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纪云：“国有企业”即“官办企业”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田纪云最近出了一本书——《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值得关注的是〈炎黄春秋〉杂志总编辑、潜规则一词的发明者吴思，读了此书后写了篇文章，题为《改革开放的第一定律：自由定律》，曾经刊登在《南方周末》上。

田纪云：“国有企业”即“官办企业”

所谓“姓社姓资”，其实是一个假问题，真问题是“姓官姓民”。

田纪云在此书中有一个颇有新意的说法：“民办与官办是不一样的。人民公社就是官办的，一大二公行不通。官办工业也不佳，相当一部分要走破产的路子。我敢预言，要不了几年，各种形式的民营经济将成为我国经济的主体。”（第396页）

田纪云在领导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体会到，国有企业自负盈亏的道路并不好走。包字进城，奈何国有企业包不彻底，负盈不负亏，穷庙富方丈，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代理人侵犯出资人利益之类的问题一直存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改革者努力将经营业绩与经营者的个人得失紧密挂钩，走到最后，重新发现了一度被消灭的自由企业制度，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商品生产者”。

民营企业天然就是这样的生产者。2004年，田纪云写道：“我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有很多优势：1.它产权最清晰，是谁的就是谁的；2.责任最明确，自担风险，自主经营，自负盈亏；3.机制最灵活，怎么办效益好，它就怎么办；4.起步快，可以因陋就简，由小到大，逐步发展；5.适应性强，干这个不行，马上掉头干其他的；……”

2002年5月，通过比较不同地区的发展，田纪云做出了一个规律性的概括：“实践证明，哪个地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快，哪个地方的经济总量就增长得快，经济就繁荣，财政收入和人民收入就增加得多，就国泰民安。”

在此书中，田纪云多次用“官办企业”代替“国有企业”。吴思认为：这是更接近真相的提法。所谓“姓社姓资”，其实是一个假问题，真问题是“姓官姓民”。姓民未必都好，姓官未必都不好。不过，官员对官场的兴趣大于对市场的兴趣，而民众则视市场为安身立命之地。利益攸关不同，满足市场需要的激励强度不同，在市场上，姓民通常优于姓官。

普京说：前苏联将近70年都在走一条死胡同，偏离了人类的康庄大道。

1992年，田纪云在中央党校讲话，总结了苏联东欧执政党垮台的教训。他说：“苏联的垮台，绝不能只把它视为一两个人的错误造成的，这方面的原因当然是重要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失去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如果说苏联的垮台是由于出了个戈尔巴乔夫，那么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并没有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也垮台呢？东德的昂纳克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东德不也是柏林墙一拆就垮台了吗？”

2002年，在另一篇文章中，田纪云又引用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999年12月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的说法。普京说：“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经济的意识形态化导致我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走一条死胡同，偏离了人类的康庄大道。”

　　什么是死胡同，什么是康庄大道？田纪云认为：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指引我们走出僵化的计划经济的死胡同，迈向了符合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田纪云还将经济的意识形态化，将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与亡党亡国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