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曝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双规乃因强生行贿案

6月13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副局长张敬礼被“双规”,与中纪委最近查办医药企业行贿案件有关。

来自药监部门、卫生部门和医药界的多位消息人士向本报透露,张敬礼是在中纪委调查强生 (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强生”)等多家医药企业医疗器械行贿案时,被举报牵扯出来的。

这与此前卫良等6名药监系统官员被“双规”的原因类似。

4月17日本报曾独家披露,国家药监局注册司卫良涉案金额大约150万,案发缘于医药企业的举报。针对药监部门的调查此后一直在继续,彼时业内就预计,还会有更多人涉案。

张敬礼是继郑筱萸之后,被“双规”的药监系统最高级别官员。

事情挺多

国家药监局内部对张敬礼事发,其实早有风传。

“他在5月27号就被调查了,是中纪委的人直接带走的,当时消息捂得很严。”一位国家药监局的知情人士透露,出事主要是因为上海强生,是被牵扯出来的,“后来中纪委经查,发现他的事情挺多的”。

张敬礼在国家药监局四个副局长中排位第一,是副部级官员。

在进入国家药监局之前,张敬礼曾在部队担任过卫生系统局长职务,2003年10月起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一去国家药监局就当副局长,说明他很有背景和实力,一般来说,别的人不好跨越。”一位人事部门消息人士告诉本报,2007年郑筱萸被执行死刑时,张敬礼已经是副局长,此后药监局换了很大一批人,外界评价为 “大换血”。但张敬礼却一直任职至今,一方面或许是因为那时候他没有涉足灰色领域,另一方面也许是“门子硬”。

与张敬礼打过交道的卫生系统人士表示,此人来自部队,作风“雷厉风行”,比较“讲义气”,在郑筱萸案之前,张敬礼主要分管老干司和机关党委工作,此后才开始分管药品和医疗器械工作,医疗器械在药监局内部是一个重要部分,主要是医疗器械研制、生产、流通、使用方面的质量管理规范,也是众所周知的“肥缺”。

目前国内医疗器械市场竞争激烈,包括强生、西门子和GE在内的众多国际企业,他们在中国市场开展业务都绕不开国家药监局这道关。

据了解,类似持有国外许可证的医疗器械生产商,在中国拿证(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需要1到2年时间,该证主要是补做临床。而许可证是每四年过期,四年后重新报批换证,审批监管权正是在国家药监局。

“做医疗器械生意,全靠这个证。副局长出事的话,肯定是发证上出了问题。”来自医药界的一位人士称。知情人士透露,目前中纪委查的好几个案子,包括上海强生和其他几家涉足医疗领域的企业,都牵涉到张敬礼。

而在此前的郑筱萸事件中,被处罚官员之一就是药监局原医疗器械注册司司长郝和平

强生入局

多位消息人士提到的张敬礼事发的另一个主角上海强生,是美国强生集团在中国的一家独资企业。

该公司和强生(苏州)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均由强生(中国)有限公司全资控股,总部设在上海,核心产品是电子血糖仪。

强生的一位大区销售经理告诉本报,目前强生在国内,“血糖仪做得很棒,其次是婴幼儿产品”,不过,这位经理对强生是否牵涉张敬礼事件并不清楚。

有医药界人士透露,上海强生与罗氏制药一起垄断了目前中国血糖仪60%到70%的市场。

血糖仪属于二类医疗器材,原则上属于省级药监局审批,但对于进口产品,按规定要按照三类标准,到国家药监局备案,每四年还要重新报批。

一位与上海强生有业务来往的代理商告诉本报,上海强生一开始进来时拿的是进口批文,如果要在国内生产,美国办的许可证手续在国内是不予承认的,“而且即使手续全部齐了,药监局还得卡你个两三年,注册司共20多个人,每年报上来的申请有上万个”。

由于血糖仪已经上市很多年,属于老产品,一年能卖好几个亿,“市场不等人,大公司拿个几十万‘插队’领证,提早一年就赚回几个亿,行贿是小意思了。”该人士表示。

近年来,强生医疗器材已经成为强生旗下增长速度最快的子公司之一,连续5年的销售额和利润年增长都超过36%,增长速度超过了制药和消费品部门,而销售额也逐渐超过了消费品部门,已经成为强生公司在华第二大业务部门。

媒体报道称,2006年整个强生中国的销售额约为87亿元,其中制药业务约为40亿,医疗器材约27亿。

“像强生这样比较有实力的跨国药企,财大气粗的,而且囊括的产品又非常多,所以要摆平的领导绝对是高级别的,甚或大小通吃,大的小的都摆平,这样办起事来方便。”医药界人士表示。

知情人士透露,因为此次的医疗器械行贿案,除已经被双规的张敬礼外,另有十余人曾先后接受相关调查,这其中,既有药监局内部人士,也有相关企业人员。

缘于举报

知情人士还透露,此次张敬礼事发最初缘于举报,“年初就开始查了”,这位人士说。

巧合的是,从两个月前卫良被“双规”至今,陆续有7名国家药监局中高层官员被“双规”,他们都是来自医药企业的举报或供认。

卫良被“双规”前,在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任职调研员,级别相当于处长。在这个职位之前,卫良曾在国家药监局药品安全监管司任职,出任助理调研员。

“卫良被举报“双规”后,这场调查真正拉开了帷幕。”知情人士称,随后,包括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的祁自柏、白坚石、陈继廷3人,及其他处室的2人,先后被“双规”、批捕、停职。

祁自柏系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病毒二室副主任,白坚石为血液制品室副主任,陈继廷为血液制品室检验人员。

眼下,张敬礼涉嫌严重违纪被“双规”,更是将这场后郑筱萸时代的药监系统反腐推向了高潮。

据地方药监系统人士透露,导致卫良等药监局官员落马的江苏延申、河北福尔疫苗造假事件,张敬礼曾一度也被涉及,“好像是从中放行,把这事按下去了,后来被查出其中他个人有受贿现象”。

1998年成立至今,国家药监局管理体制几经变革,由属地管理变为垂直管理,管理权限逐渐扩大,在解决职能重叠、政出多门、监督管理力量分散的弊端之后,却又滑向了另一个深渊——权力过度集中。

2002年开始国家药监局着手整顿地方标准,并收回了各地药监局的审批职能,审批权收归中央。2007年,权力的扩张终于走到了顶点,郑筱萸现象成为那个时代权力过度集中的怪胎。

目前,国家药监局正在推动将药品监督的 “垂直管理”改为“地方管理”,“对地方药监局放权”。业内人士认为,放了将来还得收。张敬礼事件,或许只是权力收缩过程中种种乱象爆发的一个集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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