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高犯罪率乃中国特色

河北大学本是一所默默无闻的高校，设在“文革名城”保定市。但是，十月中旬的“官二代”在校园内撞死撞伤学生的事件，让这家大学顿时“蜚声”海内外。肇事者李启铭驾驶当地中产身份标志车大众‧迈腾，此车亦为有一定实权的科局级单位头头所坐公务车。醉酒撞人的李启铭在出事后猖狂放言：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

事件引起海内外媒体关注后，河北大学效法政法系统打击法轮功与镇压维权时“只做不说，不留纸面证据”的政治套路，对学生会负责人口头传达封口令，学生会负责人再以暗示的方式向同学们传递封口信息。于是，比撞人事件本身更令媒体惊诧的现象出现了：一方面，河北大学的学生们完全回避车撞人事件，相关网帖、手机短信一概没有；另一方面，校方振振有词地向媒体表示绝未下达封口令。

正科级警官的“无形资产”

消息人士透露：学校当局在事件刚一发生时，就接到分别来自保定市公安局和省委维稳领导小组的指令，“不得给媒体借炒作李刚身份而攻击党领导的公安体制以机会”。

李刚何许人也？不过是保定市公安局一个分局的副局长，正科级，与乡镇书记镇长平级。按常理讲，正科级干部在地级市保定有很多，然而，这颗并不大的脑袋由于头顶国家权力象征的警帽，就陡然大了起来。换言之，级别相同，只要是警方人士其“无形资产”肯定比别人大，社会影响力自然也就摆在百姓面前。有不少网民在发问：“这个人有没有经济问题？”有香港亲共媒体也委婉表示李刚应该有经济问题，其子李启铭养那个档次的车，每月至少需要家中补贴一千元。而其子只不过是保定某家事业单位的实习生，月收入不到一千二百元。

副科级警官扔一千万入股

警察犯罪捞钱早已不是保定一个市、更不是河北一个省的事情了。比如在陕西咸阳出了一个涉案三十亿元的地下钱庄大案，案主是一位正科级警官的家属。名叫李春的警官太太仅仅吸引当地警察参与其假期货的资金就超过了两亿元，其中一位正股级（比正科小两级）警员竟以五百万闲余资金投入其中，令局外人瞠目结舌。

一位入股一千万元的副科级警官竟然称自己从未向地下钱庄投钱，一千万元都不要了，而涉及他的所有原始单据都有他本人的亲笔签字。

一个五百万，一个一千万元，两名涉案的警员都是交警。一位民间经济学家指出：全国交警的年寻租收入超过二十个亿。

无法控制的暴力倾向

共产党暴力深藏于政治基因当中，而当一些分支集团因经济效绩不佳而被人民抛弃后，中共借所谓改革成功或所谓的保卫改革，把暴力偏好毫不犹豫地转化为暴力崇拜。比如，江泽民执政期间对信仰团体法轮功采取的灭绝人性迫害；再比如，时下为维护稳定而采取的对维权人士诸种非法关押，包括在司法体系之外开设黑监狱。

对暴力的崇拜更表现在行政权力的使用过程，最突出的就是城管与公安对弱势群体的施暴。它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大骚乱的基本诱因之一。最为危险的是，整个司法体制还在保护上述的施暴行为。比如发生在贵州省关岭县警察枪杀村民案，其故意杀人性质尽人皆知，但最后却被审判机关定性为防卫过当。

维稳主力内部失稳

中共目前的维稳工作体系中，公安机关的作用不可忽视，因此，有些地方的政法委书记还是由公安厅局长出任。按照列宁的国家机器学说来论，警察与军队在维持统治秩序方面有着同样的作用。因此，在共产党传统的暴力偏好变成暴力崇拜的中共那里，不管表面怎么说如“不得动用专政工具对付人民”之类的好话，本质上它还是倾向于对社会的暴力镇制。

警察被赋予超限暴力职能带来了两个隐性的社会后果：其一，社会公众被暗示他们随时可能遭遇警察暴力，“你没事儿，他也先收拾你一顿”，这样，有些人为了保护自己免被“收拾”而不得不向警察支付大额的无形保护费；其二，警察内部按拥有暴力资源的多少而形成等级分配机制，一旦出现分配偏差，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内斗。最明显的无形保护费支付案件发生在江苏丰县，一个酒厂小业主被警察多次敲诈而致企业报黄。在郭姓厂主被警方关押期间，警方主动提出“交十万放人” 的条件。最明显的内斗案例有两起：一是山东省郯城县警察两次进京上访案，他们声称原任局长侵害了他们的住房利益，而且后者是资金黑幕的操纵者；二是湖南省公安厅一位家资数千万的副厅长因不满得不到应有提拔，公开发帖揭露单位内幕而被双规。至于警察雇凶对付妨碍自己利益的同事，已经是毛毛雨一样的小事，几乎天天发生，比如威胁家属、骚扰对头所开店舖，不一而足。

北京市公安局上半年出了一件大案：有人将全市外来在京谋职（包括从事政治活动）异议人士的内控名单泄露出去，以至于公安部副部长刘京亲自率人查案。最后，案件失去头绪，内部分析则称是国保内部有人为了报复同事而为。因此，刚刚出台的《首都警察条令》里面就出现了一条很奇怪的条文：“有包庇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辞退或开除。”

“胡温新政”养成的祸患

还有两年的时间，胡温新政就要退出公众政治视野。他们留给中国一大祸患是警察国家的养成。他们的前任江泽民固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胡温投鼠忌器终使警察犯罪成为一大社会祸害：他们治理的八年里，中国警察犯罪率上升了三倍；警察犯罪由原来的经济型向经济与暴力方向发展，警察的非法收入与合法收入之比高达十五比一，居于所有具灰色收入性质的行业之首。

如果说以上列举之数据是民间调查的一家之言，那么，看一下关于咸阳地下钱庄大案里警察涉案金额与全案金额之比，就不难印证或作出更进一步的判断。还有，按条文衡量，全国县级公安局长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不适合现任，在中共政法巨头们心里是个心照不宣的事实。为了给党的政法巨头找个面子，前些日子，公安部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直接免去了二十名不合格的县级公安局长的职务。公安部直接去免县级局长的职务不是什么廉政措施，而是问题大到威胁北京权贵利益的程度。

有人开玩笑地说：就算温家宝像朱镕基当年自兼央行行长那样，去兼任公安部长，他也无力扭转中国特色的警察国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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