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毛泽东在接待来访的法国社会党领袖后来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时，针对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发生大饥荒的传言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许多西方人对毛的这番话信以为真。
那么，当时的中国究竟有没有发生大饥荒呢？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可以说事实已经很清楚了——不但发生了大饥荒，而且还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大饥荒！
刘少奇在1961年初曾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说，“大跃进”期间共中国有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事实上比这还多。专家根据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测算的结果表明，当时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大约有三千八百万，其中主要是饿死、累死的。
当年饿死人最多的是四川、安徽、河南、山东、甘肃这几个省。
在毛泽东前秘书李锐所著的《大跃进亲历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1959～1961年大饥荒时安徽省凤阳县情形的文字：“凤阳全县死绝8404户，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村民严俊冒告诉记者：“1960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
在大跃进前一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作家白桦是河南省信阳人。他当时正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同居一室的同乡从信阳探亲回来，对他讲了如下一段话：“我刚从咱们家乡回来……俺家里的人都饿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儿子也死了……她咋活下来的呢？……有一天夜里，一只饿得只剩两张皮的猪冲进她的院子，她连忙关上门，一棒就把饿昏了的猪敲死了，连夜剥了那头猪，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来挖出一块烧烧吃。她不敢给她那个五岁的孩子吃，怕他说出去。一说出来，村子里还活着的人就会冲进来和她拼命，会打死她，要她把猪肉拿出来。她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叫着“饿呀！妈妈！饿呀！妈妈！”一直到死……人变得那么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这样。”当时，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白桦语）。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
四川的赖思强生于1942 年，“闹饥荒”时17岁，在四川省南部县盘龙镇的农村长大，21岁离家参军，退伍转业就职于国家事业单位，现居四川省南充市。退休的赖先生喜欢摆“龙门阵”，他说：“在当时，饿死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死者包括我身边的亲人邻里。长期的饥饿，很多人都得了水肿病，我的大伯娘（赖王氏）和堂兄（赖思孝）母子饿得‘三肿三消’，最后仍然痛苦地死去。我的父亲（赖崇玉）同样也是因为饥饿，导致水肿过世。当时民间流传一句俗语‘三肿三消，锄头铁锹’，意思就是说某人一旦‘三肿三消’，基本上就没救了，亲人们就可以拿上锄头铁锹，送他上山安葬了。
“那个年月，就是眼睁睁看着亲人饿死也无能为力。家中更小的弟弟妹妹们，饿得整天无精打采地呆坐在院坝里晒太阳，一动不动，只要听到食堂开饭的钟声，就都猛地跳起来蹿向食堂。”
“那时还有一种东西叫做‘观音土’，实际就是地里的一种白色粘土。很多人为一时充饥，不顾后果吃下这种白泥，堵塞了消化道，无法大便，不少人因此被活活憋死。当时我们家属于南部县盘龙人民公社十五大队，以我所在的大队为例，1958年统计共有625人，到1961年公共食堂撤销以后统计为421人，减少约200人，其中死亡 约150人，其余的人，基本都逃往新疆去找饭吃了。”
赖思强熬过了那段饥饿的日子，可能是因为年轻，他说，“1958年我16岁，身高1米 6，体重90来斤，到了1961年，剩下60斤。我的二弟，水肿病一消就只剩下皮包骨。当时每人每天配给口粮只有2两5钱，一家人从公共食堂舀一大桶有少许米粒的清水汤回家喝下，家中的长辈都是尽量让自己的孩子们多吃点，可以说，父母是牺牲自己来保全我们的性命的。
湖南全省的饥荒状况不难想像，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姐姐的儿子，就是饿死的。刘少奇主席在1961年4月曾回湖南宁乡老家做调查，当地干部在被饥民剥掉树皮的树干上涂上黄泥，再用稻草裹住，掩盖实情。
连地广人稀的粮仓黑龙江省，也不例外。譬如黑龙江望奎县在1959年有1000人非正常死亡。1962年，黑龙江省城市居民每月每人粮食定量减到二十四斤。农村粮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灾地区，入春以后几乎没有粮食吃，人们主要靠野菜、野果、树叶、植物的根茎充饥。
三年大饥荒前夜，中国曾有两句家喻户晓的民谣：“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1958年，全国各地“高产卫星”不断升空，老百姓们以为“共产主义天堂”已经近在咫尺，转眼之间，中国百姓面对的竟然是噩梦一场。
但事情到了毛泽东嘴里却成了：“中国没有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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