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塞车、空难 官员是“共犯”(图)
京藏公路大塞车
中国大陆近期发生了两件引发国际关注的事件:一是京藏公路上由内蒙往东部运煤的大货车,堵塞一百二十公里,蔚为世界奇观。第二,河南航空伊春空难之后,大陆官方承认中国民航现役机师,一度超过两百人学经历不符,涉嫌以造假方式取得民航机驾驶执照,包括伊春空难的机师在内。
这两起乱象,可以归结出一个共同点:大陆公部门的施政作为中,算计、维护自己的利益,往往更甚于保障民众利益。
在京藏高速公路塞车现场,可以发现除了车辆成长快速外,另一个原因是收费站本身,就是一个绝大的交通瓶颈。这让人想起台湾每逢年节,就会以“暂停收费”疏导高速公路车流,效果不错。如果京藏高速公路在大堵车之初,就用同样的方式应急,或能相当程度缓解。
实际情况是,司机在一百公里的车阵里苦等三天,餐风露宿的苦楚,似乎和公务员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不管堵车堵多久,过路费一毛都不能少。因为他是各省重要的一笔收入。因此放眼“无政府状态”的塞车现场,只有一个政府单位始终有效地运作:收费亭。
在航空市场,政府优先职责是严格管控飞行员,维护飞航安全。但近年来中国内陆航空,每年以百分之二十的速度成长。因无法供应一年一千两百名合格飞行员需求,航空公司转而向空军挖角,军中飞行员想转民航,需要空军的“推荐函”,每开一张“推荐函”,军方可收六万到十万元人民币;航空公司则能省下大笔训练费用。不合格的飞行员,就从这个共犯结构产生。
在大陆,交通、能源、通讯等公共服务事业,不是由政府直接掌管,就是由一些从政府官员直接透过“旋转门”转任,并且垄断经营,再将庞大的利益,经过“灰色收入”的形式,“回馈”给官员。
在大陆有“经济学良心”之称的学者吴敬琏,多年来高声疾呼主张限缩政府权力,更反对政府掌握太多资源。大陆的行政机构,不仅是订定规则,维持秩序和安全;同时更是逐利的一方。
一旦两种角色相冲突,很容易让行政部门放弃“善良管理人”的角色,甚至牺牲公义来成就“小圈圈”的利益。哪怕代价是赔上飞机乘客的性命。内蒙的塞车奇观,伊春的惨重空难,背后深层的病态结构,应该做如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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