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大清帝国唯一没有贪污腐败的衙门(图)

英国人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国海关基本上杜绝了贪腐现象的事实，作为一个案例，其价值在于它告诉我们贪腐并非不治之症，在中国反贪是有成功的可能的，治贪的关键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并不难——古今中外尽有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如晚清中国海关反腐败的制度设计就被证明是科学和有效的，而到了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世界上有更多更好的经验可资借鉴，因此制定科学的反腐制度并不困难。难的是我们是否有制定科学反腐制度的真诚，以及将这种科学反腐制度落到实处的机制？因为，说到底，反腐制度设计的核心是约制权力，只要存在不受约制的权力，再好的制度设计也无法真正落到实处、发挥效用。是故，反腐败，非知之难，而行之难。

以上便是笔者撰写《大清帝国唯一没有贪污腐败的衙门》（后简称《衙门》）一文的逻辑和基本结论。该文于去年10月12日的《南方都市报》刊出后，网络间传播甚广。后有吴海勇先生撰写《大清海关贪不贪？》（见《同舟共进》今年第4期，后简称《贪》）一文予以反驳，认为所谓“晚清唯一廉洁衙门”的神话可以休矣，同晚清其他衙门相较，洋人治下的海关，贪腐只是程度深浅、范围广狭以及贪腐主体的华洋之别而已。

《贪》文以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和1905年比利时列日世博会海关洋员涉嫌贪污为例，指控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国海关存在贪腐行为。按理，指控他人贪污，应当有确凿的证据才是。可惜的是，《贪》文对史料的掌握非常粗疏，依据的材料属于未经证实的道听途说之辞，有些内容明显是错误的。

《贪》文指控海关洋员贪污世博会经费说：“（1904年世博会，清廷）特派出溥伦贝子为正监督，并斥资75万两白银作为参博经费。这笔巨款折换成龙元，有170万龙元之多。……海关承办参博展品耗去45万龙元……另有45万龙元，为洋副监柯乐尔（美国人，时任海关副税司）、书记员巴士伯（法国人）提走，竟不知派作何用。海关洋员如蝇嗜血，叮上中国参博这块肥肉，贪腐之巨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这段文字依据的材料是《东方杂志》1905年第9期上面的《记散鲁伊斯（即圣路易斯——笔者注）博览会中国入赛情形》一文，该文对本次世博会中国代表团的开支有专门介绍说：“华员：伦贝子用费多寡未详。黄开甲承办国亭闻费45万龙元，他项未详。洋员：阿乐尔、巴士伯用项约45万龙元。承办赛品用费约45万龙元。”并附有一个“记者按”，称“此次赛会，闻中国政府约费170万龙元之数”。

《东方杂志》的这篇文章多次用了“闻”字，说明它本是道听途说之辞，要用它作为立论的依据，首先要做的一点就是分辨其正误。关于中国参加该次世博会的经费总额，《东方杂志》文章说“约费170万龙元”，《贪》文作者从其他材料中知道是“75万两白银”，这两者本来就存在矛盾，若思维缜密，当不难发现其问题。然而，《贪》文作者却将之混为一谈，说75万两银子“折换成龙元，有170万龙元之多”，却不知道两者根本就不相等，犯了常识性错误。

按照75万两白银折换成龙元为170万元的逻辑，1龙元应当折合0.44两银子。然而稍知经济史的人都知道，晚清的龙元虽然复杂多变，但1龙元的价值主要有折合白银0.72两和1两两种情况，而以折合0.72两白银（与墨西哥银元相似）为主，从未有过折合0.44两白银的情况。《东方杂志》文章中有“黄开甲承办国亭闻费45万龙元”的说法，黄开甲是本次世博会的中方副监督，负责“国亭”（相当于中国馆）的建造，其建国亭花费45万银子为众所周知，据此可以推论《东方杂志》文章中所说的“龙元”应该就是银子两，170万龙元应该就是170万银子。这样，问题就出来了：中国为参加1904年的世博会到底花了多少银子？这些银子的具体用途是怎么样的？到底是哪个环节存在贪污？《贪》文指控的海关洋员贪污是否有真凭实据？

1904年圣路易斯（St. Louis）世博会，清廷任命溥伦为正监督，黄开甲、柯尔乐为副监督。溥伦为皇族，爱新觉罗氏，贝子爵位。黄开甲是广东人，1872年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耶鲁大学肄业，回国后主要是在盛宣怀的手下工作，时为候补道台。柯尔乐（即《东方杂志》文章中的“阿乐尔”，《贪》文中的“柯乐尔”，但在清代官方文献中为“柯尔乐”）是美国南方人（其家乡就在圣路易斯或附近的州，这是他被推荐的重要原因），时任东海关税务司（《贪》文承袭《东方杂志》文章之误，说他是海关副税司），由赫德荐任。

75万银子的筹办经费是黄开甲、柯尔乐估算提出的。为了筹措这75万两银子，弄得举国骚动。先是清廷要求南北洋及有商务各省分筹，摊派直隶、江苏、广东、四川省各10万两，湖北、浙江各8万两，江西、安徽、湖南、山东各4万两，福建3万两。但各省督抚纷纷叫苦，说是拿不出钱来。四川总督岑春煊说10万两银子“实属力难筹解”，表示自己“无论如何为难，仍当极力腾挪”，但只能从昭信股票项下，“勉强挪凑银”2万两。浙江的8万，护理浙江巡抚翁曾桂说浙江已是“库储罄洗，入不敷出”，自己只能“移缓就急”，“挪银二万两”。安徽的4万两，是动用了养廉银20620两、军饷银19380两。由于各省迟迟不能凑齐，在黄开甲动身前往美国建造国亭时，户部只能请江海关先行垫拨。

75万两银子的花费，主要分成三部分：溥伦支取15万两，用于其行程开支；黄开甲支取45万两，用于建造国亭；柯尔乐支取15万两，用于采办展物。

三项花费中，现在所知的最具体可靠的材料是溥伦的开支。溥伦回国后向主管世博事务的外务部（相当于现在外交部）呈报了详细的“出洋收支经费”，分为薪水、置装归装、礼物、川货、客寓、赏耗、捐款、杂费八项，一共花掉了153328.08两。

黄开甲支取的45万两银子爆出了中外皆知的大丑闻。根据事后各种猜测，黄开甲建造国亭实际上只用了四五万两，其余大部分被贪污。由晚清著名报人汪康年主办的《中外日报》于1904年9月5日刊登参会回国的某人的日记，说黄开甲“仅用极劣木料造卑小之中国房屋十余间，其外观颇类中国之小土地庙，而造屋土木各工皆由广东带去，价廉工贱，是以工料统数无论如何皆不出四万两之谱。随员等回国后痛恨黄开甲所为，遂谓其费不过数千金……”

黄开甲建国亭到底花了多少银子？现有三个材料：一，上述人士之说，“计实用美金二万七千余元，此外全数为黄开甲侵吞”。二，同一天的《中外日报》登出黄开甲被弹劾的新闻，说黄开甲建国亭“才用美币二万五千元，酬应贵人，约用数万元，余皆乾没为己有”。三，1904年第89期的《外交报》有评论文章说黄开甲“以值二万美金之房屋，报销四十五万两”。由这几条材料可知，黄开甲建国亭只花了25000美金或27000美金。当时1美元约值中国银子2两，所以是5万两银子左右。这个数据能否相信呢？应该是可以相信的，因为次年列日世博会建国亭等花了约6万两，“规模宏壮，方驾列强”，而黄开甲所建质量不佳，曾经出现门窗损坏、漏雨而被迫停止开放等情况，质量比不上列日世博会，因此实际花费不应该超过列日世博会所费。

黄开甲领了45万两银子，建国亭实际上只用了5万两光景，其贪污如此明显，遭受御史弹劾、舆论指责都在情理之中。《中外日报》文章说，黄开甲“前次被人揭参，已派亲贵查办。闻黄开甲汇银十八万两入京，大约可以弥缝了事。现闻又有人续参，不知能彻底清查否？”《外交报》的文章说，“黄开甲以新进之微员，而敢侵吞巨款于千夫所指之地，事已发见，辄入十八万金于北方，而即可脱然无事”。由此可知，黄开甲贪污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为了免受追究，还曾向北京汇回18万两，大概有盛宣怀等人帮助说话，最终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与黄开甲贪污巨款情况明显相比，柯而乐支取15万两银子置办参展物是否存在贪污情况则查无实据，《东方杂志》文章说“阿乐尔、巴士伯用项约45万龙元。承办赛品用费约45万龙元”显然不符史实。《贪》文不知实情，据之而得出“海关洋员如蝇嗜血”、“贪腐之巨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的结论，立论无据，其荒谬自不待言。据有些材料透露，柯尔乐置办展物，是委托上海於仁保险公司承办。那么柯尔乐到底是吃了回扣，还是与该公司合谋贪污？怀疑是可以的，要坐实却需要证据，但从现有材料来看，并没有有利的证据。

当年柯而乐主持置办的中国参展物有不少小脚女人的缠足弓鞋、鸦片烟具等让中国人丢脸的“国粹”，因被外国人取笑，激起了海内外华人的不满和声讨。因此，柯尔乐置办中国参展物不当确属实情，但若论其有贪污行为，以现有史料来看，因缺乏确凿证据，按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法律精神，只能暂时宣判其无罪。

另一些新闻中，有中国商人指控柯尔乐及帮办巴士伯等刁难、勒索华商的说法，此事内情如何，到底是他们违规向中国商人收取参展场地费用（当时中国商人因其租用场地过小而不能完全展示货物，因而极为不满，存在中国商人要求增加展地而柯尔乐、巴士伯要求商人自己出钱的可能），还是有其他原因，尚不得其详。新闻中也有黄开甲的随员欧阳祺克扣华商钱财货物、中饱私囊的说法。

由此可知，指控1904年世博会中柯尔乐等海关洋员贪腐并无实据。其实，即便柯尔乐等人确有贪腐，也不足以证明晚清海关存在腐败，因而可以否定《衙门》一文的结论。因为柯尔乐、巴士伯等海关洋员在世博会中的作为是个人行为，而不是代表海关履行海关公务。1904年世博会中方已经取得主导权，中方有正副监督，柯尔乐等人只是被中方暂时委以主持展览事务之任，与海关事务无关。《衙门》一文针对的是晚清海关作为“衙门” 这一官方机构为何从整体上杜绝了腐败，要否定《衙门》的结论，应该去找海关衙门事务的史料，而不应去找非海关衙门事务的材料。

清代官场，特别是税关贪污腐败的史料俯拾即是、不胜枚举（笔者著有《亚财政》一书，书中便有一篇文章是专门讨论清代税关腐败现象及粤海关腐败对鸦片战争起因的重大影响的），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国海关却找不出几个贪污腐败的例子。据统计，在赫德近半个世纪的任期期间，挪用海关资金等涉嫌贪污的案件不超过5起。

晚清中国税关存在常关、洋关的区别，两者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可谓“一国两制”，而制度绩效的比较是显而易见的。在晚清贪腐遍地的中国，赫德领导下的海关却基本上杜绝了腐败，两者形成的鲜明对比就非常值得研究了，其对当代反腐的借鉴意义也就非常值得重视了。只要想一想，为什么晚清海关已经基本上杜绝了腐败，当代的海关却有“远华案”之类触目惊心的腐败？晚清海关的反贪经验就值得去好好研究和总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