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五类忆旧连载(十二)

蛇湾血案     作者  张介山

邓保民，邵阳县黄塘公社蛇湾大队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解放初参加工作，在县粮食局搞储运。邓保民爱读书，特别对邓拓写的《燕山夜话》爱不释手。文革一来，三家村挨批，邓保民成为县粮食局的小邓拓，被开除出革命阵营，遣送回老家当农民。

1968年夏末，从东安县刮来黑杀风，人心惶惶，出身不好的更是人人自危。一天上午，邓家突然冲进来两个手持梭标、箩索的民兵，将他五花大绑押到大队部。干部们认定他具备参加黑杀队的思想基础——出身地主，一贯思想反动，仇视社会主义，又被政府开除回来。民兵用棕箩索拧成的粗鞭子，猛抽被五花大绑的邓保民。当时正是7月底，邓只穿了一件白衬衣，抽一下，衣服上就是一道血印子。邓大喊冤枉，民兵们说他顽固，打耳光，揪耳朵。他仍不招认，民兵便将他双手反绑起来吊在屋梁上，还有人抱住他的身子往下坠，重量加大了，两只吊在梁上的手臂好象从肩膀上撕烈似的疼痛难忍。最后实在受不了，只好违心承认参加了黑杀队。

1968年8月4日，蛇湾大队第二次批斗邓保民，派民兵去监房提押。那个民兵手拿一把明晃晃的大马刀。他把马刀斜靠在监房墙壁上，双手去开邓保民的镣铐。邓料定此次批斗有去无回，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丢到蛇湾水库喂鱼。与其如此，不如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决心下定，等民兵打开镣铐的一刹那，邓立即跨前一步，抢先夺过马刀，向民兵背上猛砍。民兵眼明身快，急忙躲闪，刀砍落空。邓保民杀人心虚，夺路而逃。跑到村外水井边，碰上该队贫协主席邓成茂的四岁的小儿子邓四清。邓保民横下一条心，手起刀落，把邓四清的脖子砍去半边。四清血如泉涌，当即死亡。

邻近的人们见状急喊：“邓保民杀人了！”“地主子弟造反了！”“黑杀队杀来了！”一时喊声惊天动地，此起彼伏，大家乱成一团。民兵们马上手提大刀、梭标、鸟铳、扁担、锄头，从四面八方追来。邓保民走投无路，跳到一条小溪涧。溪水太浅，淹不死人。他站立溪中，被团团围住，很快乱刀砍死。人们余怒未尽，高声大喊，不要散伙，到邓保民家里算帐。

此时邓保民的妻子唐桂姣已经得到丈夫杀人的消息。她决定与四个儿女在家坐等追杀的人来。唐桂姣听到叫喊，立即手牵着两儿两女走到屋前的禾场坪，战战惊惊地一字排开，勾头跪地。唐桂姣刚准备抬头认罪求饶，几只梭标便凶狠地向她的胸膛猛刺。话未出声，鲜血四溅，立即倒卧在血泊之中。

母亲被刺死，孩子们被吓懵。大女儿邓爱华年长几岁，流着热泪，匍伏在地，向大家哀告：“爷爷，奶奶，叔叔，伯伯，兄弟姐妹，我爸爸杀了人，犯了死罪，他死有余辜，杀人偿命，现在我妈妈也死了。如果两条命赔偿还不够的话，我愿意把我也赔进去，弟弟、妹妹年龄还小，不懂事，请饶了他们吧，我给你们磕头啦！”

面对这个杀人流血的可怖场面，又听了小姑娘的苦求哀告，有人同情了，有人流泪了，有人后退了，还有人大喊大叫：“杀了我们贫下中农子弟，十个地主崽也赔不起，对阶级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邓爱华匍伏在地，现出的雪白颈项。有人举起马刀，咔嚓一声，砍下这个18岁少女那长满秀发的头颅，殷红的血柱喷出几尺远。

剩下的两男一女三个孩子，仍跪拜在地，脸色惨白，涕泗横流，全身抖得像筛糠。要不要崭草除根？要不要全家诛灭？那些杀红眼的民兵积极分子们深感地主子弟留不得，留了后患无穷，立即向余下的三个手无寸铁的小朋友开刀。有的用马刀砍，有的用梭标捅，有的用扁担打，有的用石头砸，不一会，三个小儿全淌在血泊之中，和他们的爸爸、妈妈、姐姐一起走了。霎那间禾场坪上留下五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邓保民的妻子唐桂姣的尸体，45岁
大女儿邓爱华的尸体，18岁
小女儿邓立华的尸体，9岁
大儿子邓超雄的尸体，17岁
小儿子邓少雄的尸体，7岁

邓保民一家被杀光了，大家可以放心回家了。一个邻居提出一个问题：“这些尸体怎么办？谁来给他们收尸？”有人说，到邓家自留地里挖个大坑埋了。又有人说，他一家死有余辜，谁愿意去给他挖坑埋坟？邻居说：“不埋也不行，过不了两天就会臭气熏天，再说尸首摆在地上也吓人。”有人提议丢到那边山上的岩洞里，既不用挖坑，也不会吓人，更不会散臭。这是一个好主意。众人一齐动手，抬的抬，拖的拖，血淋淋的杀人现场很快被打扫一光。

该队在杀了邓保民一家后，又抓了一些五类分子及其子弟要杀。黄塘公社领导得信后，一面派人下队劝止，一面将杀人情况上报，要求采取紧急措施。虽然有公社干部的劝导和干预下，该队仍然又追杀一人，另有一人自杀。

县支左办负责人召开全县紧急电话会议，说：“阶级敌人杀了贫下中农，贫下中农起来杀死几个阶级敌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要大惊小怪。”于是杀人风席卷全县，资江河里漂浮的死尸象放排木一样，日夜漂流不息，河水腥臭。下游邵阳市城区半个多月都不敢饮用河水。县区周边邻近各县，亦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果不是47军某部陶柏荣政委在塘田寺检查国防线路时发现问题严重，挺身而出，与该区靠边站的区委书记宁斌等磋商，立即召开区、社、队负责人紧急会议，喝止杀人风，不知邵阳县及其邻近各地会乱杀成什么样子，又有多少人会死于非命。　　

 

                              探母记    作者  从维熙

尽管我的父亲死在国民党监狱（因要奔往延安），但我的出身是地主家庭，加上我和妻子张沪都进了劳改队，文革波及到母亲和儿子是必然的。

终于盼到一个休息日，我决定从团河农场回城探个虚实。不敢直接回家，而是先骑车到东四人民市场，找到在那儿当售货员的邻居刘嫂，询问我母亲的情况。她躲开别的售货员，用最轻的声音对我说：“你先不要着急回去，等天黑了再回也不迟。你妈前几天已经被红卫兵挂上一块大大的木牌。我晚上偷偷去屋里看过她，她精神还不错。”“抄家了吗？”“搜了一遍，好在你家也没有啥东西了。”

我不敢在刘嫂身边逗留，可是夏天天黑得又比较晚，出了人民市场，我沿着小胡同转了很久，待天大黑以后才偷偷溜进院子。屋门没有关。我轻轻一推，就进了屋子。真是最知道儿子的莫过于母亲。她听见我的脚步声，就从里屋走了出来。垂挂母亲脖子上的那块大木牌子，完全与囚徒苏三颈上的木枷一样。特别使我心痛的是，那块大木牌子不是用绳子而是用铁丝挂在脖子上的。木牌又大又沉，母亲的脖子被铁丝勒成一道深深的沟槽。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用手去摘她颈上的牌子，母亲一下拨开我的手说：“不行！不行！”我说：“晚上没有人来，您怕个啥！”“隔墙的街坊就是红卫兵，说来就来。你还是少惹一点是非吧！”

我拗不过母亲，只好松开手，然后拿来一块布片，垫在母亲的脖子上。这样可以减轻一点她的疼痛。母亲不放心地听了听窗外，惊恐地对我说：“没有打我，就算阿弥陀佛了——你听，东院吴家正在打人哩！”

我侧耳听了听，当真是一片鬼哭狼嚎。刚才我进家时，精神太紧张了，竟然没有听见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我看你还是连夜回农场去吧！”母亲央求我说：“一旦他们知道你回来了，是会来抓你的。听妈的话，你看妈没伤着胳膊断了腿的。你就放心吧。挂牌子就挂牌子，扫街就扫街，只要人在，比什么都重要。”

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儿子不在屋里。母亲告诉我，她不想让孙子看见奶奶这个模样，所以运动一来，就把孙儿送到姥爷家去了。母亲能如此从容而清醒地面对乱世，使我有些吃惊。我四岁丧父，母亲与我相依为命（我无兄弟姐妹，是独生子）。上中学时，有一段时光是母亲靠当保姆的收入来供我上学。可以说，她从年轻时就受着生活的煎熬。1955年我才从河北老家把她接到北京，没过上两天好日子，反右就开始了。我和张沪双双被送往劳改队，家中扔下了不满一岁的孩子。到1966年，她带着孙子已经苦度了7个年头了。也许只有在苦水中泅渡过的人，才有对各种突发苦难的应变能力。我呆呆地望着苦命的母亲，泪水立刻盈满眼眶。我真想把她颈上的那块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取下来，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但是感伤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只好安慰她：“妈，我一定要陪您过一夜。这么晚了，没有人会来找我。”

“你进院时，有人看见你没有？”她神色不安地盯着我的双眼，似乎是想从我的回答中判断我的话是否诚实。“外院的一家人，有个中学生当了红卫兵。红卫兵来咱家搜查时，她是跟着一块儿来的。”我继续宽慰母亲说：“我是悄悄溜进门来的，没有人看见。”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不要说隔墙吴家武斗声声使人不能安眠，就是没有任何声音，我也不会产生一丝睡意了。母亲死活不肯摘下她脖子上的那块木牌，我硬是给她取了下来，答应她只要听见人声，立刻再套在她的脖子上。母亲说：“造反的红卫兵说了，反革命家属兼地主婆，是不能住在这个院子里的，要换城里的无产阶级来住。”我说：“妈，您一切听他们的，不然会吃亏的。”“总不会送我回乡吧？“我一个人回乡还没啥，可是我走了小众怎么办？他姥姥、姥爷都有病，孩子又正上小学，这不是愁死人吗！”

“走一步说一步吧。”我满腹愁肠地对她说：“实在不行，跟着我去劳改。”“那可不行，他还是个小娃儿。”我说：“在茶淀有个带着儿女进来的，还是个北大的助教。”“宁可我带着他去要饭，也不能让他去你们那儿。”母亲的口气非常坚决：“你们俩就这么一个孩子，到里边学不了好。我舍出老命，也要让他成人。”直到凌晨3点，我和母亲的主要话题，就是一旦发生什么不测，我儿子小众的去向问题。其间，母亲不断打开手电筒看桌子上的闹钟。她不敢开灯，怕惊动周围四邻。

大约到了4点钟，母亲催我立刻回场。在穿过南长街的时候，我见到了惨不忍睹的一幕。此时天刚微亮，一群红卫兵在斗争一个躺倒在街心的老太太。瞧那阵势，是连夜的批斗会。无论是斗人者还是被斗者，神态都已走形。皮带、链条虽然还在对那老太太不停地抽打，但已显得有气无力。那被打的老太大，此时如同一只死狗，看不清她到底还有没有呼吸。我猜想她还活着，不然那些红卫兵应该早已散去。为了提高斗志，有一个男红卫兵突然喊了一嗓子：“嘿！该你们长头发的发挥威力了，半边天不能只是站脚助威呀！给我上！”
几个原本站在外围的女红卫兵，便一起挤上前去。她们没有打那个老太大，可是却比用皮带和链条抽打更为刺激人的中枢神经——其中一个，竟然跳到那老太太胖胖的肚皮上，像是跳踢踏舞似的，在上面踩个不停。她一边踩，一边对那老人喊叫着：“你这死顽固，看你交不交出房契？不交出来就踩死你这资本家！”
我大着胆子探头看了那老太太一眼，原来那个被斗的老人手里死死攥着一张纸条，可能就是红卫兵索要的房契。我不忍再多看一眼，跳上自行车便惶惶而去。

一路上，我想得很多很多。那个女孩，怎么会想起在老太太肚皮上蹬踩呢？按年纪算，她不过十六七岁，刚开始步入人生花季。老师不会教给她，她的父母也不会告诉她，那么她怎么会有这种惊人的表演？《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记载，那些以杀人取乐的德国士兵，原本都是十分善良的孩子。可是希特勒掀起罪恶的战争，大日耳曼民族狂热情绪被诱发出来之后，德国人人性中恶的潜能，便被发挥到极致和畸形的地步。踏在老人肚皮上跳舞的那位姑娘，是不是就像那些杀人取乐的德国士兵？

补白：邻人崔某，妻齐氏，真正贫农。崔某早逝，齐氏与五子相依为命。解放前，五个儿子从没穿过一件新衣，吃过一顿饱饭。大儿子崔元福，自幼讨饭，后经人介绍，到上海拉黄包车，勉强生活。同事阿毛，盐城人氏，二人相处甚好。一九五〇年，上海解放，元福仍在上海拉车，小有积蓄，娶妻阚氏，颇有姿色。一日，阿毛向元福借钱一百，说是急用，元福许之。不多日，公安上门，将元福逮捕。究其原因，阿毛乃潜伏特务，所借元福之钱，用于购买纸张，张贴反革命标语。元福资助特务，罪大恶极，本应逮捕，因其出身贫苦，定为反革命分子，驱逐出沪，回乡务农，接受监督。其妻不堪凌辱，抛夫弃子，远嫁他乡。三儿子元寿，四七年参军，四八年参加苏中战役，作战勇敢，光荣牺牲，乡人集会祭奠。齐氏为烈属，每年享受抚恤。元福回乡后，齐氏又为反革命家属。文化大革命中，有时上午召开烈军属会议，齐氏要参加；下午召开五类分子家属会议，齐氏也要参加。若同一时间开会，齐氏则无所适从，乡人戏称她为“双料家属”。  海安

乱世恩仇     作者  胡喜盈

我们村前的那条河，在当地也算是条名河。每逢汛期，上游山洪下来，浊浪滔滔，宽达数里，真有点“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模样。平时水并不深，只有村南庙山嘴湾常年水深数丈，黑幽幽的。

1947年下半年，在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的亲自训斥下，被指责犯了右倾错误的胶东区党委，为了立功赎罪，开始了一系列过激运动。首先是搬石头——把成分不纯的干部视为绊脚石清除掉，然后派出其他立场坚定的干部，到各村实行“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斗地主恶霸。一切由贫雇农说了算，打击面逐步扩大，开始乱打乱杀。许多村子的批斗会台子两侧都贴着“血流变成河，尸骨堆成山”的对联，横幅写着“打死无论”。有些村庄的墙上写着大标语“一不做，二不休”，“过大河不怕水淹”，“打破头使扇子扇”，甚至给各村下达指标，杀不够数要受罚。

我们村全是本家同宗，没有一户外姓，一开始也属于右倾一类，只把地主富农的房屋、土地、浮财分了，没有杀人。家中男人，上了几次诉苦斗争大会的台之后，害怕了，全都跑了，只剩老弱妇孺倦缩在家，不敢出门。

来点火的工作组进村后，先组织起一帮积极分子。其中有几个残废军人，自称“只要身上有个眼儿（弹孔），就比毛主席小不点儿”，趁势在村里横行霸道，杀气腾腾，人称五虎将。可是，空有猛将，没有敌手——地主富农男人早跑光了，完不成任务如何是好？于是在工作组的指导下，五虎将们把目光盯向留在家里的地主富农的老婆。终于有一天，一长串被绑的哭哭啼啼的地主富农婆，在手持大顺刀的五虎将们驱赶下，走向村南的庙山嘴湾……

在被扔进墨绿色的湾水里后，她们居然并不马上沉底，而是在岸边水面上团团转（因被反绑双手）。这时五虎将们手中的大顺刀排上了用场，一顿猛剁，水中绽开一团团血晕。她们终于不再打转，半沉在水中，慢慢飘向下游。

这一顿杀，我们的村子终于不再右倾，阶级斗争也终于带上血腥味。从此以后，拉锯式的冤冤相报、互相复仇开始了。不久，逃跑的地富分子在国军支持下组织还乡团，疯狂报复。很快解放军又收复了我村。除了逃到台湾的，其余的全部被捉拿回乡，就地正法，连拉铁锨的（当初跟着还乡团埋人的，通常都是被雇的穷人）也没放过。唯有一个还乡团老古被饶了一命，是个例外。

老古还不是地主，只是相对富裕一些，但是有污点，当过一段保长，因此早早逃了，把老婆留在家里。他的老婆自然难逃一劫，也被杀死在庙山嘴湾。当时老古还很年轻，听说妻子被杀，其仇恨的心就不必形容了，一马当先，带领还乡团杀回了家乡。五虎将们一看不是对手，带着老婆孩子跑了。

还乡团进村后，挨家疯狂搜查。说也凑巧，此时五虎将头领的老婆正值分娩，没法逃难，只好在家听天由命。老古一伙冲进门来，产妇已经吓得讲不出话，只知道跪炕上磕头求饶，心知必死无疑。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想起自己被杀的老婆，还乡团们一片声怒吼：“拉出去！”在旁边接产的老太太跪下来哀求老古：“不看大人看孩子，你就看在刚生下的孩子份上，饶了她吧！”眼睛血红的老古，看着炕上刚刚出生的婴儿，愣住了。过了许久，他突然狠狠地跺了跺脚，声嘶力竭地喊了声“走！”便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出去。

解放后，老古在外地落网，五花大绑被押解回乡，他也心知必死无疑。没想到的是，平时杀人不眨眼的五虎将竟然放过了他，只是给他戴上了反革命分子帽子接受改造。

以后老古又娶妻生子，生存了下来，而且老婆居然还是个老党员。每逢村里开大会斗争四类分子时，老古在台上低头弯腰认罪，党员老婆在台下振臂高呼口号。散会后，两口子一起回家，看的人都觉得啼笑皆非。林彪事件发生后，开会传达文件，按规定不允许四类分子家庭参加。可是对于这样一名具有党员身份的四类分子的老婆，连当时的革委会都不知道该不该让她参加。

村子里的一位老雇农说：“咱村本来挺太平的，全让那帮整天找穷根、拔穷根的人（工作队）给弄乱了——拔出人命来了，能不乱吗？”

上海邵纯先生来信：邮箱中见到《黑五类忆旧》，正在一篇篇细读。先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但黑五类并不能包括毛时代所有的贱民，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以及阶级异己分子，也都是贱民。

四清运动前，就有人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四清运动中，许多单位都有人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我就是其中的一员。本人1949年那一年只有9岁。原籍老家是贫农，父亲因病死于1952年，母亲是个小学教师，长兄1944年参加新四军。本人15岁当童工，16岁入团，20岁提干、入党，26岁从天津市支边到新疆。我的思想基本上是个小老左，对毛和党绝无二心。我离开天津市建筑仪器厂两三个月之后，该厂四清开始。在我缺席的情况下，工作队把我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并将大量的所谓揭发材料寄到新疆。我在新疆工学院实习工厂被揪出，时年27岁。从1966年10月到1971年4月，我被批斗、抄家、游街、刑讯、请罪了220多次，关押7个月，4次从死亡的边缘上侥幸逃生。四清那些材料实在太荒唐，比如说我到新疆工作是打算投靠苏修。

1971年4月我被军宣队解放，当工人。我曾把这段经历写成《乌鲁木齐往事》一文，不久前电传给辛子陵先生了。我是从思想上的小老左一夜之间变成了阶级异己分子。三中全会后官运亨通至正厅级，又因查处基建中的腐败问题引起轩然大波。法院受贿，我以惨败被调到另一个单位任闲职。当我看出这个社会的病根时，已到退休之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