的两组木床，上面叠着整齐的被子，不明真相的人以为是来到了战士或学生的卧室。室内还有暖气，即使在零下四十度的冬天，这里仍然温暖如春。战犯的运动场，足有两个篮球场大。提供战犯登台演出文娱节目的大舞台，比中国普通的小剧场阔气得多了。给战犯理发用的三把座椅，都是60多年前上海、北京高级理发馆才拥有的。虽然没有看到厨房和面包房里的各种设备，但是从书中的记载里得知里面的这些设备，当时只有高级餐馆才拥有的。

再看看高挂在墙上的那张“机构和成员组成表”上所列的情况：上面写着所长、副所长之下，设有管教科、总务科、秘书科。人员的组成是：干部包括所长、副所长各1人，科级干部3人，科员19人，办事员5人，打字员1人，翻译1人，医务人员24人，看守员30人。工人包括通讯员1人，司机3人，技术工人16人，杂工3人，炊事员30人。

在这张干部和工人所组成的成员中，许多人都是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受害者，他们每个人几乎都有着一本与日本鬼子刻骨仇恨的血泪账，可谓是与日本鬼子不共戴天。所长孙明斋的家乡在海阳县，日本鬼子进村后，房子被烧，乡亲被杀，他的舅舅被日本狼狗活活咬死。管教员、《战犯改造纪实》一书的作者刘家常的父亲被抓劳工后，积劳成疾而死。看守员王兴，十五年前还是个孩子，他的老家在长城脚下，在日军扫荡中，他的父、母、哥、姐七口人全被日军杀死，房子也被烧掉。他年纪小逃了出来，在伯父家长大成人后，参加了解放军当上了排长，如今派他来这里看押日本战犯。面对有着杀全家七口人血泪之仇的日本战犯，作为持枪的看守员，有一天竟遭到战犯的辱骂，他真想端起枪来把他们崩了。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却命令他们不能打骂战犯，不能侮辱战犯，要对这些杀人犯讲人道讲尊重。这还不够，还要每天大米饭大鱼大肉喂养他们侍候他们。他想不通，在床上大哭起来，他想不干这看守员工作了，想着想着，他病了。

有一个炊事员认出了当年杀父杀姐的战犯，挥起拳头就要打他。原来他老家山东，十岁那年，日军袭击了他们村庄，他和父亲、姐姐三人躲在家里，结果父亲被日本兵刺死，姐姐被日军奸污后杀害，他躲在暗处，看得清清楚楚。如今，杀人凶手就在他面前，仇人一见分外眼红，他眼睛里充满血丝，朝着这个战犯大声喊道：“杀人凶手就是你！你杀死了俺爹和俺姐姐，今天要你偿命来了！”喊着就扑了过去。

杀死他爹和姐姐的战犯就是新井正代。新井正代后来交待了他的滔天大罪：1941年12月在山东沂水县一次战斗中，发现14名中国伤兵，就把他们都推到20多米深的山谷中杀害了。1942年在山东省东平县参加“掠夺小麦战斗”时，把30余名村民集中到村中广场，逼他们交粮，然后挨家挨户去搜。有个老太太坐在米袋上不动，他就连踢带打，并当众把她杀死，然后把所有的村民赶到池塘边，用机枪扫射。1943年9月，在山东肥城，他把一个农民的前胸往下肢一刀一刀地砍下去，血流满地，用这种暴行向士兵作示范。1945年4月，在山东东昌县，在玩够了一个十八岁的中国姑娘，在扒光衣服强奸后，用菜刀把她砍成一块一块，发给士兵吃人肉。他还集体枪杀八路军伤员，杀了许多老人和孩子，并施放毒气……

新井正代的认罪书在全所日本战犯中播送，而那位炊事员指控他的罪行，只不过是他全部罪行的一部分，甚至是最轻的部分……

毛泽东和共产党手段之毒辣，就在于要让这些直接受害者受二茬罪，吃二遍苦，再度受气。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时，他们自己和家人都遭受过日本鬼子迫害和杀戮。如今这些杀人刽子手们都已经变成了阶下囚，当年的受害者变成了胜利者。但是在战犯管理所内事情却发生了颠倒，管理战犯的干部工人依然像受气包一样受气，而日本战犯反倒变成了扬眉吐气的胜利者，在他们面前耀武扬威不可一世。

毛泽东和共产党口口声声说要尊重日本战犯，把他们当作人对待。但是他们考虑过要尊重中国人的感情吗？当年这些日本刽子手哪有一点尊重人的感情，他们对付中国人唯一的手段就是杀杀杀。面对着杀人的凶手，毛泽东和共产党竟要让当年的受害者尊重他们的人格，保障他们的人权。要对他们讲人道，讲人性，要耐心地教育他们。要在强盗面前念佛珠。

五、提供给日本战犯超一流的医疗设备和药品

这里为战犯治病的医疗条件和设备，更是优越得不能再优越了。这里的医务室超过了当时社会上的中级医院水平，除了医务室，还有心电图检查机，小型X光透视机和化验室等。对于瘫痪病人还有专门的病房。医务室里除了有自设的三十多张病床外，还在抚顺市人民医院，抚顺矿务局医院，沈阳陆军医院，沈阳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包租了专门的病房，那后两家医院是当时全国一流的医院。战犯中患了重病和疑难病症，都能得到及时的治疗。

在战犯管理所，除了配备24名大学专科的医生和护士外，还为战犯提供当时根本不能买到的紧缺药品。英国科学家发明的青霉素，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美国人的广泛应用，青霉素一度成为包医百病的神丹妙药。但是青霉素贵得惊人，解放前即使有钱人有能力买，也不容易到手。我的父亲患有肺痨，如果用青霉素就能治好这种病，但是当时一支青霉素的价格相当于今天一千元人民币，我父亲的妹妹是开有两家服装店的资本家，也无法给我父亲购买这贵重的药来治他的病，所以我父亲五十多岁时，就活活地咯血而死了。

这种药在中共统治建国之初更是难以弄到手。为什么？因为这种药是美国生产的。60年前中美互为敌人，正在朝鲜战场上面对面地拚得你死我活，中国又处于被全面禁运和封锁之中，这种药就像战略物资，美国人岂能让中共弄到手。可见在那时要弄到这种药真是比登天还难！但是这比登天还难到手的药却被中共弄到了手，而更为惊奇的是，这种药竟是给屠杀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日本战犯治病用的。

此时，在鸭绿江的对岸，在朝鲜战场上，一百多万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冰天雪地里浴血奋战。他们没有大衣、棉衣，只有一套单薄衣服。他们没有帐蓬，在呼啸的寒风中缩成一团，许多人的手和脚被冻掉了，几十万人不是被战死而是被活活冻死的饿死的。而在鸭绿江的另一边不远的抚顺，中共竟把日本战犯当贵宾一样侍候，连治病用药都是超一流的。

毛泽东和共产党为了抢救日本战犯，使出了全身解数。所以日本战犯都把共产党当作“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把毛泽东当作“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那么是哪些日本战犯受到了中共如此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医治呢？原来这些战犯都是在中国犯下了滔天大罪之后得的病。这些日本战犯本该死有余辜，死得活该，谁让他们强奸中国女人，谁让他们逛窑嫖娼的。但是中共化了大力气竟把他们一个个从死亡线上抢救了过来，活得满面红光，活得健康长寿。

田井久二郎是个屠杀中国人民的杀人狂，在他担任兴山警察署署长的时候，曾派遣特务亲手杀死了东北抗日联军三路军总指挥赵尚志。日本军为了取得赵尚志的人头，曾悬赏日本币一万元（约合现在日元二千万），为此他立了功受到了奖励，获得了伪满洲国的高级勋章。

田井久二郎得了心脏病，按理说得心脏病的人大都是体态肥胖血压高亢之辈，而他不到五十岁却是个瘦子。患了心脏病后曾一度昏迷休克。经过专家的再三询问，他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了原因，原来他除了杀人之外，就是大量强奸中国妇女，强奸之后，再把妇女杀死。他每占领一个地方，都要到妓院去嫖娼，所以他得的是梅毒性心脏病。如果没有一种特效药来治他的病，他会很快死去。于是这种比登天还难到手的药就用在这个疯狂地杀中国妇女强奸中国妇女的战犯身上了。

步兵炮中队曹长铃木良雄也一样，他得了腰疼病，大夫用针灸治了一个星期不见效果，经过检查他得的是梅毒症。原来他入侵中国，每一次参加“三光”大扫荡后，心里老是掂记着，不知自己还会不会活着回国。所以在活着的时候多玩女人来解他心头之闷。每次打仗一进入村庄，就找“花姑娘”强奸，到了警备区所在的城市，就到“红灯区”去纵欲发泄兽性，结果得了梅毒症。经过医生的悉心治疗，用比登天还难得到的进口药把他的病治好了。这个曾弯着腰走不动道的战犯，不久竟在运动场上玩起单杠来了。他反省了自己所干过的坏事：随意用刺刀杀中国人作为试胆训练：用活人作解剖试验和细菌试验，强奸妇女后再把妇女杀死等。

管理所的医生曾为123名患有肺结核的战犯作过治疗，战犯们都有了明显的好转。在对258名患有末梢神经炎的战犯作维生素和针灸治疗得不到好转后，医生和炊事员就在饮食上下功夫，提高伙食中的营养成分，把这些战犯的病一个个地治好。

中国医生不但为战犯治病，而且还给他们镶牙，到1956年就为302名战犯镶过牙。中国医生曾为战犯永富博之镶上了四颗牙齿，让他能吃能嚼东西，延长他的寿命。但是他对中国同胞又是如何的呢？永富博之二十多岁就参加了日本北支那派遣军，因为残暴而驰名山西，从一个士兵一步步升到保安队联队指导官。他在山西闻喜县的一次扫荡中，为了强迫居民集中，他抓了一个叫裴小蛋的人，用刺刀扎进他的嘴里，敲掉他全部牙齿，再割掉他的舌头，然后再用石头敲碎他的脑袋，将他杀死。除了杀人外，他还把一个叫许金禄的居民四肢捆绑起来，栓在马车后面，然后赶着马车，把他拖得血肉模糊，一路血水。

除了给战犯镶上假牙外，还给断手断肢的战犯装上了假肢，给眼睛有毛病的配上眼镜。

这里的理发室为战犯们每月理一次发，每半月刮一次脸；这里的澡堂每星期为战犯洗一次热水澡。

六、提供给日本战犯超一流的伙食标准

初来乍到时日本战犯曾大闹管理所，把高粱米饭倒掉要求吃大米饭，经过周恩来总理的批准，不但给他们都吃上了大米饭，而且还分出大灶、中灶、小灶的级别来。官当得越大，杀中国人越多就吃得最好。将官级吃小灶；校官级吃中灶；校官以下吃大灶，这大灶也相当于当时东北中等家庭的标准。

为了让这些战犯们吃饱，吃好，吃熟、吃热，吃得卫生，食堂里增添了切面机、绞肉机、面包炉、烘烤箱、电冰箱等。六十年前这些都是高级宾馆高级点心店里才拥有的设备，如今都在为日本战犯服务。管理所除建立了一支阵容不小的30人炊事员队伍外，还特地从沈阳、哈尔滨请来了厨师和面包点心师。

为了让战犯吃到新鲜蔬菜，管理所开辟了40亩菜园，种了茄子、青椒、西红柿、豆角、黄瓜、土豆、白菜、萝卜、芹菜、菠菜等。还新建了一处暖棚，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寒冬腊月季节，棚里的蔬菜却是碧绿青翠，就像置身在春天的季节里。如果暖棚的菜还不够，管理所还建有能储存几万斤蔬菜的菜窖，照样能提供新鲜的瓜菜豆，保证吃到下一年的新菜上市还有富裕。在院外还养了几十头肥猪，两头荷兰奶牛，几百只鸡。战犯管理所就像是自给自足的人间乐园。

战犯们每天吃的是土豆烧牛肉，白菜炖猪肉，海带、豆腐炖鱼，鱿鱼炒蒜苗，鸡蛋炒西红柿，炒虾仁白菜，胡萝卜炒油豆腐等，仅副食食谱就有40多种品种，做到每周菜谱不重样。炊事员们还都学会了做日本特色的饭菜，如“甜不辣”、“米绍汤”、“苏泊汤”、“炸肉串”、“八宝饭”、“达子饭”、“紫菜饭卷”。每年春节，战犯们自己动手包饺子、打米糕，增加节日气氛。到了元宵节就给他们吃元宵，到了端午节给他们包粽子，到了中秋节，给他们发月饼。中国人过什么节，日本战犯都一个不拉也照样过。那瓜子、花生、糖果、点心、水果则是应有尽有，堆了一大堆。

对于病号和年老体弱者，每天要给他们供应五、六餐饭菜，按时供应牛奶、糕点。奶粉是特地从英国进口的，糕点是从哈尔滨俄人开的秋林商店买来的。（抚顺战犯曾一度转移到哈尔滨关押过）

当战犯们正在吃着大米饭和大鱼大肉时，而管理这些战犯的管理员、看守员、医务人员和炊事员们，他们吃的却是高粮米、窝窝头！那是吃下后拉出来都是红色干屎，能把肛门给撑破了的粗粮，他们每星期只能吃一次大米饭。即使在中国农民活活被饿杀4000万人的“三年人为灾难时期”，这些日本战犯的伙食供应标准始终不变，粮食品种不少，定量不减，副食调剂仍如前多样化。而管理所的所有工作人员和炊事员们，却在自力更生参加农场劳动，吃的是粗粮和代食品做成的又黑又硬的窝窝头，但连这个都填不饱肚子！

战犯们喂得白白胖胖，满面红光；而管理员和炊事员们却累得一个个患了胃病。许多采购员早饭要忙到中午才吃，晚饭要忙到深夜才吃。

战犯们的伙食费每月东北币1亿3千6百多万元，在拨给战犯用的生活费中，是不准节余上缴的，必须保证按标准花掉，保证战犯“吃到口，拿到手”。这些生活费，即使让战犯们天天吃大米白面、大鱼大肉也是花不完的，怎么办呢？于是给战犯们买来高级点心、月饼、果品、罐头等。

除了保证战犯们吃饱吃好外，还得要吃有营养。医务人员制订了一日三餐营养食谱。为此许多炊事员都痛哭流涕，一位姓刘的炊事班长忿忿地说：“我过去被日军抓去当劳工，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还要遭受毒打。日本鬼子害得我们中国人吃糠咽菜，家破人亡。现在他们大米白面管够吃，大鱼大肉侍候他们，我们干革命的却吃高粱米，而且忙得吃不应时。现在又要对战犯讲营养，这么多的花样，我伺候不了，你们另请高明吧！”护士长赵毓英也哭，她有什么办法，她是执行着大汉奸大卖国贼这个上级命令的呀！她说：“难道我没有当过亡国奴？难道我愿意找这个麻烦？”

七、对战犯的照顾真是“天大地大”“爹亲娘亲”

在吃好吃饱吃得有营养之后，就要让战犯们活动活动身体了。1955年3月，各监门锁都打了开来，战犯们可以你来我往互相串门了。不管是伪满战犯还是日本战犯，不管曾当过官的战犯还是下级战犯，都可以探亲访友，称兄道弟，相互间任意交往，没有拘束。他们可以下棋玩耍，可以漫步谈心。既不像中国的五类分子在劳教、劳改时，要受到监规制度的严格控制，连问一下“你为什么进来的？”都是不容许的。

战犯有组织地成立了乐队，舞蹈队、话剧队，经常进行排练和演出。他们吹奏动人的乐曲，扭动身体跳起了秧歌，写出了剧本演出了独幕剧和多幕剧。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他们就举行了29次文娱会演，开了24次大大小小的运动会。而无产阶级专政干部对于中国五类分子绝对没有这样仁慈过，他们最痛恨五类分子高兴和笑声。每当五类分子娱乐时，他们就会提出警告：“你们改造好了吗？”

战犯们除了可以相互交往谈心外，关了五年以上的还可以与家属聚居。他们的日本太太可以远渡重洋，前来探监，可以住下来共同生活。子女们可以与战犯爸爸同唱共舞，一同演出节目。一个叫菊地修一的日本战犯，竟要他的女儿计算一下，她爸爸在中国杀了多少人。

有些战犯在日本有未婚妻，这些未婚妻已经为他们等了十五年，战犯们都不敢给未婚妻写信。管理所的管教干部告诉战犯，你写好信后，我负责一定帮助你寄走。很快这个战犯就收到了未婚妻的回信。一个叫田村贞植的战犯在收到未婚妻信之后，天良发现，对自己过去乱杀无辜行为进行了忏悔。他写了一首诗，写当年他是如何毁灭中国新婚夫妇美好生活的。诗中写道：“这是普通一座房/春联散放着笔墨香/彩纸剪成红喜字儿/刚刚贴上纸格窗。 是谁家的姑娘/冬夜里守着灯光/压住心跳/把青春的梦，美好的希望/刻进纸剪的鸳鸯/噢是把新春和婚礼/一并迎进新房。 ‘开始扫荡’/我喊叫得那么疯狂/像恶魔的粗气，在暮霭里荡漾/军队一阵阵地嚎叫/像扑食的恶狼/枪声响起/哭声一片怆凉。 ‘放火’/一声令下，大火飞扬/烧毁了纸剪的双喜字儿/还有美丽的一对鸳鸯……”

下面的这个故事更为“动人”。当中国发生汶川大地震和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害时，中国军队战士在进行生命大营救时，谱写了一曲曲感人的故事。在汹涌澎湃惊涛骇浪中一次次地跳入水中抢救人员，在余震还在发生时，钻入断层楼板寻找幸存者。但是所有这些动人故事，英雄情节，都没有我下面记述的那个故事感人，它就发生在战犯管理所内。

这是一个春寒料峭冷风刺骨的早晨，一个日本战犯厌世想不开，跳进了大粪池里想自杀，他想这一次一定能自杀成功，谁能跳进臭气薰天的大粪池里来救他。就在他往下沉的时候，突然一名看守员，毫不犹豫地跳进了这两米深的粪池里，把这个战犯打捞了上来。接着不顾全身的粪便和刺鼻的臭味，看守员和战犯竟嘴对嘴地进行了人工呼吸，把那个战犯救活了。我担心，在做这样的人工呼吸时，会不会是在吃大粪？

文革中曾流行过一首歌叫《天大地大》，八亿人都在唱，都会唱。其实中国人没有理由唱这首歌，毛泽东和共产党已经把中国人整得够苦够惨的了。这首歌应该让日本战犯唱才合适。歌中唱道：“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共产党和毛泽东已经变成日本战犯的再生爹妈，甚至比亲爹亲妈都要亲十倍百倍千倍。

唱“天大地大，爹亲娘亲”是唱不够的，在战犯管理所内每天都在发生这种事情。下面一件事也是前所未有，世所未闻的。上面提到的一个叫武部六藏战犯，曾任国务院总务厅长官，名义上是辅佐溥仪皇帝，实际上是骑在东北人民头上拉屎撒尿的太上皇。在中苏办理交接手续时，他是躺在担架上从车上抬下来的。移交给中方时，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病入膏肓垂死之际。经过中方医务人员的抢救，保住了一条命。1952年，他突发脑血栓，昏迷过去，从床上跌落。为了执行毛泽东周恩来的不死一个战犯的指示，医务人员几乎是一天一夜不眠不休的进行抢救。总算从死亡线上把他抢救了过来，但是人已瘫痪，变成了一个植物人。此时他嘴歪眼斜，只能干躺在床上不能动弹。

于是，管理所为他单独建立了一所病房，派了一个年轻护士焦桂珍，专门对他进行服侍。一日三餐为他喂水、喂药、喂汤、喂饭；为他擦身、按摩、理发、刮胡子、剪指甲。当武部呕吐喷得焦桂珍一脸一身时，焦桂珍默默地把一切都擦洗干净，然后又继续给他喂饭。武部长期小便失禁，焦桂珍也不嫌弃，还经常给他做床上浴，用酒精和滑石粉擦拭他的全身。每天还要抱着他翻几次身。

这个长期卧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战犯，躺了四年，竟没得褥疮，养得满面红光；而焦桂珍却一天天地瘦了下去。每天在忙完武部之后，才赶到幼儿园里去接自己的孩子，她总是最后一个去接孩子的家长。

焦桂珍连续为这个杀人魔王悉心服侍了四年。当武部假释回国时，焦桂珍亲自把他送到天津港码头，直到他的担架被他的妻子接走上船为止。武部把焦桂珍介绍给妻子武部歌子：“这位小姐端屎端尿侍候我四年，没有她，你我今天就不可能相见了。”接着他叙述了焦桂珍四年如一日照顾他的动人事迹。武部歌子听了丈夫的这番话之后，抱住焦桂珍放声大哭起来。那时候还没有“天大地大”的歌，如果那时有这首歌，她又会唱，武部歌子一定会把它唱得很感动人的——“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这些日本战犯光是在战犯管理所里耽着也不行，周总理作了决定，让日本战犯到全国各地参观访问，到社会上去见见大世面。于是他们分作三批奔赴全国各地，既到东北，又到内地；既到城市，又到农村；既参观新建的工矿企业，又参观改建扩建工程；既参观科教部门，又参观名胜古迹。从北国一直到长江沿岸，游览和参观了抚顺、鞍山、哈尔滨、长春、沈阳、天津、北京、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11个大中城市，99个单位，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在日本战犯外出参观期间，他们都穿上了新发的衣服。他们坐专车，住旅馆，到处有人接待，顿顿四菜一汤。陪同人员都不带枪，在外人的眼里这是一支大型旅游观光团，而不是什么日本战犯参观团。

在纪念馆里挂着一张战犯参观的路线图，沿着这条线，就像当年日寇踏着铁蹄打开中国道道大门时的情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军一夜之间占领沈阳，不到一个月就占领了整个东北。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在卢沟桥发动挑衅，很快占领了北平、天津和整个华北。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和1937年 “八一三淞沪抗战”就在上海打响。1937年12月13日，南京保卫战失败，南京沦陷，五万日军进城后，开始了对三十多万战俘和平民百姓的“南京大屠杀”。1938年6月至10月，有百万中国军人参加的“武汉保卫战”打响，经过四个月的奋战，最后武汉三镇全部沦于敌手。

日本战犯在数个月的参观中，最忙碌的就是医务人员了。北方和南方的季节、气候差距很大，变化也很大，医务人员既要担心他们在北方着凉，又担心他们在火炉武汉中暑，为此要为战犯准备各种各样的药物。

每年国庆节，这些战犯还应邀参观抚顺市的国庆典礼和群众游行。

周游各地所耗的旅游费，仅1957年春夏之交的一次有四百五六十人组成的参观团，参观了四个城市，所化费的经费足可以开办管理所新设的四座电机厂，当时一座电机厂的投资是四万元。毛泽东和共产党不惜化费中国人民的血汗钱来讨得杀人魔王的欢心。

八、日本战犯像凯旋归来的英雄受到干部隆重接待

1954 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组成了一支900人的庞大调查组，对在押的日本战犯进行审理，他们到过曾被日寇侵占过的地方，动员群众，向幸存者取证。曾搜集到 26700余件控诉书、鉴定书和日本残留在各地的档案8000余份。为了实事求是，检察员、审判员和律师还共同进行鉴别证据、复查案情，重新补充侦查，又搜集到1300余件有力的确凿证据。数万份材料证明这些日本战犯曾在中国犯下了反人类罪的各种罪行，杀死的中国人达85万7千多人，烧毁和破坏房屋7万8 千多处又4万4千多间，抢粮3千7百多万吨，煤炭2亿2千2百万吨，钢铁等金属3千多万吨。他们还制造了三十多起大惨案。杀孕妇，杀婴儿，用活人当细菌试验、解剖试验。甚至还吃人肝，扒人脑……按照国际法量刑，在这些战犯中，起码有超过百人可以判为死刑的。为此战犯管理所向上级提出了对罪大恶极的70余名战犯处以死刑名单，并向周总理作了汇报。

1956年1月，却传来了周恩来相反的指示，要对日本战犯“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罪行确凿的才能起诉，对一般罪行的不起诉。”

法律工作们都想不通，提出不少意见。领导又二度进京汇报，但中央仍坚持对日本战犯进行宽大处理。

就这样这些法律工作者辛辛苦苦调查来调查去，化了九牛二虎之力，弄到了数万份有力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些战犯可杀，想以此来安慰九泉之下的中国父老乡亲。但是中央的一个命令，他们的心血都白费了。毛泽东和共产党不但愚弄中国普通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甚至连专业的法律工作者都要被耍弄一番。瞧瞧老毛老共有多霸道：让你们去辛勤劳动，把日本战犯罪行调查得清清楚楚，至于给这些战犯判不判刑，判刑几年，那就不能听你们的了。你们这些学法懂法的人有什么能耐，老毛的无法无天一样能打天下治天下。

法律工作者不得不退了一步，要求日本政府承担战争赔款总可以的吧。想不到又一次遭到拒绝，周恩来果断地回答：“这个款不要赔了，赔款还不是日本人民的钱，日本政府还能拿出钱来吗？”日本怎么拿不出钱来，那时的日本已经向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发起冲击了。

就这样在大汉奸大卖国贼的操纵下，一份蔑视、嘲弄、践踏《国际法》的《决定》出笼了。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签署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决定中明确规定：这些日本战犯一律释放，免予起诉；严重者也要分别从宽处理。

1956 年6月21日，在辽宁省抚顺市女子中学的礼堂里，正在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大会。首席检察官王志平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宣读了对日本战犯实行宽大处理免予起诉即行释放的命令。宣读完毕，会场上战犯们哭声恸地，想不到他们杀了这么多中国人，犯下如此滔天大罪，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但不杀不关他们，而且还把他们养得白白胖胖，健健康康，要把他们送回日本国，与家人团聚。那真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啊！

很快又传来了中国红十字会代表的讲话声，宣称从现在起到回国之前，他们将由红十字会来负责接待。于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一下子竟变成了由慈善组织红十字会救助的对象了，杀人魔王一下子变成了受灾受难的弱者和被救助者，那真是比魔术师变魔术还快。

当战犯们回到管理所时，一百五十多名中方干部在大门口列队欢迎，那场面就像是迎接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接着100多桌酒宴在俱乐部大厅排开，20多道中西餐一一端上。所长孙明斋高举酒杯，向日本战犯频频举杯祝贺。宴会一直进行了三个小时，宴会结束后，立即把他们用专车送到了抚顺市政府招待所，战犯瞬时变成贵宾了。

管理所除了发还给他们四年前曾存放在这里的行李物品外，还发给每个战犯每人一套毛料人民服，一双皮鞋，一顶毛料帽，一条新疆纯毛毯，以及生活用品，再加五十元的零用钱。六十年前的五十元相当于中国普通工人月收入的两倍。他们使用过的乐器和演出节目的道具也都送给了他们。

九、蔑视嘲弄践踏国际法的所谓公开审判

中共除了将1017名日本战犯分三批作出免予起诉全部释放外，为了平息中国民众的愤怒，不得不在沈阳、太原两地，分别对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45名日本战犯，装模作样地进行了象征性的公开审判。妄图用所谓的“正义”审判来掩盖他们大汉奸大卖国贼的丑恶本质。

公开审判前，法庭上已经是人山人海，座无虚席。审判程序也与其它审判一样，有审判长的致词，公诉人宣读起诉书，然后出示大量证据，接着控诉人控诉，辩护律师辩护等。当铃木启久被带到法庭接受审判时，受害人张俊金脱下衣服，让法官察看他满身伤疤。在法庭上他失声大哭控诉说：日本鬼子在大街上砍杀7个人之后，砍到第8个时就把他拽住，把他的眼睛蒙上，准备杀他，他挣扎着不让蒙眼睛，日本鬼子就把他踢到井里，朝井里开了两枪，打坏了他的骨头。又往井里扔死人、石头、土块，扔完就走了。后来他被人救出后就昏了过去，变成了残废。有200多人是被打死、烧死、薰死的。张俊金说完后像发疯一样冲了过去，要跟铃木启久拼命。

铃木启久还指挥日伪军制造“潘家戴庄惨案”，被杀群众达1280多人。从死人坑里逃出来的周树恩出庭作证，这位44岁浑身是伤的农民流着泪控诉：1942年10月28日早晨4点，日军包围了潘家戴庄之后，挨家挨户搜查，把全庄人都赶到一个大场里，逼着青壮年挖坑。然后把1200多人推到坑里用火活活烧死。他从土坑里侥幸逃出。村中血流成河，粮食牲畜洗劫一空。

法庭判了铃木启久20年有期徒刑，但在1963年6月提前释放回国。

藤田茂是日本战犯中的“武将头”，刚到抚顺时，他蓄着一把仁丹胡子，穿着一套日本陆军将官服，肩戴中将肩章，足蹬皮马靴，每天朝东方膜拜，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大和魂万岁”口号。藤田茂侵华期间杀人无数，残忍无比，1939年春血洗山西安邑上段村，一下子杀死村民140余人。在山东莱芜、蒙阴一带烧杀奸淫。把上百名俘虏当作新兵试胆训练的活靶子。62岁的证人张葡萄，全家都被杀害，只剩下她一人。当她控诉时，气得全身发抖，满脸流着汗水、泪水、口水。因愤怒和激动，她白发倒竖，数次扑向藤田茂。

在一天半时间里，有26个证人出庭作证，控诉他的罪行。结果藤田茂只判18年徒刑，第二年他就被提前释放回国了。

在公审期间，战犯的太太们都从日本赶来，准备要与中共大干一场，抗议关押她们的丈夫。到了中国听了丈夫的陈述，才知她们的丈夫在中国犯下了滔天大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藤田茂的夫人喜代子听了丈夫的话后，大为感动，想不到她丈夫杀了这么多中国人，没有处他死罪，太宽大了。她觉得作为妻子，也有一定责任。她向中方提出：让她也进监狱，陪着丈夫一起坐牢来赎罪。

管理所工作人员听了她的话后哈哈大笑起来，想不到战犯太太有多天真可爱！于是他们对她作了一番解释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讲究祸灭九族的，男人犯罪，株连家属。我们打倒了封建主义，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怎么还能走回头老路呢？”

管理所工作人员所说的，骗骗日本人还可以，骗中国老百姓就难骗了，谁都知道中国的五类分子的子女，就株连成了黑五类，他们在上学、上工、入党、入团，甚至结婚、生子处处都受到阻碍。文革中，连生下来的婴儿都会被活活打死，谁让他们生在五类分子的家里。

这是一场站在日本帝国主义立场上，为日本战犯开脱罪责的，蔑视嘲弄践踏国际法欺骗世界舆论的所谓审判。两个月的公开审判终于落下了帷幕，沈阳先后判决36名日本战犯，各判处有期徒刑12年到20年不等，太原共审判9名日本战犯，分别判处8——20年有期徒刑。他们大部分都假释、提前释放或特赦后回国了。

从此毛泽东和共产党又往脸上多贴了一层金，除创造了把杀人魔王改造成新人的奇迹外，还吹嘘说“这是在我国领土上，由代表中国人民的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审判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近代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它在世界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总结，也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一个标志。”毛泽东和共产党不仅又争到了第一，而且把抗日胜利的功劳和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光环都套在自己头上了。于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统治下站起了两次，一次是毛泽东建国时说的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想不到审判日本战犯时，中国人民又站起来一次。

这个大汉奸大卖国贼集团，竟能当着全世界人民的面前瞪着大眼说着瞎话，因为早在九年前日本刚投降不久，在中国各地已经对日本战犯进行过公开审判了。王俊彦著的《日本战犯审判秘闻》一书中曾写道：“在中华大地欢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锣鼓声中，从14年艰苦抗战中取得胜利的中国人民，将昔日横行中国的日本战犯迅速尽行逮捕，可谓扬眉吐气，大快人心。从1945年8月到 1947年5月，中国各地共逮捕日本战犯2357名，相继在北平、南京、上海、汉口、广州、太原、徐州、济南、台北、沈阳等地，设立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统一审判由中国驻日代表团引渡和从全国各地法庭移交的日本战犯。”

难道这些审判不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吗？难道这些审判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审判吗？还有在远东国际法庭上，梅汝璈先生对日本甲级战犯判处绞刑的审判，这也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审判吗？难道只有中共的沈阳、太原的审判才是在中国领土上，代表中国人民的审判吗？按照毛泽东和共产党逻辑，沈阳太原的审判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么这种代表日本战犯立场上的审判，可能会让中国人民永远当日本人的亡国奴，而不是站起来。

十、建议建立十个纪念馆和抚顺战犯展览馆

当我参观完毕，走出战犯管理所的大门时，感到目眩地转，感到这世界莫非是个颠倒了的世界。把屠杀千千万万中国同胞的刽子手当作贵宾和亲兄弟，说是从鬼变成人；把自己千千万万无辜的同胞打成敌人，中国人变成了牛鬼蛇神，这个被毛泽东和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还有没有真理、道德、公道、公正？

我想起六十年前曾流行过一首歌曲叫《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当时流行很广，几乎大人小孩都会唱这首歌，因此中了这歌流毒的人不在少数。人们都相信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统治下的解放区，《明天会更美好》的。这首歌的歌词很简单，只有四句：“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后面是一通 “呀呼嗨嗨，呀呼嗨。”回顾这六十年历程，这解放区的天哪一天明朗过，都是乌云密布过后的黑暗天；这解放区的人民哪一天喜欢过，一个个都被打成了牛鬼蛇神；这民主政府哪里爱人民呀，他们爱的是屠杀中国人民刽子手的日本战犯；这共产党与中国人哪有情哪有义，更谈不上恩情了。只有日本战犯才有这种情这种义，有这样的恩情。日本战犯已经把共产党当作“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把毛泽东当作“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了。

从抚顺战犯管理所参观出来，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揭示了一个秘密。原来毛泽东和共产党在六十年统治中，所开展的一系列针对中国同胞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运动，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伙继承日本帝国主义衣钵的大汉奸大卖国贼集团。他们与日本战犯是一丘之貉，狼狈为奸，把日本帝国主义没有完成的事业接了过来对中国人民展开了镇压和屠杀的。

如果说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一伙大汉奸大卖国贼集团，令人不理解的是13亿中国人却把这个大汉奸大卖国贼当作“四个伟大”，还把他的头像高高地挂在天安门的城楼上。而把这个助纣为虐的组织当作“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加以颂扬。中国人把杀自己同胞的汉奸卖国贼当作亲人，说明中华民族已经愚昧到了什么程度。如果说在长达六十年的铁幕般生活中，因为不知情，遭到了欺骗和愚弄而有情可愿。但是当改革开放之后大量的信息得到了传播和反馈，毛泽东和共产党祸国殃民的内幕和真相已经公示于世大白天下。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不知反省的民族，不知进取的民族，还在一味地鼓吹毛泽东的四个伟大，还树起了比文革时期更高更大的塑像就真的是不可思议了。那个邓小平更是无耻，挨了毛泽东的两次毒打，差点被整死，复出之后不但自己朝毛泽东跪拜高喊万岁，还要让全国人民都把这个祸国殃民的毛泽东头像高高地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要让我们子孙后代生永世都受其欺骗永远上当。

有这样无耻的国家领导人，有这样无耻的组织，中华民族怎么不成为无耻的民族。当前就是要挽救这个已经堕落了的民族，用最生动最鲜明的事实和真相告诉人们：究竟谁是汉奸卖国贼？究竟谁在出卖民族利益？究竟谁是爱国主义者？

巴金先生生前有个愿望，要在中国建立一座“文革纪念馆”，让毛泽东和共产党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如何进行毁祖灭宗，如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内幕和真相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看看我们自己曾是如此的丑陋。当全世界先进国家正以科技和经济发展为目标大踏步地前进时，而我们这个民族却正在对自己同胞大斗特斗，以斗自己同胞为乐，以斗自己同胞为己任，以“窝里斗”而扬名世界。

巴金先生想建立“文革纪念馆”的愿望在生前没有实现，而我却有一项更大胆的设想和建议，把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改建成十个纪念馆，分别为：一、土改纪念馆，二、志愿军纪念馆，三、《镇反纪念馆，四、肃反纪念馆，五、三反五反纪念馆，六、反右纪念馆，七、反右倾纪念馆，八、大跃进纪念馆，九、文革纪念馆，十、六四纪念馆。

在这十个纪念馆外再另设一个展览馆，把抚顺战犯管理所遗址的展品搬迁到这里，这个展览馆取名为“抚顺日本战犯展览馆”。把它取名为“展览馆”，就是与上面十个“纪念馆”以示区别。

通过最实际的最鲜明的对比，究竟谁是大汉奸大卖国贼，究竟谁是汉奸卖国集团，不就昭然若揭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