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高中生遭遇的“反右”和目睹的“组织保证”(图)

2009年8月，是我高中毕业50周年，也即我被剥夺上大学权利的50周年。而今我已是个古稀老人，50年前的往事，不堪回首，感慨万千。

1953年秋，13岁的我考入贵州普定县唯一的一所中学——普定中学（原私立建国中学，现名普定一中）上初一，1956年升入高中。我们班是人民政府接管私立学校后的首届高中班，自觉荣幸，也受众瞩目。当时正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开展以苏联援助的156项大工程为重点的社会主义建设，呈现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青年学生怀着建设祖国美好明天的崇高理想，奋力地学习着。突然，1957年春，毛主席号召帮助党整风，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一个青年团员，我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运动中去。

受到屈原《天问》的启发，我写了一篇《天问地答》的大字报，用一问一答的形式提了几条意见，曰：某某同学为何不经考试就入大学，因为她爸是县里某局长；等等。自认为排比得好，还有点文采，甚是得意。在鸣放会上，我知无不言，如兵役局某干部上街不扣封领扣子；家乡民办学校时有时无，没有人管；等。就在这天真无邪不知不觉中，已被诱入了一个早已预设好的“言即有罪”的圈套。

运动开始不久，校长王德文（民盟盟员）就靠边站，后来还被插上黑旗。副校长陈毓林，原系县委办公室秘书，因接到棉布开始实行凭票定量供应的密件后即叫他爱人去买几板布放着，事发后受到党内严厉处分而调到普定中学任副校长。有位魏支书，系老干，颇识几字，不太管事，由陈副校长以党支部的名义行使学校的党政大权。参与领导学校运动的还有两位重要人物，即我们班上的党员同学甘忠信和张汉才。阿甘同学系从部队复员回来和我们一起从初一读起的，大约是1956年入党的学生党员。阿才同学1956年考入我校之前就入党的调干生。他俩年龄都比我们一般同学大七八岁。因为是党员，运动一开始即被抽调脱产（脱学习）搞运动。起初他俩的作业由同学代劳，后来干脆由党支部决定“免作业”，成绩以最高分计算。

阿甘同学本来学习就吃力，见他两个来月不上课了，我不知里究，还很天真关切地问：“你脱产搞运动，以后怎么考学校呢？”他说“我们是有‘组织保证’的。”在一次批判一位女同学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时，我出面顶了一下，说属于私生活（那时还没有“隐私”一词）问题，不宜公开批。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阿甘说我 “不让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并企图动摇他脱产搞运动的决心，把水搅浑，把运动引向斜路，混水摸鱼，以此掩盖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罪行。”这几个突然飞来的大帽子把我压得晕头转向，分不清南北东西。

在几天后阿甘主持批判我的会上，他把平时收集到的我的材料都“提高到原则上来”，安排同学坐在不同方位通通抛将出来，似乎造成声势浩大的阵式，揭发和批判我的“罪行”。所谓的“罪行”，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丑化党的领导，说党的领导官官相卫，骂党员是‘落汤鸡’”。除上提及的《天问地答》大字报外，确还事出有因。由于阿甘的年龄大得多，可能失恋之故，精神一度萎靡不振。一次郊游，他情绪低落，叫他去，先说不去，后来又独自赶后去了，不知何因，“掉”进阴河（溶洞中的河）里。同学们将他扶上来，周身湿淋淋的。这在后来的团组织生活会上，我批评他意志不坚强，闹情绪，跳进阴河里，弄得像落汤鸡一样，有损形象。不过，这还是初中的事，此时他还未入党，何来的骂党员？

——“组织反党小集团进行反党活动，其成员还有代号，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猖狂进攻”。这太夸大我的能力了，我们被牵扯到得五六位同学当时十五六岁，党员都不是，何来的反党集团？一般理解应当是中央一级组织中，地位相当高的一些人拉帮结派，企图把地位更高的主要人物拉下马，取而代之，事情败露后被称为反党集团。苏共有过，如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岗洛维奇等；中共有过，高岗一饶漱石反党集团。因为提及“代号”我才想起，曾有一次几位同学坐在路边侃天，见一老人步履蹒跚而过，触景生情，不知谁说了一句“我们将来也如此这般”。于是就用老头们常用的名字如子云、子安、云臣、少华、炳奎之类，互相呼绰号。仅此一次，以后再没有叫过。说者无意，听者有意，阿甘动辄就“提高到原则上来”，去向组织上打小报告。为此我还骂了他几句，没有男子汉的气派。这也还是初中时的事。

——“攻击社会主义制度。”除上面提及的兵役局干部和民办小学事外，再就是阿甘同学的父亲有精神病，一边拾粪一边骂街：“我的两个儿子是党员，我的肚子饿成古老钱。”难免有同学学舌过，我并未说过，也说我借别人之口污蔑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点后来许多同学证明与我无关。

——“攻击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有人唱苏联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我随口说了句“这是大国沙文主义。”有人说苏联16个（后来为15个）加盟共和国，我说什么加盟，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是二战后苏军强行占领的。有关苏联方面，当时我国是“一边倒”政策，在1956年波匈事件之后，也被认为是个重要“罪行”。

凡此种种，在当时那种在上无善政的大环境下，有口难辩。自此，写不完的检查，每次交上去后，阿甘说我“没有深刻认识，思想没有提高、狡辩。没有按他们的要求承认‘罪行’”，说我“像挤牙膏一样”，只好又再写。运动后期，阿甘作我的思想工作，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反党小集团，但落后小集团你总该承认吧，”似乎很亲和，好像还为了说了好话的样子，诱我签字。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中央文件对中学生的处理，虽不划右派，但不论是“反社会主义”的，还是“落后的”，都不准上大学。

我校运动的结果，有两位老师被划为“右派”，一位老师被送去劳改（20年后平反时无任何文字依据，原来仅凭陈毓林副校长一句话即送去劳改的）。我本人则被开除团籍，学校行政的处分是“严重警告”，毕业证书上附盖的操行成绩“丙等”。政治鉴定没有见过面，写些什么就不知道了，还会有什么好的。我还算不幸中的万幸，敖正权同学就比我惨多了。他因为“当官的必须考试合格才能当官，考不合格的应当滚蛋”的言论和反对干部特殊化，对看电影给领导干部及其家属留位置表示不满，把板凳弄翻，被划为“青年右派”、开除团籍、开除学籍，遣送回农村监督劳动。这就是“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了吧！

高考报名时我本不想报，因为我深知鉴定很糟糕，考了也枉然。阿甘同学春风得意地报了名（据说去北京上学的路费都准备好了），且似乎故意说给我听：“不报名就是对现实不满”，又是个“帽子”，不外乎笑话我，反正他知道我是考不取的。终于我只好报了名。我们几位经济困难的同学是半夜起床步行50多里由普定走到安顺参加高考的。高考下来，自我感觉良好。（写此文之前，我去档案馆查过，我的考分比正规录取一般院校（二本）的同学高50多分）。

说起当年高考，神秘得很，不像今天公布考生分数，公布重点院校，一般院校、专科学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更有甚者，在填报高招会发下去的考生登记表和投寄高考录取通知书的、印有大红字“贵州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落款竖式牛皮纸信封时，信封必须填写“普定中学党支部收转”字样。至今我也弄不清，专制到如此程度是普这中学党支部的发明，还是全省的统一规定。我想，之所以必须填写“党支部收转”，不外乎起到卡压作用，看一下高考结果和党支部预想的是否一致：不让录取的，取了，压下或退回高招会；属“组织保证”的未被录取，设法推荐吧。发录取通知书时，有同学见“党支部收转张文渊”字样的通知是第一批到的，党支部始终没有把这封信转给我，内容无从知晓。我猜测，高招会或许看到我的材料算不了什么给录取了，不合党支部的口味，就将录取通知退回了呢？或者是征求意见，放我一码？果然，招生工作结束，取的或者落榜的同学，都得到他们填写的“党支部收转”的信封了，最后只剩我还没有个结果。在焦急等待中，我到校收发室玻璃框里一看，有我的一封信躺在里面。信封为小摊上卖的那种横式的、小草花图案的那种，当然已没有党支部收转字样，落款为手书的“高招会”三字，已经不是我亲笔填写有的 “党支部收转”字样的印有高招会大红字落款信封了。拆开一看有介绍我到贵阳医学院工作的函件。这个普通的市售信封可救了我的命，如果用的是高招会的办公信封，即使不写“党支部收转”字样，党支部也会强行拆阅的，阅后又要置我于死地。高招会的老师们为了给我一个农村学生（或许还有命运类似我的一小批学生）的前途，用心良苦啊！我想，高招会这么大一个省级机构，不至于缺乏这么几个办公用的信封吧。

在此还须提及的是班上袁名钟和徐启贤两位同学，在“反右”中他们没有什么言论方面的辫子可揪，高考成绩也好，就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未被录取，被分配到省城贵州工学院工作。

再说阿甘和阿才同学，他俩的政治评语令我辈羡慕不已：“该生在反右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大跃进的劳动中又能吃苦耐劳，可以攻克尖端科学，建议清华北大录取。”啊，原来“组织保证”就是这样的，但具体是加20分，加50分或者不经考试就可保送上大学，就不得而知了。

高考结果，阿甘同学连专科也没考上。有人揶揄地问他：“你不是有‘组织保证’的吗？”他大概感到被陈副校长开些保证上大学的空头支票，实现不了，被当猴耍了一阵子，大发起牢骚来：“保证个屁，连国民党都不如！”这种言论算不算反党呢？对别人可是天大的罪过！以损人为手段，最终又达不到利已的目的，有点情绪发作，暴露一下内心世界是自然的了。阿甘同学参加工作不久就结了婚，接二连三生了6个孩子。子女随母上户口，7个农村户口，他一人的工资，光是买黑市粮一项就不够开销，生活相当艰难。大约是“文革”中期因为生产不正常，我和贵阳某中学伍校长等五六个老乡邀约乘坐某厂郭师傅开的厂交通车，去老家普定玩一趟，顺便捎点糯米、花生之类回贵阳。半夜三更，车到阿甘家门口停下，郭师傅叫阿甘，“老战友，许久不见，来看你一下，生活过得好吗？”（我还不知道原来郭师傅和阿甘是战友）阿甘开门，披件军大衣出来，又一阵牢骚：“好个屁，比国民党不如！”车顶灯未开，我们都没下车。听到阿甘的言词，都感愕然。车继续开行后，伍校长说：“这人是谁？牢骚满腹的。这些言论要是有人检举要遭处分的。”此时我才说，要是当年在阿甘手下，这些话出自我的口，早蹬监狱去了，甚至连命都保不住了。这真可谓对别人马列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甚至于可以有反动言论！

对于阿才，高考时，“组织保证”是起了作用的。同学们都说：“凭他那个成绩，居然还能考取师院物理系，鬼知道。”可能是被普定中学党支部娇惯了，一进大学就想继续享受“组织保证”的优待，向校方提出申请“免作业”，当然不被批准。真可笑，连作业都不做，还当什么学生呢？第一学年下来，据说除体育外，门门功课不及格，反正是连补考的资格都没有，只好走人。他回到普定中学，王德文校长让他选个科目送出去进修回来教书，他说：“我只适合当领导。”其结果一个小小县级中学有好几位专职团委书记。由于种种原因，几年以后，他进了兴义师范学校速成班，结业后在某厂子校教书。虽然做倒事，本来已上大学的，反过来读中专，但也算脚踏实地了。

在社会生活中，教育人们爱国爱乡，奋发向上，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政治是必要的。但像当年那样，政治冲击一切，政治代替一切，政治贩们整得别人断送前程，而他们中有的没有捞到好处，反而误了自己应做的正事。阿甘、阿才就是很好的例子，如果把整别人的精力放到学习自己的上去，那多好啊！说实在的，他们也是“运动”的受害者。

现在回过头来说我自己以后的经历。老师们听说我被分配到省城工作，纷纷夸我说：“在被批斗的情况下还那么努力学习，真是善有善报。”我怀着脱离贫困农村的喜悦，同时又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走上工作岗位。到单位后，可喜的是填的表是干部履历登记表，从此我当干部了。烦心的是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一个人能有几度青春？显得太残忍了。耐人寻味的是工资26元，北京大学法语专业毕业的“右派”张勇翔君分配到医学院工作，和我同住一间宿舍，工资也是26元，据说给的是基本生活费。（当时勤杂工为34元）。

说到烦心事，多着哩！比如：上面分配来的外出参观学习的名额，从来没有我的机会；民兵训练可以参加排队操练，不安排我射击打靶；不能看内部电影，甚至不能参加一些神秘兮兮的群众大会，更重要的，晋职称受到种种限制。总之是感觉到是被“专政”了一下的，就像“二等公民”。当然也不至于像那些有“帽子”的一样，被呼来唤去打扫厕所，干脏活累活。在文革中，我的档案材料中，除了中苏公开交恶，有关“反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项外，“反党反社会主义”内容的通通被抛出来在大字报上又“晒”了一番。好在我所在的单位“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右派分子”多的是，有这些“高个子”顶着，我只是被警告一下“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并无肌肤之伤。

粉碎“四人帮”后，我原就读的普定一中的党支部书记、校长黄华芳老师曾通知我，说学校已给我单位来函，给我“彻底平反，恢复团籍，档案中反右时装进的各种材料请予一律清除销毁。”但这已于事无补，其时我四五十岁，青春已逝，难道还能和小青年们坐在一起去过团组织的生活吗？难道还能按当年我高考的成绩送我去上大学吗？更何况我单位一直都未通知我说普定一中曾来函给我平反一事，我也不曾问档案中那些无事生非的、断送我前程的材料是否已清除，因为这一切已经毫无意义了。

虽然1957年历史开了个大玩笑，65多万人被划为“右派”，像我一样遭遇的高中生也大约55万，而当年的这部分高中生的遭遇，往往是被社会和历史忽略了的。这是国家的巨大损失，是民主制度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