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1月14日，已是农历腊月廿三。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逝世还不到3个月，全国人民显然（或者显得）还必须沉浸在悲痛之中，北京城自然还是八音遏密，过年的气氛淡了不少。就在这时候，一场反腐风暴突然刮起。
反腐风暴
这一天，纪检官员（“监察御史”）谢远涵上了两道奏折。第一道奏折弹劾邮传部尚书陈璧“虚糜国帑、徇私纳贿”。第二道奏折则是“综述”，认为现在“吏治窳败，请严饬实行整顿”。
谢远涵是京城“名记”、“清流”中坚，奏折一上，最高领导的批示当天就下达：对于弹劾陈璧之事，由大学士孙家鼐、那桐“秉公查办、毋稍徇隐”，而对第二份奏折，则转给专门 负责新政改革的“大清体改办”（“会议政务处”，原称“督办政务处”），要求他们会同组织部（“吏部”）研究商议。
大过年的，平地里响起这样一声惊雷，令中央国家机关的干部们忐忑不安。此时正值宣统新朝开张，人事上照例要有一番除旧布新，两周前（1月2日），炙手可热的袁世凯已经因 “足疾”开缺回籍（参阅本专栏2月16日《袁世凯冬眠》），袁的死党、民政部侍郎赵秉钧也已被免职。
媒体披露未经证实的消息表明，陈璧的腐败，一是经手国际贷款时，收受巨额回扣；二是利用职权“卖官”。英国《泰晤士报》估计，陈璧的涉案金额在585万英镑之巨。邮传部是大清国官场肥缺最多的机关，掌管着邮政、电信、铁路等新兴事业，其影响力甚至延续到民国，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帮派“交通系”。
惴惴然地过完了年，元宵节后，组织上的调查结论就出来了。关于陈璧贪污受贿，查无实据，或许舆论真是冤枉了陈璧，或许不同的派系之间经过了政治协商。陈璧被认定要对两个罪名承担领导责任：一是“开支用款、颇多糜费”，二是“前后所调各员，不免冒滥”。“交部严加议处，”结果相当严厉：陈璧被“双开”。这就是清末著名的“陈璧案”。
至此，陈璧已经任职1年零8个月，成为邮传部在位时间最长的部长（“尚书”），而6年间（1906～1911年）13次更换部长的邮传部，也被当时的媒体戏称为“运动部”。
陈璧革职后，敲山震虎的效果显露出来：邮传部立即开始清理整顿，裁撤冗员、削减经费。 法部、民政部、农工商部、大理院等纷纷主动开始裁员节费。
反腐vs政改
陈璧其实工作能力还是很强的，上任后，整顿机关工作作风、收回京汉铁路、收回商办电报、创办交通银行等，政绩斐然。但他的大刀阔斧，也被人理解为“气度偏浅，遇事不知从大处着手，且好挑剔细故，自诩精能”，因此“舆论多薄之”。自然也有人为他抱不平，如《大公报》就认为：“今日贪官污吏足跻满朝，而陈独负其重咎”，认为这还是一种政治路线清洗而已，陈的错误在于站错了队、跟错了人。
“贪官污吏足跻满朝”的确生动反映了1909年大清国的国情。从辛丑变法（1901年）开始，大清国的新一轮改革已经历时8年，却依然没有能在治理腐败痼疾上取得任何成效，反而越演越烈。当时的北大校长（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总结 道：“私亲遍植于要津，人才半成于贿赂，故日言整纪纲而小人愈肆，日言饬官而幸门益开，日言养民而祗增苛扰之烦，日言察吏而转启贪横之习，日言治军而克扣之弊转甚绿营，日言理财而挥霍之风公侵国帑。”新政改革已经成为各级官员大肆寻租肥己的好机会（参阅本专栏6月8日《烂尾的仁政》）。
1906年，在宣布立宪改革之前，大清中央召集了核心的王公大臣们会议，针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节奏、步骤、路径等进行辩论。在会议上，教育部部长（学部尚书）荣庆认为，政改应该缓行，因为当前“政体宽大，渐流驰紊”，官员队伍过于腐败、无能，不仅不能依靠他们实行改革，而且改革会给这些“神奸巨蠹”们提供 更多的机会。他认为，当务之急应该是“整饬纪纲，综核名实，立居中驭外之规，定上下相维之制，行之数年，使官吏尽知奉法，然后徐议立宪。”他坚持认为必须充分考虑到大清的国情，不可“不察中外国势之异”，更要实事求是，不可“徒徇立宪之美名”。
历史记录没有显示荣庆的观点是否受到其他与会者的反驳，但显然，中央集体考虑到了改革的条件并不完全成熟，因此，会议的结论是：一、必须实行立宪政治改革；二、鉴于“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政改不能一步到位，必须先行预备。
腐败温床
反腐败与政治改革，的确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一方面，腐败不除，依靠这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干部队伍，任何改革都会变形、走样，成为新的寻租工具；而另一方面，普遍的腐败已经表明了旧的体制和机制并不具备自我代谢的能力，不改革就无法消除腐败。对于任何一个执政者而言，如何下手都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而在野者“看人挑担”时，自然无法感受其不可承受之重，只是一味地高喊口号，开出空头支票。保皇党、革命党，抓住政府的腐败大做文章，章太炎就认为，“现在官场情景是微虫霉菌，到处流毒，不是平民革命，怎么辟得这些瘴气”，却从来没有论证过为什么以及凭什么“平民革命”就能“辟得这些瘴气”。
这些反对势力开出来的唯一药方，核心就是两个字：我能！
果真能吗？
保皇党与革命党在反腐败问题上，有一个共同特征：矛头永远只指向政府和政敌，在不择手段地妖魔化当权者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将自己打扮成了永远正确、不需监督的天使，这成为今后中国一切反对势力的固定操盘模式。
保皇党从流亡的那一刻起，就将“保皇”、“勤王”的口号，转化为了在海外锦衣玉食的“生产力”（参阅本专栏6月22日 《维新派的黄昏》）。而革命党在高喊着民主共和的同时，将自己的团体从形式到实质都日益演化为并不民主、也不共和的地下帮会。
早在甲午战争时期，深刻研究了中国国情的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就认为中国的腐败并非只是官场独有，而是全民丧失信仰，“人心腐败已达极点”。他指出，国家是人民 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中国“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
日本间谍的分析，的确是对全体大清国民的诛心之论。腐败在大清国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着广泛和深厚“群众基础”的，几乎人人都在筛选寻租的机会，“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几乎是全民的信仰，区别只在于机会的有无、大小。同样，所谓的“反腐败”并非都是为了建立制衡权力的清明政治，更多的是“未得利益者”向“既得利益者”，“少得利益者”向“多得利益者”的斗争手腕，骨子里崇尚的还是“彼可取而代之”。
自大清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主义”与“思潮”就不断流行，但作为西方政治理念中最本质的对于权力的质疑与约束，从来没有被中国人、尤其是那些焦急等待着“上垒”的政治反 对者们所真正接受。对于旨在“改朝换代”的改革（或革命）而言，反腐败无非是手段、手腕和策略而已。贯穿在这些改革（或革命）中的，是对人对己的双重标准，一方面“己所不欲、必施于人”，另一方面“施于人者、己必不欲”。当自己总是凌驾于改革（或革命）之上，即使播种下去的果真是龙种，收获的绝对依然是跳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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