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波：不是嚎叫
我们正处在世界生产、生活链条的最下端。我们对资源、环境的掠夺换来的是极少数人的富裕；而且是被西方国家更残忍的“生产链”似的反掠夺。就如经济学上的你创造了10得到了2——他却拿走了8，只因为你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及定价权，只因为中国的优秀人才大量地移民、流失。此绝非危言耸听。
我们已经对不起现代人了，如果我们不痛加改造，我们势必对不起子孙，——我们已经对不起子孙了。
西方世界不断地在“改造”资本主义，而我们依然在“社会主义极权体制”上原地踏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没有带动全体国民的富裕。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特权资本”渗透到了人们生活中的一切领域。官商勾结、黑道、白道、红道借着权势和金钱的力量相互交融，最大限度地掠夺和席卷着国民的财富。司法腐败，民不聊生。一个可喜可贺却又象征了社会已经陷入了深刻危机的朕兆是：杀贪官污吏成了全民的共识。
强者为大。强者是谁？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黑道混混及绑架政府的无良奸商。男人欺行霸市、妇女卖淫等丑恶现象逐渐被认为是谋生的手段，西门大官人的做派为社会所宽容所接受，甚至：所推崇。相反，最为“社会”所不齿所鄙视的是身无分文的穷人，他们中有我见到过的穷困潦倒的诗人、憨厚敦朴的农民、下岗工人、城市失业者及大量待业半待业青年。这些人，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最底层也是最广大的民众——他们能够指望被大发慈悲的极权政府牵引着走向“共同富裕” 吗？当政府被权势资本绑架的时候，一切人间悲剧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为什么会接二连三地发生屠童案？为什么有人枪杀法官、身绑着炸药与官员同归于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赵作海似的冤案？
我忧虑的是：当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仅仅以经济发展来转移视线，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仅仅以金钱占有来取舍一个人的身份地位时——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离危机也就不远了。面对丝毫也不敢于触及的政治体制改革，面对现官僚体制所带来的种种病入膏肓的现实，虚幻的经济繁荣总有破灭的一天。
记得美国发生过一件“小事”。一位妇女在商场为她饥肠辘辘的儿子偷面包时被抓住，老板将她移送给了警方。洲法院的大法官是这样判决的：这位妇女偷盗，该罚款1美元。商店老板无视该妇女的基本生存权及人权，罚款100美元。包括我在内的美国政府及全体国民令她和她的儿子因饥寒而产生偷盗行为，这不单是我们道义上的耻辱——为此，我们，美国政府及全体国民，每人罚款1美元。
我记不得这是美国那一年发生的事了。不过，那“全体”罚款1美元的正义之声却时时在我的耳边回荡。天下苍生，皆父母所生养，皆有兄弟姊妹亲朋好友，我固执地认为：哪怕一个人饿毙于这同样生养我们的大地——亦是我们人类的耻辱。这就是道义和天赋人权最基本的常识。
在专制体制下：代表政府的官员掌管了一切的权利和社会资源，且不受体制外任何公民力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说白了：只要巴结好了上峰领导，即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甚至：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
还记得吗？深圳海事局书记林嘉祥猥亵为自己带路的11岁女孩，而且口出狂言：“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还记得吗？小小的地方官员邓贵大用一沓人民币抽打邓玉娇姑娘的脸。在民宪的国家，他们敢吗？他们有这个权利吗？“韩峰局长”被韩寒称为好干部，因为：将人民当做牢笼里的猪狗来看管的干部，他们或许一个比一个更坏。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老百姓一直在渴望清官、好官。统治阶级也分阶段不遗余力地推出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典型。事实证明：仅仅靠好官，靠得住吗？
我写了《不要强奸我》，对应了交通部某官员猥亵女童的“勇气”，只是我的“人物形象”是16岁——苍天在上，我没有勇气将备受压迫百姓的女儿“编排”到11岁！
我写了《九颗头》，对应的例子俯首皆是，不用我以所谓“诗人敏锐的眼光”去寻找。天呀！但愿我的作品只是“典型”，只是“个例”，只是夸张！
一颗老鼠屎毁了一锅汤，这是民间的俗语。我不知道，善良的中国百姓，他们忍受了地震的天灾、忍受了三聚氰胺的肆虐、忍受了让他们想去跳楼的高房价、忍受了上访无门、忍受了结不起婚养不起孩子、忍受了天价的医疗和死不起的墓穴……他们还要忍受多少极权专制大量生产的老鼠屎？
共产党不知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浴血奋战20多年打下来的江山，如今已经令我震骇地出现了这样一个词：“底线。””
什么是“底线”？我就敢于正告某些高高在上的官僚老爷们：先烈们是白死了——为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生于斯长于斯、为之奋斗的祖国——拍拍你们的良心吧!
在前世纪：“底线”，就是封建王朝官逼民反的末日！
我不是党员，也不知道迄今为止在册的共产党员有多少，但是，一介布衣尚且忧虑至此，我就不信，大概有数千万的党员们，你们就真的不为本党的日益腐败（或称腐败现象）痛心疾首？就真的睡得安稳？
倘是个昏睡的民族，倘若民族的精英们亦装糊涂得过且过——那就别谈希望！
人类所谓的“饥饿”：从最初的以食物饥饿为主要表象到食物与精神的双重饥饿，递次演变到以精神饥饿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大约经历了不到一万年。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地与饥饿顽强斗争的历史。
人类对精神饥渴的研究，也有数千年的历史，也只是刚刚开始。
之所以谈到“精神饥饿”，不单是我们看到了一些可怕的现象：欲望横流、文化萎靡，科研急功近利等等。大言之：整个社会的价值中心、价值取向被异化。所谓一个国民精神被侵蚀、被污染、被埋葬；所谓中华民族共旅精神沙漠的时代。
探讨此“饥饿”，是想找到原因。连原因都不明、都不敢于深究，也就谈不上对症下药，更谈不上疗救。
如果说中国文化最繁荣的时期在春秋战国，是不是可以说是始皇帝将中国害了？此论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似乎早就有学者愤懑地指出过。
始皇帝的暴政给了历代统治者以教训，也给了他们隐秘效法的快感。老子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孔子说：“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些话被太宗皇帝拿来告诫他的子孙。可是，始皇帝的“制度”传袭了下来，其皇权本质岂是几句话能够撼动？于是，我们看到民心与“君王”总是相背离，看到文化的多元化时常遭到扼杀，看到新思想新技术的难以被重视甚至被践踏。铁木真以区区十万之众问鼎中原，难道是汉文化因残酷的“大一统”反而凋敝最早的朕兆？此“大一统文化”残喘到晚清以“八股文风”达到了极致，但是：并未完成它最后的回光返照。
可叹的是：这一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思想，极言之帝王思想并没有随着末代皇帝的丧钟而深掩于历史的尘埃。从苏联的斯大林到后来的波烈日列夫，再到为他们一并敲响丧钟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我总在想：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有缺陷还是上述制度导致的文化思潮，文化思想出了问题？这与政治有关，但却又全不是“政治”。一个民族最终决定他地位的是文化，这从文艺复兴催生出了几个很快就领先于全世界的国家，从日本的明治维新中都能找到答案。日本、大英帝国都是迄今仍保存着“君王”象征意义的国家，我不是说他们好，而是想说：更重要的也许不在于某个名称，而是其时的“体制”，占主导地位的这个民族的文化思想，以及：全体国民的“公民意识”。即：它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是开放自由、广纳世界先进思潮的还是固步自封、独裁专制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建政初期的中国，也曾经历过充满民族自豪感和理想主义的时期，可是：为什么好景不长？为什么很快地就陷入了专制主义的泥沼？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主流思想及文化的先进抑或落后？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全民智慧的凝聚力，以及：自由的活力。这也就直接关系到了这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她的生命力。
“农民永远都是那么善良、质朴甚至天真。他们背负生活沉重的镣铐依然不屈地挣扎，他们怀揣天大的委屈每每投诉无门，他们浪迹在祖国广袤的天涯却找不到一处栖身的小屋甚至饥不果腹。他们的孩子识个字要走十几里的路要翻山越岭；他们的孩子被黑心建筑商造的危房所埋葬却被御用文人拿为“做秀”的资本——伪作家、伪诗人让他们的孩子在其讴歌的冰冷的天堂安息他们也就只能安息。他们的孩子从出生那天起就喝着无良商人制做的毒奶饮着烂肝资本弄臭的腐水——伪作家伪诗人看不到；他们中男的在黑煤窑黑矿井玩命、女的甚至被逼良为娼——伪作家伪诗人看不到；他们的孩子未成年即被饥寒交迫逼走他乡如牛马一般地被驱使、被压榨、、被凌辱——这些：伪作家、伪诗人都看不到。”
这是我在《时光的记忆》中留下的一段话，也是我想呼吁的：我们主流的声音到底应该倾向于什么？是只为一党说话、粉饰太平、为贪官污吏撑腰壮胆还是敲响他们的丧钟？是萎靡苟安还是唤醒全体国民的生存忧患意识？是呼吁正义、良知与民主自由还是如广告词一般地为罪恶的官宦统治粉饰包装？
说到农民：毛时代搞城乡差别、集体公社。饿死了上千万人不说，农民才是最底层的底层，是最苦的。去问问上了年纪的人就知道：农民们真是脸朝黄土北朝天还吃不上一顿饱饭。历朝历代，共产党执政也几十年了，什么时候将农民真正地当过人？
有些人害怕西方的民主、自由体制，说那是大资产阶级忽悠民众的，我说：只有专制政府才会欺骗民众，真正具有忽悠全体国民的土壤。很简单的道理：公众不满意的政府，搞不好几年就会被弹劾下台，而且：贪污腐化的势必将遭到清算。这就叫制衡，叫“将统治者关进了笼子”。他们不是敢不敢欺压百姓的问题，而是：制度决定了根本就不给无良官僚干坏事干大坏事的机会。再说说普通百姓的生活：在美国，一个有正当职业的公民可以养活3个孩子；中国大城市的夫妻养一个娃还害怕，存在住房、医疗、供养孩子上学以及自身养老等等诸多的顾虑。即便如此：中国政府依然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不少的地方，还存在大量的侵犯人权强制堕胎的案例。到西欧去看一下，譬如瑞典，的公民福利是最好的，可以说：早就没有了“农民”的概念。民宪制度的国家不仅言论及公民权利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尊重，而且：政府用各种手段“杀富济贫”，辅以道德感化富人的良知。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实。
极左派喜欢高喊“大众人民民主专政。”尽管我十分厌恶“专政”这个字眼，还是要专门谈一下。“亿万农奴获解放，人们当家做主。”这曾毛主义暴力革命最大的理由。就像早年共产党的宣传一样，共产党带领农民无情地摧毁了一个旧世界，建立了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民众以最饱满的热情、最昂扬的斗志、最可贵的献身精神参与到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与复兴中来。因为他们发自内心的感谢共产党，他们千百年来第一次获得了身心的彻底解放。臧克家有一首描写三代农民皆在泥土里打滚的诗作，迄今读来仍然令人心酸不已。为此，主流媒体歌颂了几十年——是共产党砸碎了旧锁链，使亿万民众世世代代被欺辱、被压榨的不公正世道被改变，使普天下劳苦大众真正地成为了国家的主人，自己的主人。这一改变焕发出的力量惊天动地，用毛泽东的打油诗“雄鸡一唱天下白，换了人间”这句话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靠着这一力量，小米加步枪的工农子弟兵打败了用飞机大炮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靠着这一力量，一穷二白的中国人民在极短的时间内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然而：农民并没有翻身得解放，他们被紧紧地捆在（集体化的）土地上，他们除了打倒了几个地主得到了精神上的阿Q似的胜利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相反：他们还要饿着肚子炼钢炼铁，他们既无分文的收入也无基本的食粮，他们过得更苦了，甚至：他们在灾荒年大批地饿死。就是现在：进城的农民工依然备受歧视。
是“资本主义复辟”导致的吗？恰恰不是。世界社会主义近百年的实践证明：是籍此导致的国家专制主义彻底的失败。相反：“西方的资本主义”，他们借用甚至 “改造”了社会主义的某些“亲民”思想，不断地顺应了普世价值的世界潮流。无论东欧还是西欧，泛大西洋、太平洋岛屿的美国，亚洲的日本：民众以最广泛的可能及需要参与到了政治生活中，藉此构成了民选的政府。宪法规定了国民的自由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等诸多民主形式，确保了个人财产和天赋人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政府以政权的意志最大可能地均分财富以保证下层民众的利益。这些，都是普世价值盛开出的人类文明的花朵。艾伦*金斯堡写过一首长诗《嚎叫》，其中某些语言如描写同性恋的情节低俗下流，但这并没有影响他成为所谓的“名人”而被搬上银幕。艾伦*金斯堡与政府“抗争”了半辈子，他的不少思想被认为是“现代人通病”的写照，但这同样的也并没有影响公众对是非观念的判别。在自由的民主国家：“因言获罪”几乎是不存在的。军队、军警参与维系政权镇压国民的行为更会被视为国家、民族最大的耻辱，因此：可以说绝无可能。说实话，我真是羡慕美国文化的包容，羡慕美国民众视之为“命根子”的所谓——最广泛的“自由意志”。
所谓千里江堤毁于蚁穴、毁于一旦；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谓忧患已现，倘然不觉醒不自知，倘然还麻木不仁而企图以最后之欺骗予以掩盖。那么，我们只有眼睁睁地等着丧钟敲响的那一天。
我们看到了中国的移民潮，有卷着民脂民膏仓皇外逃的，有失望甚至绝望出走的，移民潮的背后彰显出的深刻的社会危机，根源在哪里？病体已现，不要等到膏肓而无法疗治，不要等到“底线”的来临，更不要等到丧钟的自然敲响。
中国不缺有良知的的人，不缺清醒的人，也不缺少敢于讲真话为民挺身而出的人。缺少的是什么？难道是没有像蒋经国先生这样敢于为民族为历史担当的人物？还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已经沦落到了——多数人只企望着苟安？
最后，我再举一个大家或许已经习以为常的例子。如今的青少年（譬如我的儿子）：他们羡慕的不是如荆轲似的为国为民请命的英雄（荆轲甚至被世人称之为“傻子”、“愚夫”），不是科学家，有良知的艺术家、作家，不是技师或者医术高明的白衣天使。而是什么？是政府官员、是唱着靡靡之音就能赚到大钱的歌星、是体育明星、是在影视上说说下流黄色段子也能大捞一把的小品相声演员。一句话，是最能赚钱最容易赚钱也最不需要吃苦赚钱的人。在中国，孩子们自小被灌输要好好学习，参加奥数、作文、英语、音乐、绘画各种大赛，玩题海，争“分数”，目的就是一个：长大了找个好工作，多挣钱，最好当个明星当个官。“权利”成了中华帝国数千年最诱惑人的馅饼，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是封建专制遗毒是什么？据我所知，美国人最尊敬的倒不是总统或者政府官员，相反：他们多是灰溜溜地接受议会质询公民批评的对象，在美国做官，可以说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美国人最尊敬的是谁呀？是将他们的生活描写得一团糟的托马斯*艾略特，是背叛苏联政府同样对美国政府持严厉批评意见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拿我个人而言，年轻时的理想是做个教书育人的老师，后来才发现：在中国，教书也得说假话，不得不说假话。因此：我开始幻想去做个医生，做逃避政治篱笆的田园隐士。我们的不少诗人、作家们喜欢写些靡靡之词，或者干脆以极大的胸怀去弘扬“主旋律”，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不过：看一下国家级大奖的作品就知道：还多是以此为创作理念的家伙们勇摘桂冠。他们不仅仅很多成为了官员作家或作家官员，而且不愁出书、财源滚滚，运气更好的：还能够得到某些爱好文艺也许是更祈望得到他们的栽培从而扬名天下的少女们的欢心。啊啊，这真是个充满了滑稽讽刺的时代！
青年们追逐更多的当然是影、视、歌三坛明星。我不是可怜儿子天生就做不了那“三坛星”，我担忧的是他将来能否做个在寻常日子里感觉到幸福的人，因为：这个倚靠点头哈腰才能过上“好生活”的时代不知道还将持续多久？
悲哉，我中华！我给不出答案。
刘小波
2010，6，11
根据2008年11月初旧稿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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