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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五口蜗居中巴车 受访被要求说"幸福"(图)

 2010-10-14 02:07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冯增夫妇与他们的“房车”。胡国庆摄

“房车”里的安居梦

河南人冯增和火爆的房地产市场毫无联系。他从不走进房地产中介所,也不讨论“国五条”、“国十条”这些房地产政策。当夜晚来临,他躺在一辆破旧的中巴车里,忍受着郑州市公路旁超载货车发出的噪音,哄着小儿子入睡。脑中想的也只是在车窗上再垫上几块厚海绵,或者买个防噪耳塞,而不考虑搬进不远处正拔地而起的每平方米3000元的经济适用房。

他改造成居所的这辆破旧中巴车,如今已经在互联网上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史上最牛房车”,并被当成房价高企年代的一个另类标本。有网友发出“买房不如住车,免税,永久产权”的呼喊。

本报记者近日对这个被人津津乐道的寒酸住宅进行探访时,这名37岁的父亲、丈夫和一家之主常重重地叹气。他与大多数挣扎在城市里的人一样,只是希望让一家五口人有个睡觉的地方。

在这个城市里,属于我们全家人自己的房子诞生了

冯增的汽车修理铺位于河南郑州市东三环边缘的一条公路旁。这个地方在郑州地图上还没有具体标记。冯增说,郑州发展太快了,绘制地图的速度赶不上城市扩张的速度。

房地产业可以为这种扩张速度提供佐证。今年上半年,许多房地产公司相继到郑州买地。6月4日,万达集团以底价2.9063亿元、每亩209.07万元的价格,将一块近140亩的土地收入囊中。此前,华润集团花费50亿元,拿下了一块黄金地段。

相比之下,这辆花6000元买下的中巴车并不需要占用金贵的土地,它在冯增的汽修铺门前静卧了4年,几乎毫无变化。

走近挂着豫G33425牌照的车前,蓝白两色的车身已满是斑驳;轮毂生了锈,雨刷早已脱落,后视镜被摘下来,成了妻子刘宗英和两个女儿的梳妆镜。

为了接入一个二手空调的通风管,冯增将一块玻璃砸掉,用几层报纸糊上。最外面的报纸是年初《大河报》的地产广告。从车外看去,“豪宅”两个字非常显眼,与车的外貌并不协调。冯增说,随便抄起一张报纸就是卖房广告,想不用都不行。

汽修部门前是宽阔的马路,往返河南、山西的大型车辆昼夜不停,扬起的灰尘让中巴车看起来灰头土脸。

车厢后半部分被并排摆放的两张床占据,是冯增按照尺寸专门焊制的,妻子刘宗英带着3个孩子挤在上面。床头是“客厅”,家人吃饭和孩子学习都在那里。放置的三角铁电视桌是3个孩子的书桌。

4年来,孩子个头越长越高,冯增就给书桌的4条腿续上新的废旧三角铁接着用。厅前摆放的10寸小彩电,是淘来的二手货,接了几次天线,都被雨淋坏了。

属于冯增的空间是前面的驾驶室,小单间没装空调,一到夏天,冯增便在铺子里打个地铺睡觉。

“房车”没什么大毛病,但因为年久失修,上车的台阶处漏了个大洞,有回小儿子冯佳明在车里蹦蹬,一脚踩空摔了个倒栽葱,把夫妻俩吓了个够呛。

今年8月,这辆“房车”的照片被传上网,因其简陋,被很多网友称为“有车有房一族的最心酸解读”。对于这个形容,冯增搓了搓满是机油的双手,呵呵一乐:“城市人条件太好了,其实我在郑州换了多少次窝了,就这个还像个家。”

1987年,15岁的冯增背着一床棉被从淮阳老家来郑州当学徒,住的是群租房,墙壁都是石灰板,冬天的时候一起床,“浑身能结一层冰”。

1998年,冯增结了婚,带着妻子在郑州开铺子,那是他头一次租单间,7平方米的小屋,就有一张掉角的旧床,旧床还要当桌子用,又要当椅子用。

2003 年,因为拆迁,冯增夫妇被迫在中州大道的一条公路旁重新租房,这回赶上了“好运气”,他们租到了一间带着地下室的铺子,30多平方米的地下室,又凉快又宽敞,夫妻俩甚至可以带着大女儿玩跳房子。但好景不长,次年春天,由于绿化带改造,他们又要搬家了。他们找到一个城中村,每月200元,不带窗户。那年夏天,2岁大的冯佳明差点没热死在屋里,医生直说“危险危险”。

过一年,又是拆迁。开发商还是两年前那个,据说是为了扩充小区。那时已小有积蓄的夫妻俩租到了现在的大铺子。为了省点租金,冯增在铺子里装了个高架床,就算“商住两用”了。

妻子刘宗英至今还埋怨,夏天铺子里特别热,胳膊能被蚊子“咬粗一圈”。因为蚊子多,大个儿的蜘蛛也多,高架床靠近房顶,一夜的时间,十几个蜘蛛网就能从枕头边直排到房顶上。

一次偶然的机会,冯增躺在朋友的大货车前座休息,觉得弄个“房车”没准挺舒服的,还不怕“拆迁搬家”。便灵机一动,花了6000多元,买下这辆二手车。

当时,有朋友提醒,花这么多钱不如租房呢。每到这会儿,一向老实的冯增便会骄傲地解释道,“这你就不懂了,现在这辆车,光卖铁也能一分钱不亏,建楼得用钢筋吧,这楼市,钢铁准涨价。”

搬进车里那天,刘宗英特意从旧货市场买来了维尼熊图案的布单子铺在床上,还特意提醒几个小孩“要注意车上卫生”,很少喝酒的冯增一气喝了两瓶金燕麦啤酒。

上初中的大女儿则偷偷地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在这个城市里,属于我们全家人自己的‘房子’诞生了。”

想过买房,只是到后来就不敢再想了

住在这辆让他们“满意”的车里,有人曾追问刘宗英到底想不想有一套城里的房子。她低着头,轻声连说了几个不在乎。沉默半晌,她又突然抬起头,叹气说:“说不在乎是假的。”

要知道,1996年夏天,冯增在老家的大瓦房里娶回刘宗英那天,曾对新媳妇表态,将来咱一定在郑州买套房。

刘宗英说,冯增人老实,做事特别轴,说到的事都要做到,唯独这件事,他再也没提过。她觉得他想过买房,“只是到后来就不敢再想了”。

1998年,夫妻俩来到郑州创业,冯增骑着自行车,带着工具箱去给人修车。为了帮丈夫干活,刘宗英只有深色的衣服,连条裙子都没买过。一个月两人也吃不上几顿热菜,几乎都靠咸菜馒头过活。

不过,每天干活干累了,两人就靠在挡泥板上算今天的收入,有时算着算着都能乐出来。在老家种地的时候,一年只能挣750元钱,到郑州第一年,俩人就赚了3000元。

冯增并不知道,正是在那一年,郑州市开始了住宅商品化改革。

之后的日子,夫妻俩越干越顺,很快就开了自己的修理铺。冯增技术好,人也实在。时间久了,在那条街上,冯增的“友谊汽修”算是小有名气。到2005年的时候,一年的净利润已经能有5万多元,冯增甚至还花6000多元购买了一辆二手叉车,为店铺添了一份收入。

但是,像许多勤劳而辛苦地在城市打拼的人一样,他们“一年挣得比一年多,但离房子一年比一年远”。在刘宗英的记忆里,房价几乎是踩着他们的肩膀涨上去的。

2000 年初,刘宗英推着自行车去采购配件,路过一家正在开发的楼盘。一个售楼小姐三步并作两步地赶了上来,拿着一张每平方米800元的楼盘的宣传单,一路追着刘宗英推销。实在推脱不过,刘宗英只能停下车,一五一十地告诉售楼小姐:“我也是从乡下来打工的,现在还买不起房。”

结果售楼小姐当即“哼”了一声,扭脸就走了。刘宗英没说话,只是把那张宣传单从车筐里捡了出来,放进了包里。

“印象特别深!就800!”刘宗英回忆道。

夫妻俩第二次和楼盘打交道,已经是2005年了。那一年,冯增的修理铺生意格外好,甚至还请了四五个工人帮忙。刘宗英第一次动了买房的念头,但她怕自己穿的又脏又黑别人瞧不起,就给一个楼盘的售楼处打了个电话咨询。

“2700!”没等售楼员接着推销,刘宗英就慌忙挂了电话,她算了算,自己只能买得起20平方米的房子。

就在那一年,郑州市的房价开始进入井喷阶段,从年初到年底,每平方米的均价激增了493元。而在这之前,郑州的房价依旧保持着每平方米100元的稳定增速。

同样是那一年,北京市商品住宅预售价格平均为6725元/平方米,相比2004年增长了19.2%。

有趣的是,没过几年,本已对房子失去信心的刘宗英,居然亲手买了一套100平方米的大房子。1990年代初,刘宗英的二哥到北京打工,做香油生意,没几年便成了村里小有名气的“富翁”。家里人聚会,数二哥最牛气,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郑州一套房。”

不过,2006年底,二哥一个电话打到了刘宗英家,请她帮忙在郑州买房子。“北京的房价飕飕涨,买不起了。在河南买套房,也算留个退路吧。”

起初,二哥并不着急。谁知过了两年,北京四环以内每平方米超过2万元的楼盘比比皆是,五环以内难觅每平方米万元以下的新盘。而郑州的房价也涨到了 4529元/平方米,据说实售价格比标价还要高出近千元。“马上买!什么样的都行!你就挑吧!”二哥急了。刘宗英只得战战兢兢地第一次进了售楼处。她说,去看第一个楼盘的时候,售楼小姐告诉她只剩下两套房了。刘宗英没敢犹豫,立即付了款。

一年来,刘宗英闲的时候便会带着孩子们去新房子玩玩,说是玩,其实就是在木头床板上坐着。房子没装修,连床垫都没有,有时候,刘宗英觉得这屋子和平房“没什么区别”。在她的经历里,最好的一次住房经历是在壳牌机油组织的代销商大会上,“宾馆客房可漂亮,是好几星的宾馆。”

但对于孩子们来说,这些“大白墙”远不如房车里的“锈墙”来得亲切。小儿子冯佳明学会了上网,常常拉着刘宗英和冯增去看网上的豪华房车。

冯增则不愿意跟人提起这套房子。他觉得自己这一代买房子是没有希望了,只有盼着下一代。最近,为了给孩子们腾出更大的活动空间,冯增正计划着换一台大巴车,改装成个“三居室”。对他来说,这就是最大的心愿。

这样的生活,我很幸福

冯增夫妇对房市的信息可不陌生。从到郑州那一年开始,夫妇俩便订阅《大河报》。后来,为了一年省下50元钱的订阅费,他们转订了《郑州商报》。但无论什么报纸,最常见的,就是关于房子的报道和广告。

报纸上说,光是今年上半年,郑州市累计成交的住宅和商务金融土地量就比2009年同期涨了5倍。报纸上也如实记录了人们对房价的不满。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就在此时,他们这辆沉默了4年的“房车”,变成这种不满的一个出口。他们并没看到网络上广泛的评论,却迎来了一批批记者。

面对到访的记者,他们尽管热情有加,但一问起房价来,这对夫妇就立刻躲躲闪闪,闭口不谈。有个外地电视台的摄像记者,想让他们在修车铺后的高楼前拍一个空景,冯增马上警惕地摇摇手,“最好别这么拍,这不是说我们望楼兴叹吗?”

而同样闻讯赶来的当地的电视台则让他们放心得多。其中一个工作人员透露,拍摄有几个规定:车里不能又脏又乱,要让他们提前收拾干净;不准提及房价;必须谈乐观,谈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

为了更好地表现拍摄主题,冯增被要求提前准备采访提纲。在这份策划出的提纲中,冯增购买“房车”的原因被形容为“看了电影《不见不散》,深受启发”。“房车”的优势是“冬暖夏凉,便捷时尚”。

提纲为冯增拟好了未来的希望:努力工作,“买一辆真正的房车”。现实情况则是,冯增目前的希望只是给车装上几块窗帘,这样晚上开了灯,外面也看不见车里的情况。

在一片远离修车铺的干净空地上,冯增面对镜头背诵着他的“台词”。他有些局促地把两只手握在一起,眼珠不时上翻,紧张而专注。

经过1个多小时的反复打磨,经验丰富的摄像记者满意地伸出了大拇指,并暗示冯增说出脚本中的最后一句话:

“这样的生活,我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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