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五类忆旧连载(十七)

你是篱上一根条  焦国标

编了三期《黑五类忆旧》，过目的稿子有二百篇。相当比例的故事是运动一来，儿女与父亲划清界限，妻子向丈夫提出离婚。界限划了，婚离了，而倒霉依旧。所谓文明礼仪之邦，人伦在哪里？亲情在哪里？真个如圣经《传道书》所言，“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然而基督徒袁相忱、梁惠珍夫妇一家，却是这虚空中难得一见的实在。

袁相忱是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人之一，北京家庭教会最有影响力的牧者和主的仆人。因与王明道等教会带领人拒绝加入三自会，1958年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袁有6个孩子，其时最大的17岁，最小的6岁。系狱21年又8个月，1979年底获假释时，已是儿孙满堂。

父亲被抓，正读中学的长子袁福音既不相信父亲是反革命，也不相信政府会没有任何理由乱抓人。他含着眼泪，看遍全城批判父亲的大字报。一个人茫然地走在大街上，痛苦、迷惘、失望、无助。一周之后，老师告诉他，他的少先队大队长的职务从今天起由另一个同学担任。一家八口，全凭袁相忱服侍教会获得生活来源。父亲一走，家里生活来源断绝，福音安慰母亲：“妈，你别发愁，等我六月份毕业了，就找份工作，我来养活你。”

次子袁福声1965年去宁夏生产建设兵团前想见父亲一面。因不是接见时间，监狱（右安门北京第一监狱）领导不同意，但福声不肯走，反复申说：“我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您就帮帮我。”袁相忱走进接见室时，看见儿子，很是意外。半个小时的会见中，父子手握着手交谈。父亲问儿子：“你现在对信仰有没有信心？”儿子说：“有。”父亲又问：“还会不会唱诗？”儿子说：“会。诗篇二十三篇我现在还记得很熟。”父子这一别，再见已是14年以后。

袁相忱近22年的牢狱人生，有14年是在东北度过的。因家庭出身被分配到贵州赤水天然气化肥厂工作的四子袁福乐，1973年冬有一次到东北出差的机会。他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拎着大包小包，多次辗转，到黑龙江呼兰革志监狱去探望已11年未曾见面的父亲。父亲被抓走时他才11岁。

不仅自己亲生的孩子是如此顺服，嫁得的女婿和娶来的儿媳也都很孝敬这个反革命岳父和公爹。1964年，袁相忱已在狱中6年，大女儿袁安湖结婚了。女婿对梁惠珍说：“妈妈，我还没见过爸爸呢！下个月接见的时候，我想去看看他。”安湖带着丈夫到北京监狱探望父亲，令父亲大为安慰。在袁相忱获释前夕，老二福声的媳妇甚至有一天晚上梦见公爹从监狱回来了。

袁相忱获释从东北乘火车到北京那天，一家人派出强大的接站阵容，计有妻子梁惠珍、次子袁福声、长女袁安湖夫妇。晚上10点的火车，8点他们就去守候了，可最终竟没接着。午夜过后，4人还没回家，袁相忱已照着信中的地址先于接站的摸回位于白塔寺的新家。当4人失望地（以为又出了什么变故）回到家时，袁相忱正在用福声媳妇端来的热水洗脚呢。

当初袁相忱被捕时，梁惠珍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自己娘家人。他们很多人还不信主，她怕他们因此更加远离神。丈夫被捕将满一年的时候，弟弟来京出差，顺道看看姐姐。姐夫不在家，等了好久也没见回来。弟弟感觉不对。“大姐夫呢？”梁惠珍有意绕开话题，弟弟问了三次，才说：“走了快一年了。我是怕你们担心，才不告诉你们。你别告诉妈妈，怕她受不了。”弟弟埋怨道：“你怎么不跟我说，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受苦！”弟弟边说边掏出钱，交给姐姐：“用这些钱给孩子们买些布做衣服吧。你是我的亲姐姐，你的丈夫是我的姐夫，你的孩子是我的亲外甥，我不怕受连累。姐夫不在，我照顾你们是应该的。”此后，弟弟按月都给姐姐寄钱来。每年从年初一到初四，梁惠珍都带着孩子在娘家过年，直到1974年母亲去世。

中国谚语云：“篱笆不扎紧，野狗钻得进。”篱笆是由一根根枝条编成的，在政治变成咬人世界人权宣言金句的野狗时，人人都应该当好自己那根枝条。然而无数人在该做枝条抵御政治野狗的时候，却如鬼撵着似的从篱上飞逃，放弃了枝条的职责。结果，家庭和个人都门户洞开，失去藩篱，野狗如入无人之境。更有甚者，自愿化为野狗，反身扑向自己的家庭和亲人。袁氏一家守住了自己作为枝条的职分，抵挡住了野狗的攻击，一如圣保罗所言：“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那公义的冠冕必为我存留。”

                达夫不达    作者  周舵

我的父亲周达夫，是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最奇特的一位。他先在印度泰戈尔的国际大学读书，后来得了孟买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当过记者、编辑，后来教书。他为了追求母亲，几次大发神经，还闹了一两回自杀。母亲被追得没有办法，心想此人至少将来不会亏待她。再说，父亲当时年轻英俊，前程无量，母亲便嫁给他了。

父亲心地很不错，古道热肠，但身上的缺点实在太明显了。第一，他是个医学上叫做循环性格类型的人，兴奋时口若悬河，如脱缰之野马，什么话也存不住；抑郁时则心灰意懒，悲观厌世。第二，完全不谙人情世故。世间一切人事，在他眼中都大大变了形。他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费心去研究一番世事的真面目，只是凭他脑子一转，只听三言两语，就可遽下断语，而且一经决定就很难改变。别人心里想的与他眼中所看到的，经常相去极远。他对你的热心和好意，有时颇令人感动，但对你说的话却没一句能进入你的心坎。第三，自视极高，自以为聪明盖世。倒也非虚。他的老师、准老师如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黄侃、钱玄同等，似乎都夸他很聪明。他的毛病是极浮躁，母亲说他是猴子屁股坐不住。我看他是根本无心治学，对玩政治那一套倒兴趣极浓。母亲说他不象个教授，倒像个失意政客。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母亲从小再三告诫我们远离政治。第四，脾气时好时坏，坏时什么人都敢骂。据母亲说是几乎骂遍了他所认识的一切人。把朋友、同事、上级得罪个遍。骂人还很刻毒，专揭别人的疮疤。第五，生活习惯不良。极懒极懒，家务事从来是一根指头都不想伸一伸。他以为大教授就得别人侍候，却不想想母亲也得上班，家里并不是总有佣人。又邋遢，年轻时西服革履倒还神气，到了学雷锋的年代可就每下愈况了。这种生活习惯与母亲真是水火不相容。母亲极爱整洁。不过，我发现，不爱整洁的人常有个大优点：生活上很淡泊，无可无不可，从不挑剔，好侍候。

父亲的种种毛病，没有一样不招母亲反感。母亲原是个极能干、极好强、人缘好、性子急爱整洁爱漂亮的女人，一向也是自视甚高，于是结婚不久就开始后悔。但是很快，生下了我，母亲稍觉安慰。我生在印度噶伦堡，那是个极美丽的山城，在喜马拉雅山南坡，背后就是雄伟的大雪山。主演《乱世佳人》的费雯丽就生在那里。费母怀孕时，医生让她每天看看大雪山，说这样生下的孩子一定美丽。鄙人大概也多少沾了点大雪山的灵气，出生不久，父亲的朋友顾铁鈇见了，非说是抱错了——抱回来一个外国娃娃。

教育部长朱家骅许了个大学校长的职位给父亲，于是一家三口回国了。那时国民党溃败在即，父亲到中山大学中文系当了个穷教授。说是穷教授，也还是一家住一幢小洋房。我永远忘不了楼前的大花园，绿草如茵，浓荫蔽日。那棵大英雄树（木棉树）下，不知留下多少我们玩过家家游戏时烧灶的烟痕。

不久院系调整，中大中文系并到北大。一家人举家北上。记得临上火车时，王力先生把白兰地当葡萄酒喝，喝得酩酊大醉，还是父亲把他扶上了火车。

五七年反右，不知怎么搞的，父亲居然成了漏网之鱼。母亲说是多亏她从旁提醒。父亲的解释则是因为他一贯拥护共产党。但他老人家是个不安分的人，好好的北大中文系教授不当，硬是跑去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情报研究室翻译资料。没干几年，又不干了，北大又不想回，便调到中央民族学院。父亲对学术简直就心不在焉。原先还发表几篇象模象样的研究文章，后来就不知他一天到晚在想什么，级别从来长不上去。母亲越发瞧他不起，“离婚”二字总挂在嘴边，看在三个儿女的分上，又于心不忍。

从我懂事起，父母间的战火似乎从未止熄过。吵架不必说了，动手也是家常便饭。那真是一个恐怖世界！我奉劝天下一切忍不住要动手打架的父母们，千万不要有小孩。父亲最后采取逃跑主义，索性搬到单位去住，周末才回家。母亲常常夜深才踏进家门，不是忙工作，就是忙入党，又累，心情又怀，经常拿我们子女出气。我们根本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对我们除了责骂，就是大上政治课，和学校里天天教的、报纸上天天讲的一模一样。

社会上阶级斗争的风声是越来越紧了，人际关系恶化，家庭内部也充满了紧张、烦躁、火爆的气息。如果是一个和睦团结的家庭，家长又比较明智，没有像我父母那样走火入魔，那就多少还能制造一个人工小气候，减轻些外来疯魔病毒侵袭造成的危害。我们家正相反，谁也不和谁说人话，说的一概是报纸上那套疯话，内忧比外患还要严重。

父亲政治上的癫狂程度不亚于母亲，只是更缺乏马克思主义味道，一听就知道他全然不入流，可他自己还自我感觉良好，改不了他那套洋洋自得、跃跃欲试的劲头，实在是一脑子浆糊，却又自以为得计，时不时发点人所不敢发（别人是不敢说，他却以为只有他慧眼独具）的惊人之语，骂骂斯大林，骂骂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他实在是一片好意，却不知对斯大林情有独钟的大有人在，大大地有人在。已经是文革前夕了，那是什么年代！别人割舌尚恐不及，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很快干出点名堂来了——教育部大学部悄悄把他列入了反革命分子名单。

文革大潮来了，父亲一看，恨不能立显身手。四处抄看大字报，开动他那架妙思无穷的政治思维机器，伏案疾书，给敬爱的中央文革小组写了许许多多研究心得，如陈伯达狼子野心，五毒俱全，要反掉周总理，等等等等。母亲苦苦劝他，他只是个不听，还大怒道：“毛主席说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的结果很快显露出来了。六七年的九月，他所在单位（中央民族学院）的一群造反派夜半敲门，二话不说，把父亲从床上叫起，匆匆穿上衣服押走了。家里当然是翻了个底朝天，我这个中学生的日记、信件也都统统抄走。这已是抄第二遍了。在这之前，父亲早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游街示众多次，腰被扭伤，满身满脸洒上红蓝墨水，抄家当然不能幸免。

父亲很快被送到德胜门外的功德林，我们去造反派总部打听多少次，才打听到确切的消息。我忘不掉找他们交涉的时候，许多学生那种幸灾乐祸的样子。给父亲送去一床鸭绒被和一干衣物之后，他就杳无音信了。直到七四年，托了多少关系，包括找当时的大红人王海容（她当年想进北大中文系还托我父亲说过情），才知道他后来一直关在半步桥看守所，罪名是印度特务嫌疑。父亲被关进单间，监房很潮湿，两三年后就精神失常了，躁狂抑郁型精神病，大喊大骂，手铐脚镣全不济事，弄得监狱当局好不头痛。

七三年底，十二月二十九日，我接到民院保卫组的通知，去接父亲出狱。保卫组的人先给我打预防针，说父亲精神上有点问题，见他时情感要克制一点。也许是拜这疯病之赐，父亲虽与长期坐牢的人一样全身骨节僵硬，肌肉萎缩，走路也是步履蹒跚，但精神亢奋，元气十足，大冬天只穿单衣裤，我带去的棉大衣他都不肯穿。从一露面，他嘴就没闭过一分钟，反反复复说什么“耕者有其机，回去学农机”。照他看，我这辈子是农民当定了不算，而且无上光荣。

母亲对他深恶痛绝，说这辈子全是被他害了，坚决拒绝他回家。民院也真有绝招，先是想把父亲安置在黄寺（班禅驻京办事处），大概觉得还是不放心，便把我们送到青龙桥北边的黑山扈，那里半山坡有民院的一个供传染病人短期疗养的休养所。虽美其名曰休养所，其实不过是几排破败不堪的平房，门窗都朽烂了。先是把我和父亲安排在一间足有四十平方米的大空屋子里，借给我们两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蜂窝煤炉。山风呼啸，屋子里冷得象地狱。父亲亢奋不止，根本不睡觉，连吃饭时嘴都不停。我被疲劳轰炸了几天，就觉支撑不住，坚决要求民院再拨给一间屋子，父子两人得分开住，不然我活不过一星期。

于是我们被暂时转移到电话间里。他们在那间大屋子里加一堵墙，隔成两间。那电话间只能勉强放下一床一桌一炉，我是绝对住不下的，只好每天乘车数小时，往返于休养所与北大（母亲的单位）之间，如上下班状。等到隔墙砌好，预支了一点工资（父母的工资都冻结着），买了些最简单的生活用具，父子两人总算初步安顿下来。没想到，在这荒山野岭牛马棚般的破屋子里，爷儿俩一住就是五年。

补白：兰州有位女士，两岁时父亲被押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死在戈壁荒漠。母亲与父亲离婚改嫁。她多次打电话给我，想通过夹边沟幸存者了解生父的情况，好去给父亲磕个头烧个纸。每当清明时节，家家户户祭扫先人墓地，她的这种思念更为强烈。在电话里听她声泪俱下的诉说，我心痛欲裂。毛泽东时代的罪恶，至今仍然遗祸无数家庭。她说她的继父虽是工人，可由于生父的关系，当年她仍然被看成狗崽子。如今夹边沟的真相还被保密，无处可查，我无法告知这位女士她父亲到底死在何方，埋在哪里，只能仰望苍天，面对戈壁，祈求夹边沟那些游魂野鬼：给你们的家人托个梦吧！      赵旭

补白：我父亲是黄埔军校17期，因爷爷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捅死，怀着国难家仇而投笔从戎。四二年在浙江青田的对日战役中，父亲负伤。解放后，父亲因参加国军而无数次挨整，接受劳动改造，至今还是农业户口。不过，感谢上帝赐给他一位有信仰的妻子。现在二老爹娘都年届九十，安享晚年。真的很感谢上帝给我家的恩典。抗战六十周年时，父亲非常希望政府肯定他们这一代国民党将士为中华民族做出的贡献，给他们颁发一枚抗日勋章。我曾到当地民政和新闻机构联络此事，均无结果，甚至联系新华社也无下文。看到欧美国家对他们阵亡将士和老兵的供奉和体恤，我真的无语。这个国家究竟是怎么了？    网友

 

我丢弃了父亲的骨灰盒     作者  沈云彪

父亲王坪，贵州遵义人。母亲沈平，浙江嘉兴人。二人都是中共老一辈新闻记者。父亲是抗战期间范长江培养的第一代共产党新闻工作者，任《大公报》、《文汇报》驻上海的地下党记者，曾与胡风有工作关系。抗战结束后，父亲响应毛泽东提出建立巩固的东北基地的号召，到中共《东北日报》工作，负责工业口。著名的东北劳动模范王崇伦、孟泰等，就是经他报道走红的。母亲一直是新华社记者，直到退休，享受正局级待遇。几年前，新华社纪念建社五十周年，母亲的名字被列入该社五十年来的优秀女记者群。

1953年，父亲因受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蹲了一年监狱。不久平反，还补发了工资。父亲颇念党的好，补发的工资也不要了，全交成党费，以与党妈妈的好匹配。1957年反右，他再次挨整，被打成右派。这次党与他就没有那么缠绵悱恻了。他不仅因此失去了婚姻，失去四个孩子（夫妻离婚，孩子跟母亲，还改了姓，现在老友常叫我“王佑”，即源于此），也把41岁的年轻生命赔了进去。

父亲被打成右派时，我才十岁多，现在仍然记得父母常常半夜吵架。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这很是不祥。1958年，离了婚的母亲从新华社东北分社调到北京新华社总社，不久孩子们也随她到了北京。独自留在东北的父亲祸不单行，害了绝症，病危时（1961年）向他的组织请求：一、念其参加革命那么多年，不要让他带着右派帽子死去，请求摘帽。二、希望大去之前见家属一面。组织把话传到北京，母亲与我商量：“你看这怎么办呢？你哥哥正要考大学，学习这么紧张，你妹妹年纪小，我又跟他离了婚，离婚了就不是夫妻了，就不叫家属了，再说我去可能政治影响也不太好。”母亲说了半天，我听出来了，只能我去了。那时我刚上初一，在清华附中，坐火车从北京到了东北沈阳。父亲详细问了家里的情况，我说我心情很压抑很郁闷，妈经常发脾气，训这个训那个，对我的训斥最厉害，甚至比他在家里时的脾气更大。父亲说：“你妈一直就是这家里的女王。”

一个月后，父亲离世。父亲走时我送的终，至今想起来很惭愧。父亲临终前，我对他很冷淡，心中有一种厌恶的感觉。除了个人的自私之外，也有对右派的阶级仇恨。父亲当时卧床，有癌肿和褥疮，屁股底下垫了一个气垫子。气垫子经常被压扁，父亲让我给他吹起来，而我觉得恶心，不愿做。有时让我帮他翻身，我也假装听不见。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残忍！

父亲去世后，母亲去了一趟沈阳，处理父亲后事，并把骨灰盒连同个人物品带回北京。当时我们一家四口住在一套由三家合住的四居室的单元房里。我家住其中的一大间，里面放了两张大床，我和哥哥睡一张，母亲和两个妹妹睡一张。我家的常住人口实际上是三口，因为我和哥哥住校，只在周六回家。父亲的骨灰盒就放在母亲和妹妹们睡觉的大床下。

父亲是5月1号去世的。大约是6、7月的时候，有一天母亲找我说，父亲的骨灰放在床底下，妹妹害怕，夜里睡不着觉，你看怎么办？我说这事好办，扔了不就行了嘛。当时我说得干脆利落，连想都没想。母亲说这合适吗？我说那有什么不合适的？一个反革命的骨灰！这事你就别管了，交给我处理吧。第二天我就提溜着骨灰盒，外面一块白布包着，拿一把小铲子，来到了玉渊潭。我家住在离玉渊潭不远的皇亭子新华社宿舍。那时玉渊潭还属于荒郊野外，没什么人影。可那天很怪，总不时有人路过。可能是做贼心虚，我怕别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所以越怕见人越嫌人多，在那里转悠了一圈也没找到下手挖坑的机会。当天就没埋成。

第二天决定换个地方。坐37路公交车（现在的337路），往北京西边走。当时37路是京西最远的一路车。一直坐到终点，觉得已经很荒凉了，又沿着一条油漆路继续往里走一阵。四处静寂无声，满山都是蝈蝈叫。我窥探一圈儿，心想这下差不多了吧，然后就用小铲子挖坑。记得是在一个卧牛石旁边。觉得挖得差不多了，正准备把骨灰盒埋进去，就听见远处有卡车驶来的声音。我很紧张，便惊慌失措地把盒子放进去，胡乱埋了。这时卡车也到跟前了，我匆匆看了一眼埋葬的地方，然后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离开了。

当时我心里隐约有一种感觉，也许有一天可能来寻父亲的骨灰盒。往回走时，路过一片又是坟地又是葡萄园的地方。走到那里，我停了下来，莫名其妙地哭起来。一开始是小声哭，后来越哭声越大，反正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也不知道为什么哭得那么惨。现在想来，既不是哭自己，也不是哭父亲，而是传统孝道与党文化教育的大义灭亲之间的冲突，让只有十来岁的我无法承受。今天自己就这么把亲生父亲的遗骨像埋一堆狗屎似的埋了，我不知道是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好事，还是做了一件丧尽天良的大坏事。

父亲的骨灰盒是处理掉了，可它并没有走出我这个亲手将父亲骨灰盒丢弃的儿子的心。父亲的骨灰盒犹如一片永远停泊在我心头的阴云，又如一块永生不死的酵母，长久地在我心中发酵。它影响着我对母亲的看法和与母亲的关系，也影响着我以后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比如婚姻观和政治观。

哥哥和妹妹们从来也没提起过父亲骨灰盒的话题，他们对这个问题似乎很漠然。后来我想过去寻找，但已记不清在哪里了，现在更是早就是高楼大厦了。有一次与母亲谈起父亲，母亲说，如果还有来世，她还愿意做王坪的妻子。我当时在心里骂了一句：“我要是王坪才他妈的不要你呢！”

早些年，我常跟母亲争论时事。每当我发政治牢骚时，她总是很粗暴地制止我，怕我走上父亲（被政治抛弃）的老路。她说右派与非右派之间其实就是一念之差，教育我要警惕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个念头。母亲晚年时，每次我去看望她，她会时不时挑一些话题来引蛇出洞，比如说六四不镇压不行之类的话。通常刚开始时我总是隐忍着，但她说到一定程度，我的脑子开始膨胀，就绷不住了，甚至会骂骂咧咧地朝母亲吼：“共产党把自己的男人都弄死了，到现在你还护着它！”

有时我也能对母亲当初的种种做法表示理解。父亲去世时，母亲也就30多岁，还是一个少妇，对前夫的骨灰盒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何况与丈夫离婚本来就是政治强加给她的痛苦选择，相当程度上也是她能做到的保护孩子的唯一办法。所以每逢惹老人真的动气的时候，我多半知道退让一步，忙说：“妈，到点了，我该回去了。”然后扬长而去，战火就这样戛然而止。一般情况下都是这么收场的。多年来我一直都这么维持着与母亲的关系。哥哥和妹妹们从来跟母亲没有这种冲突。我和母亲之间建立的这种行为模式，用我哥和我妹的话说是“这俩人都有病！”

亲手扔掉父亲骨灰盒的我，此时已经把吞噬了父亲生命的政治制度视为自己家庭不幸遭际和中国社会灾难的根源。我不愿自己的母亲到晚年还执迷不悟、认贼作父，我希望母亲以孔子的向往为自己的向往，终生追求真理，做“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贤者。因而我与母亲争论的真正目的，只是想让老人家有个觉醒的晚年，认识到是几十年的罪恶政治把无数中国人害得家破人亡。

我决心要转变母亲。母亲原来与李锐并不一个交往圈子。为了改变她，我把她带进了李老的交际圈。有一次给李锐过生日，方实（原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曾是母亲的顶头上司）在宴会上说，有些人是先知先觉，有些人是后知后觉，还有更多人不知不觉。李老就属于先知先觉，我们属于后知后觉。当时我母亲也在场，我听了特过瘾，觉得这话就好像冲我妈说的。我母亲就属于不知不觉那一类。

我虽然时常跟母亲争执，可是我又是最能跟母亲说体己话的孩子。我们可以谈论性方面的问题，我甚至曾帮母亲出主意结交异性朋友。那时母亲每次与某个叔叔或伯伯约会之后，总向我们解释说他们的关系是纯洁的。我就告诉母亲，现在是两头都需要性教育，孩子需要，你们老一辈也需要。你们都是成人，无论什么关系，都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无须向我们解释纯洁不纯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母亲的性启蒙老师。母亲的漂亮是出了名的，晚年还有许多追慕者。六四枪杀学生，夏衍绝食抗议，家人劝说无效，他的儿女曾找我妈去劝说他恢复进食。母亲与沈雁冰（茅盾）、沈端先（夏衍）属于同一地方的本家，很早就相识。

父母离婚之后，有一段时间，母亲与上海市民主党派副市长金仲华的关系已发展到谈婚论嫁的程度。有一次在新华社食堂，有人问我这是谁的孩子，另有人就说，是沈平的老二，并说沈平就要跟金仲华结婚了。此时民主人士对当初跟共产党合作反蒋已大呼上当，可是母亲在政治上实际是糊里糊涂，看不到这一层，还要催金仲华入党。姨妈后来说，人家民主人士，大知识分子，本来就不稀罕入党，再加当时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处于紧张状态，二人的关系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广东省政协主席左洪涛与母亲是地下党时期的老相识、老领导。我们称他左伯伯。母亲曾征求过我的意见，说左早年就追求她，那时她才十几岁，左三十来岁，至今记得当年左洪涛的胡子扎她的感受。我说，只要你自己喜欢就嫁给他呗。左洪涛和母亲商量结婚，当时除了我，哥哥和妹妹们都反对。有一天晚上十一点，母亲陪左洪涛到我自己的家门口敲门。他这次到北京，是参加十几大或中顾委的什么会，说一定要来看看我，夸我说只有我是个好孩子。

母亲最终没有辜负我拯救她的苦心。母亲晚年时，我经常拿些资料给她看，我俩的政治观点越来越接近了。母亲在临死前两个月宣布退出共产党。当时家里人基本都在，我特意大声宣布：“大家都注意了！妈今天要口出惊人之语，她要退出共产党。”记得当时母亲还加了一句，说还没想好是信佛还是信基督。这说明她以前的信仰已经崩溃了。

不久，母亲在医院里正式归主。告别母亲遗体时，我到得比较晚，看见她身上已盖上党旗，我非常愤怒，想一把把它撕下来。母亲已经宣告退党了，盖党旗是对母亲生前意志的不尊重。耽于许多人在场，也为了哥哥妹妹，我忍住了。当时哥哥是大学教授兼系主任；两个妹妹，一个在国务院系统工作，一个在农业部系统工作。

离婚后虽然不乏惦记者和追求者，但母亲五十年来一直未再婚。辞世前，她留下遗嘱，捐献遗体，供医学解剖。四个儿女遵嘱执行。她也没有留下骨灰。在老人心目中，也许这样才与丈夫的人生结局相匹配；或者，也许这样才对得起被自己抛弃的丈夫；或者，独身半个世纪的她，不愿身后的墓碑继续独身；或者，借此向儿女们表达当初与他们慈爱的父亲离婚的歉意；或者，也许是早年接受的无私无我政治说教的最后一次呈现。

我虽然对母亲当初提出与父亲离婚抱有同情的理解，但对一遇政治上的风吹草动就提出离婚的做法是坚决否定的。我不愿意遭遇这样的妻子、这样的婚姻。这影响了我对配偶的要求。当初我与妻子恋爱时是女追男，当我答应接受她的爱时，她激动得宣告：“这个世界，我第一忠于党，第二忠于你！”我不答应。我要她必须把顺序颠倒过来。她遵从了这个在那时看来完全反动的胆大妄为的要求，对我发誓：第一忠于我，第二忠于党。

我甚至与一位同样有着父亲尸骨无存经历的女士保持过几年的婚外恋。在大学读书期间，有一天收到哥哥的来信，说组织上要给父亲平反，问家人是否需要经济补偿。家里说不用，只要给平反就可以了。问是否需要开追悼会，也说不用，已经过去那么多年，算了。哥哥信中说，母亲和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可我看到这个消息，非常愤怒，一种强烈的情感冲击着我。当时我在教室，呜咽着，不敢放声大哭。多年后，有一次与朋友们谈起此事，我仍然无法平静。凭什么要平反!为什么不要补偿！为什么不让开追悼会！本来我活得好好的，现在告诉我那一切都搞错了，我感觉自己就像莫泊桑《项链》中的女主人公，还了一辈子债，结果却发现那项链是假的。

我说得很激动，泪流满面，旁边一位女性朋友也哭了起来。后来从她口中得知，她家也有类似的经历。她父母都是天主教徒，父亲因持守信仰被投入监牢，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母亲每月只有几十块钱工资，含辛茹苦把四个孩子拉扯大——他们家也是四个孩子，腿都累弯了。听着她的述说，我心中生出怜香惜玉之情，一把把她揽在怀里抱了起来。那些年，我们两个同病相怜的人，每到清明，就结伴去八宝山附近的老山上，找个僻静幽美的地方祭奠自己的父亲。我们假定自己的父亲就在那里。这种关系持续了几年，因为当时彼此都有家庭，最终还是分手了。

父亲虽被打成右派，可我并不认为父亲是自己今天所敬仰的那种先知先觉的右派。至今记得小时候父亲时常跟匣子（收音机）学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咱们工人有力量》之类歌曲的情形，情绪无比激昂。父亲反右挨整，说是因为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我看过他的档案，并没有具体的攻击言行记录。很多右派对当时的政治斗争内心是比较清晰的，可是父亲好像对反右斗争到死也不明白。从他写给母亲的信来看，好像他觉得自己还是有错的。信中写得最多的是我要加紧改造，尽快回到革命队伍，我们还要成为夫妻之类的话。

父亲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我至今也不十分了然。父亲当年的老朋友们说他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一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挨整。后来听人说，幕后人物可能是他的领导、《东北日报》主编殷山。殷是从延安来的，资格最老，惟独党龄没有我父亲长，便借反右整他。现在想来，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毛泽东对待白区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控制使用，降级安排，就地消化，逐渐淘汰。父亲大约就是毛所谓就地消化，逐渐淘汰的对象。

早年的家庭经历影响了我和我哥哥的择偶观。那时候，干部家庭两代人之间缺乏普通工人农民家里的那种温情。当学生时，每年春游，工人家庭的孩子带的都是自家烙的馅饼、葱花饼之类，干部家庭的孩子往往带的都是面包、汽水之类。我们似乎觉得他们的馅饼更好吃，而他们觉得我们的面包更好吃。我们就换着吃，彼此都很开心。工人家庭的同学到我们家，往往就是到食堂买几个菜，他们觉得香极了，而我们到他们家时，往往是他们的妈妈在蜂窝煤炉子上炒两个菜，也觉得特别香，比食堂的菜好吃多了。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的那种家庭气氛。孩子大人们围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感觉，这才是我最想要的。因为我母亲工作特别忙，基本就没给我们做过饭，也没做过什么家务，我家的家务都落在我们四个孩子身上。做家务我们都有一套，特别是我哥哥，做饭、针线活之类，都会做。

有一次跟哥哥聊天，将来找什么样的老婆，哥哥说一定找个会做饭做家务的，老老实实的，不找漂亮的，不找干部子弟、大家闺秀或我妈这样的。这是我跟哥哥共同的心愿。我们哥儿俩基本如愿吧，我的嫂子没多少文化，贤妻良母型的。我妻子虽有文化，也是很老实的那种女人，我就喜欢她那个老实劲儿。

丢弃父亲骨灰盒时我10岁多一点，今年我已经64岁了。年轻时就一心只当一颗螺丝钉，如今更不指望个人能成就什么了，只希望能为结束中国的一党专政，推进民主自由，尽一份绵薄之力。凡批毛、讲述中共历史真相的出版物，我都热心购买，收罗，阅读，拷贝，送人，常常自己贴钱散发。解体独裁专制实际上已成为曾被这个制度洗脑涮肠灌狼奶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共识和自觉的责任。

补白：文革期间，父亲作为黑五类子女在劫难逃。挂牌子批斗，光牌子就几十斤重，再用细铁丝系在脖子上，铁丝勒进肉里，罚跪、绳吊、挨打是家常便饭。后来我们问父亲挨过多少次批斗，他说太多了，记不清了。我们清楚记得，有一次父亲晚上被红卫兵叫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换衣服时，我们看见父亲身上被打、被叮咬得体无完肤。妈妈哭了，我们小孩子也扑进妈妈怀里哭，哭得那样伤心。可是爸爸却没有哭，换上衣服，拿起农具，又去上工了。从此，只要有红卫兵来叫爸爸，我们就心惊肉跳。只要他夜不归来，我们就彻夜不眠地等待。爸爸呀爸爸，您无罪无错，您是一个知书达礼，有感情、有道德的好爸爸啊！    李朝阳
 

                        父亲贺子祯    作者  贺承业

父亲贺汉祥，字子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生，阆中县崇实中学首届毕业生，土改时被划为工商兼小土地出租。后来换户口本时，抄写的人认为这个成分太长了，索性简写成工商业兼地主，并说反正都一样，于是工商业兼地主的成分就铁下来了。父亲一生善于经商，处事中庸，清贫廉洁，和气待人，热心公益，好管闲事，乐于助人。早年参加过四川省公民训练班，先后兼任县商会副会长，国立阆中县平民工厂厂长，阆中县商会附设初级商业职业中学副董事长，阆中县城厢镇名誉副镇长，县参议员，县市民图书馆副馆长，县银行监事，国民党员，代理商会区分部书记。1956年公私合营后，在阆中县糖业烟酒公司任营业员。

1953年我考进西南师大数学系。大约1955年，从家信中得知，父亲因历史反革命罪被关押。我往家写信，宣告与父亲断决关系，划清界线。关押不久，父亲又被放回，仍到副食品商店作营业员，一直戴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受群众管制，过着另册的生活，直到1970年病逝。他在副食店从无假日，难得回家。实际上也没家，子女们都与他划清了界限。有时抽空回来看一眼，多半是给母亲带回他省下的舍不得吃的凉面之类，吃口冷饭就走。家里大事小事，没他开口的份儿。子女见他也从不理他，比路人还不如。他的三儿子结婚，他不能露面。普通小民也都如此讲政治，这是咱中国人祖传的传统。

1967年我们结婚时，我拿着“工商业兼地主”的户口本，她拿着“工人”的户口本，去组建一个二人的新家庭。这个新家庭应填写什么成分呢？派出所毫不迟疑写上“工商业兼地主”。我多次写信询问各级公安部门直至公安部长。我的理由是：根据这种剥削阶级成分优先传承的做法，我国剥削阶级必将越来越多，致使消灭剥削阶级的革命任务永远不可能完成。这封信转给了当地派出所，片警蒲光华把我叫去，所长马洪青回应说：“都是这样填写的。在没有新办法出来之前，只好按老办法办。这已经不代表现在家庭实际成分了。”我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家庭成分一栏印成‘父辈成分’或‘原有成分’呢？”所长回答说：“这本子是原先印的，不便改动。等中央开了四届人大后，看看是否会有变动。”

我又问另一个问题：“那么，我这户口本上写的工商业兼地主从何而来呢？”他答：“根据你老家的户口本。”“是指我父亲的户口本吗？”“是的。”“可我父亲已经死了呀！”“你母亲还在，也就是你母亲现在的户口本。”我说：“据我所知，我母亲现在的户口本上不是这个成份。不信，请你马上拿出来看看。”他故作惊讶地说：“是吗，不会吧。”但又不敢当面拿出来看。老家的弟弟妹妹们知道了我追究这个问题，对我大为不满。原来此前他们早已瞒着我，偷偷从大姐那儿弄来了当年农会开的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的证明，找关系到派出所，已把成分恢复为原来的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这一切他们都不让我知道，于是只有我一家多年继承着父亲的工商业兼地主成分。那个时代，兄弟姐妹的亲情就是如此丑陋。

1971年秋，父亲在店铺里售货时，突发头痛，倒在地上。那时病历本上不仅印有语录，还要写明成分。父亲的历史反革命身份人人皆知，医生坚持革命原则，不给他治疗。母亲无法，只好去请来有表亲关系的中医肖忠辅。肖医生诊脉后，叫准备后事，父亲就这样死了。都说死得好，一则他本人彻底解脱了，二则也减少对家族的株连。没有任何悼念仪式和丧葬礼仪，就连我母亲也没有哭出声来。我和四弟到烟洒公司要了一口棺材钱，请人装棺入殓，抬到蚕种场后面的无主公地上埋了。

父亲在忍辱负重、逆来顺受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六十年代，母亲亲眼看见父亲在副食店抬甜面酱时，半句话没听清，同抬的人就用一支沾满面酱的手抽了他一耳光。他脸上带着带酱的指印，继续无怨无言地抬着甜面酱。除了外来的歧视与侮辱，更深的伤害来自亲人的划清界限。亲人们把自己一切不如意都归结于他的连累。他无言地承受了这一切。家中每一小点短暂的安适与欢乐他都刻意躲开。活到这个份上，真不如早些死去。死后，母亲把他穿过的一双还有几分新的布胶鞋给了我，只有我不会嫌弃。

补白：哥哥是个不甘寂寞的人，文革初就以小学生的身份混入只有中学生才能参加的红卫兵组织。在他的倡导下，红卫兵总部居然成立了小学分部，并同意他自荐当部长。我因字写得工整，虽读小学四五年纪，也被他拉进去当上了分部的宣传部长。我们白天上街抢传单，黑夜回来刻蜡版、推油印机，第二天到繁华街区撒传单。虽然上面写的狗屁内容根本不懂，但我们好歹也算轰轰烈烈风光过。不久父亲倒台，我们都被清除出红卫兵队伍，一下子成了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黑崽子。哥哥岂能甘心？在他带领下，我和弟弟开始硬干蛮干，用不断的斗殴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只要有人喊我们黑崽子并且嘴硬，兄弟便大打出手。虽然有时打不过人家，鼻青脸肿衣服稀烂地回来，或者被人家告到家中还要挨父亲的打，可我们还是屡败屡战，愈战愈勇。慢慢的，我们用拳头赢得了尊重，欺负我们的人渐渐少了，过去的一些对头也向我们示好。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我们又成了首批玩刀棍之类冷兵器的人，随时带着刀子准备打架。有一次从墙上跳下来落地时，弟弟别在腰带上的刀子插入腹中，肚皮翻开的口子像一张红红的嘴。我们既不敢告诉父母，也不敢到医疗所去包扎缝针，还要坚持每天上学，最后居然也没有感染，自然长好了，真是奇迹。就这样，我们终于在父亲被打翻在地的情况下，依靠好勇斗狠重新找回自己的地位。所以在很长时间内，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在我看来千真万确，入心入脑。    老文

 

破产地主    作者  凤子

我的父母都是中共党员，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好医生，又是县医院的副院长，因而我深深为自己的父母和家庭自豪和骄傲。

七十年代初，一般县城家庭的住房都是那种单间式的，厕所公用，厨房在走廊。当时我们家住两间房，几个小孩和外婆住一间，父母住另外一间，并且两间房不在一起。一次，我带几个小朋友去我父母的房间玩，在父亲的抽屉里翻找抄写纸时，发现一张父亲填写的表格里，“家庭出身”一栏竟赫然填着“破产地主”四字。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复翻看那张表格，心里那个难受就别提了。旁边有几个小朋友，我还要佯装镇定，尽量不让小朋友发现我心中的波动。我再也没精神和小朋友玩，像害了大病一样。

此后几天，我一直都有点恍惚，眼前一直晃动着“破产地主”几个字。直到有一天，我实在憋不住了，趁家里只有我和妈妈两人，悄悄地问妈妈：“爸爸家是地主呀？”“是呀，要不你学校每次填表，我怎么会要你填‘职工’呢！”“那爸爸还有奶奶是不是剥削了贫下中农？”“没有。你奶奶家在日本侵略中国时就破产了，要不怎么叫破产地主呢！你爸爸小时候可是吃了不少苦，不到十岁就被送去当学徒，冬天连鞋都没有穿的，他的脚上至今还有小时候冻伤时留下的疤痕哩！”“是吗？”我半信半疑。“你在外面千万不要对人说啊，人家问你家庭出身你就说是职工，记住啊！”家庭出身从此变成了一件比较忌讳的事，我再不像以前那样以自己的家庭为荣了！

文革后很多年，我和我的兄长们在一起谈起爸爸的出身时，一致认为这事很荒唐。既然破产了，怎么还能算地主？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据说那时我奶奶在他们那个村子里特别引人注目，在给他们家划成分时，那些负责划成分的人嫉恨她，就把她划成破产地主。结果，我爸爸的政治前途大受影响，奶奶七十多岁了还得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尽管她的两个儿子都在城里工作，贫下中农却不许她去城里安享晚年，而必须呆在农村老家！

补白：我父亲（黄万里，黄炎培之子）一被打成右派，我在清华附小的一个同学就立即给我起外号叫小右派。对于一个10多岁的小女孩来说，这是心灵上一个特别大的刺激。1958年的六一，我们班要选两个小朋友到景山公园参加全市少先队员优秀代表会议，我被选上了。结果一个同学就说黄肖路是小右派，不应该选她去。一起哄，后来就不让我去了。我二哥1960年考上大学不被录取，对我刺激特别大。这一年大饥荒，共产党让这些戴着右派帽子的教授们谈谈心里有什么问题。我父亲就说，如果我自己政治上犯了错误，无论受什么惩罚，你送我去监狱或者劳改，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影响我的子女上大学，我就完全想不通。那时已经饿死很多人，共产党对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管控似乎软了一点。1961年快高考的时候，清华统战部就又给我二哥报了名。1961年他考上清华大学。等到我1965年考大学的时候，父母认为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就没把我考大学的事告诉共产党派来的那个专门做我父亲的工作的人。结果那一年我遭到不予录取。    黄肖路

北京金虹先生来信： 

這是沉重的歷史，也是我們經歷過的時代。我們中的那些幸運者虽未嘗狗崽子之苦，也至少目睹了一些同學朋友們是如何變成狗崽子的。記下這些往事，我希望不是仇恨入心要發芽，而是我們要反省，杜絶這樣的歷史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