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残酷迫害张中晓致死？

“（1993年）三月二十八日 雨止转多云。校阅抄写稿。午后访巴金。谈及中晓事，见他眼中噙一颗泪珠，由颊边徐徐滚落下来。”（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66页） (博讯 boxun.com) 对于前年去世的王元化先生(1920年11月30日－2008年5月9日)，笔者以往虽闻其名，却从未读过他的著作。直到最近偶然看到三卷本的《清园文存》（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才知道自己实在孤陋寡闻。 查阅网上资料，对王元化有如下的介绍： “著名文学理论家、评论家、现代作家、著名学者、《文心雕龙》研究学者。……2001年，法国的大师级哲学家德里达来中国讲学时，王元化作为大师级学者，受邀与德里达进行了精彩的哲学对话。2004年12月14日上海美术馆展出了王元化的51幅书法作品。……钱钟书与王元化两位学界泰斗素有‘北钱南王’的称号。…”（百度百科） 将钱、王并称，大概主要源于其博学，其实二人之生平际遇颇相径庭。钱（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较王年长十岁，而且世故得多。中共建政后小心翼翼，处事圆滑，明哲保身，从不触犯逆鳞，遂得保无虞。王却生性耿直，1955年即在胡风案中栽了大跟斗，直到1979年11月9日第四次文代会期间方得平反，历时24载。 但同案不少人未能熬过这将近四分一世纪的漫长岁月，例如罹祸时年仅25岁的张中晓（1930—1966/1967），即文首所引王氏日记中提到的“中晓”，此际便早已长眠地下了。而且，张氏之获昭雪乃1980年9月的事，晚了将近一年。 说起来，在胡风案中受清查的2100余人里，张中晓并非最年轻的一个（据报道有16岁的中学生）；但在被“正式认定为‘胡风分子’”的78人中，却属于小字辈。而在列入“骨干”的23人名单上，他更属至为瞩目者。因为，“今上”在御笔亲撰的“按语”里一再点了张的名。日理万机的“伟大领袖”明察秋毫，对张写给胡的一封私人书信，他老人家不吝笔墨洋洋洒洒地批道：“还是这个张中晓，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较之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好些人，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内，阶级觉悟的高低，政治嗅觉的灵钝，是大相悬殊的。在这个对比上，我们的好些人，比起胡风集团里的人来，是大大不如的。我们的人必须学习，必须提高阶级警觉性，政治嗅觉必须放灵些。如果说胡风集团能给我们一些什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借着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１６７页）张中晓何许人也？据“百度百科”介绍：“张中晓(1930～1966/1967)，男，浙江绍兴昌安门外恂兴北人。……小时家贫不能入学，随父绍贤学习《古文观止》、《左氏春秋》等书。１２岁读了一学期小学；十三四岁读了一年初中，后得英语教师之助，开始大量阅读新文学书刊，并自学英语，挣钱买书，同时开始习作新诗与散文。16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作。１９４６年，考入重庆相辉学院农艺系，翌年，转学重庆大学中文系。1949年初，因肺病急性发作而辍学，返浙就医，自学依然不断。读书时受到鲁迅、胡风等人影响。1950年经人介绍与胡风通信。１９５１年５月，在全国文协上海分会编辑的《文学界》周刊上发表《略论我们的文艺批评》，引人瞩目。１９５３年７月，在《文学月报》发表纪念马雅科夫斯基诞辰６０周年而写的《巨大的激情》，旋为苏联《文学报》转载介绍。……”这位鲁迅的小同乡生性爱好文学，却在中共建政后因与鲁迅关系密切的胡风通信种下了祸根。而他和王元化的结缘，是由于其在文坛嶄露头角。王时任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兼副社长，爱才如命，遂于1952年将之调入麾下任编辑。不料3年后同遭厄运。对此，《清园文存》中所收《谈张中晓和他的著作两篇》这样写道：“一九五五年，中晓因胡风案受审，旧疾复发，咯血不止，于一九五六年被允准保外就医，回到绍兴乡下。收入没有了，甚至连购买户口米的粮票也没有了，只得依靠在当地邮局做小职员的父亲苦撑度日。……”（453页）不料毛1958年搞“大跃进”导致大饥荒，1959至1961年大陆饿殍遍野，死者不下3700万人（2009年水稻专家袁隆平语）。张中晓自然处于饿死边缘。万般无奈中他写信给昔日的上司、老党员高干王元化求援：“他不知道我也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日子也不好过。信中说：‘你的情况大概还好，我很困难，活不下去了。但我还想活……’他希望我给予援手等等。读了他的来信，我心中惨然。中晓进新文艺出版社，我有引荐之责。当时他刚刚二十出头，至今我还记得他那双闪闪发亮似乎永远在追寻生活奥秘的大眼睛，是那样澄澈、坦然。……”（同上，453-454页）然而王元化当时正处于困厄，自身难保，“我拿着他的信，心中忐忑不安，害怕再惹祸事。在作为定案准则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中，中晓被说成是最反动的。他的一些直率言辞，被解释作具有特殊的‘反革命敏感’。这种说法经过大肆渲染，‘张中晓’已成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我和中晓的交往曾成为我在审查中的一个问题。一九五七年初，我在隔离时期，两位和我共过事的老作家来找我谈话。我为中晓申辩，说他是一个淳朴的青年，当即受到其中一位的严厉呵斥。后来我被指为对抗组织审查，这也是证据之一。由于这些事记忆犹新，现在手里拿着中晓的这封信，真不知怎么办才好。… 我把信搁了下来。”（454页）可是，资讯闭塞而又濒临绝境的张别无求生之门，遂再次来信望施援手。“…这一次我克服了自己的懦弱。…我通过罗荪把中晓的信转给了主持上海文教工作的石西民。他曾向我表示过，可以向他反映自己的困难，也包括其他受处分的人，哪怕关在牢里的也是一样。….多亏在那可怕的岁月里有这样一些人，中晓总算有了一线生机。可是他没有活多久就逝世了。”（454-455页）王元化在文中坦承此过程中“自己的懦弱”和“经过剧烈的心灵交战”，这种磊落的襟怀难能可贵。而他将张信转达石西民竟获意外收获。石西民（1912-1987）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资深党员，1955年至上海，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等职，思想较为开明。此前他与王元化素不相识，能主动向正受审查的王作上述表示，可谓天良未泯。不过，张当时没有饿死却未必值得庆幸。该文紧接着写道：“现在已没有人说得出中晓离开世间的确切年月，可以知道的是，他偏偏多活了一些时日，偏偏还要经历‘文革’的浩劫。这究竟是命运的播弄？还是天地不仁，必须使他遍历人世的磨难？那时他蛰居上海，在新华书店做寄发书刊的杂活，勉强糊口。‘文革’一来，苦难和疾病把他拖垮了。据估计，他死于一九六六年或一九六七年，享年三十六、七岁。当中晓能够苦撑着生存下去的时候，他相信未来，相信知识的力量。他决不苟且偷生，能活一天，就做一天自己要做的事。这本《无梦楼随笔》就是一个见证。书中生动地表明他是怎样在困厄逆境中挣扎，怎样处于绝地还在内心深处怀着一团不灭的火焰，用它来照明周围的阴霾和苦难。当时他的贫困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从他的札记里时常可以读到：‘寒衣卖尽’‘早餐阙如’‘写于咯血后’之类的记载。据说他曾把破烂外衣补补缝缝改为内裤。他就是在这种极端艰难困苦中，一笔一笔写下他那血泪凝成的思想结晶。”（455页）该文对张中晓有这样的评价：“如果命运不是那样残酷地把多种不幸降在他身上，而使他享有天年，我相信他会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做出很少有人可以匹敌的贡献的。可是他在荆棘丛生的思想征程上起步不久，才三十多岁，还可以工作许多年，就夭折了。”（400页）另有论者把张中晓和鲁迅、顾准相提并论称：“文革时代中国人对于自身命运的思考，现在我们所能够看到的，我认为最出色的就是顾准的文字和张中晓的文字。”“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他在人格方面所达到的坚强和高贵。”“我觉得张中晓就是耶稣，他就是像耶稣一样承受苦难，担当苦难。”（摩罗《面对黑暗的几种方式——从鲁迅到张中晓》）此外，有人把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比作尼采的《苏鲁支语录》，指出：“尼采留下了 ‘上帝死了’的名言，而张中晓的言论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人间的上帝死了’。”（陈坚《人间的上帝死了--“伟大领袖”为何痛恨张中晓？》该论者分析“伟大领袖”对张中晓格外垂注的因由，为此引述其友人、研究胡风问题的专家胡铸的话称：“他把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比作是‘图腾’，毛泽东当然对他恨了。”也就是说，张氏“触犯了‘伟大领袖’绝对权威的神经，以致‘龙颜大怒’”。由此可见张中晓“还真不简单，他比赫鲁晓夫还要早了将近一年就看出了‘个人迷信’这个妖孽，尽管还只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具体的小册子而言的。”（同上）不过，上述论者的概括未免失之粗疏。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并非以批“个人迷信”为重点。该书约十余万字，是语录体，共有300条。其中〈文史杂抄〉１９９条，〈拾荒集〉１０１条。它“是作者于一九五六年因咯血被允许保外就医至一九六三年间所写下的札记”，其第一部分“文史杂抄”小序自云：“他将这些札记汇编成集，曾‘五易寒暑，三经修订’”，足见煞费苦心。小序又云：“因杂观群书，遂抄摘斯篇。掇拾贯穿，无所不记……”“似乎作者全是摘抄他人著作，而未参入己见”。其实编者所编选的这一部分， “绝大多数都是作者自己撰写的文字……其中有一些直接针砭时弊的文字，这是容易辨认的。”（457-458页）王元化特别举出以下几节：“流氓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如果没有道义的标准，两者实际上是无区别的……”（第二十二节）“中国人的所谓心术，是一整套没有心肝的统治手段，残酷地进行欺诈和暴力行为……心术越高，而他心中的人性越少。如果他让心术和人性共存，那么，他将是一个伟大的悲剧性格。他可能而且只能在他的关键时刻，毁灭自己。……”（第七十三节）“……宗教裁判所对待异教徒的手段是火刑，而现代只是使他沉默，或者直到他讲出违反他的本心的话。”（第八十节）“当世俗的权利在精神的王国中挥舞着屠刀，企图以外在的强加来统治内在的世界。于是就产生诛心之论，产生法外之意。”（第一百一十一节）“一切美好的东西必须体现在个人身上。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对于国家的尊重，而是来自个人的自由发展。……”（第一百一十二节）“是像人一样地生活、感觉和思想，还是像僵尸一样地不思想？兽一样冲动？百灵鸟一样地学舌？”（第一百一十六节）王元化在文中指出：张中晓“是十分重视这些札记的”，根据为《无梦楼随笔》编后记，其中“记述了作者于一九六六年离家时，垂泪向父母和弟弟说道：‘我牵连害苦了你们，心里很难过。今年我三十六岁，光身一条，只有两箱的书和十年中所写的几本札记。这一去吉凶不知，这些札记也许以后有点用，求你们给我保存好。’”（457页）张中晓所言不虚，他的札记确实有用。或者可以将之比喻为几粒优质的燧石，“石在，火种是不灭的。”王元化文中形容张中晓当时的心态，指其“处于绝地还在内心深处怀着一团不灭的火焰，用它来照明周围的阴霾和苦难”。这团不灭的火焰正跟这几粒优质燧石密切攸关。王元化《谈张中晓和他的著作两篇》，前者题为《〈无梦楼随笔〉序》，写于1992年除夕。他跟巴金“谈及中晓事”是在此文完稿后不久。巴金对张中晓并不陌生，他的“一颗泪珠”耐人寻味。后者为该书的台湾版序，写于1997年6月1日。也就是香港回归之前一个月。正如不久前论者所称，“张中晓是谁？现在的年轻人是不知道的，只有年老的参加过1955年反胡风和肃反运动的人才会知道。”（陈坚《在迷惘中探索的张中晓——读《无梦楼随笔》和王元化先生为它作的序》）时下港人恐怕更没几个知情的了。“座中眼泪谁为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巴金、王元化均已仙逝，还有人为张中晓洒泪吗？（2010-3-22）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