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毛泽东“四大自由”和“人民大众民主”的本质

袁腾飞事件中许多毛左各种近于疯狂的言行告诉人们：正本清源，仍是当今中国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近来，随着“二次文革”之声甚嚣尘上，呼吁恢复 “四大自由”，实行“人民大众民主”的论调又成了乌有之乡的“主旋律”。戳穿谎言，还原事实，成了无奈之下的“炒旧饭”——“文革”已过去三十多年，但年轻一代只能从钦定的历史中了解这段历史。这不但是年轻人的悲哀，更是中华民族的巨大隐患。

那么，毛泽东时代的“四大自由”，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是一回事吗？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大众民主”，与自由主义民主和宪政民主又是一回事吗？这是一个应当认真予以澄清的问题。
对毛泽东时代的“四大自由”和“人民大众民主”，具有"伟大"政治抱负的乌有之乡张辫帅更是一再大做特作文章。他在《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一文中便煞有介事地论述道：

“第一，四大自由为代表的公民民主权力保护制度。通过宪法赋予每个公民“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的权利，拆除自由表达民主诉求的权力门槛，资本门槛和知识门槛，是大众政治制度的首要原则，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最重要的贡献。”

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更是把“四大自由” 的吹得神乎其神：

“无论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或者是毛泽东主席生前，都可以直接任命一个老百姓当部长，全世界唯独目前中国的胡锦涛主席做不到。奥妙就在于当今西方国家的社团民主和舆论自由，与中国文革时期的群众组织和四大自由，具有相同的政治功能和历史作用”。

在其它文章中，张宏良还把“四大自由”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大字报，吹得神乎其神：大字报是文革大民主最根本的保证，是大众政治最根本的制度基础，是保障所有公民具有民主权利的根本政治条件，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政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

现代西方国家的共同诉讼制度和当今中国的网络民主，都是文革大字报制度的政治产物。

如果说文革期间的大字报是贴在墙上的，现代西方国家共同诉讼制度的大字报是贴在法庭上的。

毛泽东的“四大自由”，不但成了张宏良力主回归毛泽东政治路线的一张王牌，甚至成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政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百代都行秦政法”的中国，到了“五四”运动之时才开始呼唤“德先生”和“赛先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语）。然而，一生以钻研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到死仍然没有弄懂马克思主义为何物、不知现代民主政治为何物的毛泽东，在张宏良眼中，竟成了“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最重要的贡献”的人物。无法无天、致死致残数百万民众，使亿成民众饱受心灵摧残的“文革”，竟成了“西方国家共同诉讼制度”的鼻祖。当今世界，恐怕只有乌有之乡的张辫帅才有这个胆量与勇气说出这种话来了。

那么，“四大自由”究竟是什么货色？它果真与张宏良一类毛左人士所吹嘘的那样吗？

其实，只要是毛泽东时代的过来人都会知道，毛泽东时代所谓的“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直到一九七五年一月，即毛泽东逝世前一年才被正式列入宪法。所以，说毛泽东时代便通过宪法赋予每个公民“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的权利，纯属子虚乌有之说。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时代人民享有所谓的“四大自由”，是乌有之乡毛左人士撒下的一个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弥天大谎之一。

下面，笔者将分几个方面进行论证：

一、所谓的“四大自由”，说到底是“钦定、有限自由”和政治斗争工具。

“四大自由”的性质，作个最形象的比喻，它就像我国大多数乡镇的地方武装部所掌管的枪枝一样，只要有“敌情”或有其它任务之时，才发放给民兵。一俟“敌情”消除或任务完成，枪枝随即被收回锁在武器库中。

而“四大自由”亦一样——因为它从来是当作一件政治任务下发给民众的。而政治任务一旦完成，“自由”也就随即被收回来去了。如果这时人们还想闹“四大自由”，轻则是目无组织纪律，重则是“与党唱对台戏”，乃至“反党反社会主义”！——“土改”如此；“三反、五反”如此；“反胡风”如此；“反右”如此；“四清”如此；“文革”如此；“批林批孔”如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如此……

所以，毛泽东时代的所谓“四大自由”，其实是典型的“钦定有限自由”——这个自由必须是最高当局决定给予，下面的群众才可以行使这个权利。然而，一旦政治任务完成了，“四大自由”也随即被收了回去。

在毛泽东时代，“四大自由”不过是绝代权谋家毛泽东惯用的政治斗争工具，以及其政党开展政治运动的一种手段——在毛泽东掌权的二十七年间，每当民众享有“四大自由”权利之时，没有一次不是在毛泽东及执政党发动政治运动期间。

所以，“四大自由”的矛头，历来只能针对党的敌人和党所打击的对象。或者只能针对毛泽东党内的政治对手。否则，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与人民为敌！”而如果有人将矛头对准党，对准毛泽东，对准社会主义，必遭“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乃至死无葬身之地。因而，在“文革”之中有无数的人因言获罪，其中不少被处重刑乃至死刑，遇罗克、张志新不过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再上溯五十三年，“四大自由”的虚伪性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更是暴露无遗——

一九五七年那场举世闻名的“大民主运动”，始于中共的整风运动——在运动开始前，毛泽东及其党中央一再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运动，以纠正党内的错误和不正之风”

毛泽东及其党中央更是用极为诚恳的态度邀请党外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踊跃发言，大胆揭露，积极帮助中共整风”。然而，当人们还没有真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没有“大胆揭露” 之时，在一些刺耳的意见面前，毛泽东就受不了，认为“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了。“言者无罪”之许诺也就不算数。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便开始了。纵然是官方的统计资料，当时也有五十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这些秉着一股赤诚之心向执政者提意见的知识分子，为此饱受严酷政治斗争打击，有些人甚至由此家破人亡！

而在整个“文革”期间，“四大自由”的政治斗争工具性质更是暴露无遗——

打倒刘少奇，是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就开始酝酿的重大政治举措。一九***年“四清”运动后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甚至当着众人面怒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

不过，毛泽东要真正打倒刘少奇，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容易——因为这时刘少奇翼毛已丰，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更是国家元首。党羽遍布全党。当然，任何时候都掌握着军权不放的毛泽东可以随时用武力废掉刘少奇。但如果这样，后患将是十分严重的。与动辄用枪毙、暗杀手段将党内政敌置于死地的斯大林相比，惯于在政治上将对手搞臭的毛泽东无疑显得“仁慈”、“高明”不知多少倍。所以，绝代权谋家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用“人民民主”的形式名正言顺地打倒刘少奇。

而普通民众对新形成的等级森严党国社会制度的不满，对执政党内严重官僚作风和腐败现象的积怨，则成了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最佳突破口——首先，毛泽东公开大造舆论，认为中共党内有二个“司令部”，一个是以他为首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虽然这个“司令部”的“司令”没有明指是谁，然而，矛头所指却昭然若揭……经过一番精心的谋划后，一场旨在打倒刘少奇的“文革”便正式开始了。

所以，在“文革” 前期，“四大自由”矛头只能对准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走资派”，以及“一切牛鬼蛇神”。只能声讨“走资派”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革命”行为。对与毛泽东政治结盟的林彪、周恩来、康生，以及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即“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如果没有得到毛泽东的首肯，任何人也不敢对他们行使“四大自由”的权利。否则，就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当然，如果得到毛泽东的默许或首肯则是另一回事。例如：曾为“文革”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就因为行为过于激烈，惹了中共元老派的众怒，因而，一代权谋家毛泽东基于稳定政治局势之考量，最终还是将他们当作替罪羊罢官治罪了事。

而在“文革”中期——即林彪事件过后的“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四大自由”的矛头只能对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一切“反革命罪恶行为”，只能批判陈伯达的“唯生产力论”，只能将矛头对准“孔老二”（孔子）的“反动复辟思想”。……

而在“文革”后期， “四大自由”的矛头，只能对准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只能针对所谓的“右倾翻案风”，只能对准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

话到这里，有些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会问：事关老百姓衣食住行的国计民生问题，可以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向政府提出意见或批评吗？答案是绝对否定的 ——纵然每天饿肚子，你也不能发牢骚说“现在吃不饱肚子”，万一给人打个小报告，这可是一个严重的罪行——“对现实不满”，或曰“污蔑大好的革命形势”！轻则大会批判斗争，重则给你戴上一个“坏分子”帽子。

在毛泽东时代，无论是工厂还是农村，经常放下生产劳动开展“政治学习”、“批斗大会”、游行示威……如果有人敢说这是瞎胡闹，更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只问生产不问政治”，“埋头拉车不看路”，乃至“与毛主席党中央唱对台戏”等帽子随即会扣到你头上。等待你的是“批斗大会”，重者则关进“学习班”接受“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

毛泽东时代，由于计划经济和绝对公有化体制存在着诸多极为严重弊端，导致民众的产生积极性极为低落。所以，在毛泽东执政的二十七年间，中国粮食长期不能自给。然而，毛泽东为了成为世界革命领袖，在国内物质匮乏，民众经常缺食少穿的情况下，经常用大批粮食及各种物品“支援世界革命”。对此，民众虽然心怀怨恨，但人们却绝对不敢将内心的想法在公众场合表露——因为如果这样，立即便会有人将你的“反革命言论”告上去，等待你的是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情节严重”者则同随后要关进“学习班”接受长时间的强迫“学习”和 “劳动改造”。

有些毛左人士一再说：在毛泽东时代，人民群众如果发现当官的有官僚作风，便可以行使“四大自由”权利对他们进行批评或批判。其实，在“文革”之前，这种现象根本不存在。而在“文革”最激烈的“大造反”时期，即1966年至1969年，这种情况虽然存在，但更多的并非是针对官僚作风，而是地方当权派之间的派性争斗。而“文革”第一波结束，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打倒，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省长改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市长则称 “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县长则改称“革命委会会”主任；厂长则改称“厂革命委员会”主任。由此类推。都由同级党委第一书记兼任。这种状况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才结束），群众可以随意揪斗“当权派”的权利又被剥夺了——如果这时有人想行使“四大自由”权公开批评或批判“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们，就是“走资派的反攻倒算”行为，就是“翻文化大革命的账”！就是“现行反革命”！

总而言之：毛泽东时代的所谓“四大自由”，其实不过是“钦定有限自由”，不过是政治斗争工具而已！

二、“四大自由”，其实是毛泽东一个享有的“自由”。

张宏良关于“通过宪法赋予每个公民“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的权利”之论，更是睁开眼睛说瞎话——在毛泽东时代，真正享有“四大自由”的，全中国其实只有毛泽东一人！而能享受“四大自由”攻击豁免权的，也只有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所钦定的保护对象——例如“文革”期间，中央“文革小组”曾规定：任何人也不准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的大字报，更不准对他们发表一切不满的言论。“公安六条”甚至规定：凡是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人（实际包括江青），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都要受到惩办。

在毛泽东时代，除了毛泽东本人之外，任何人都随时可能成为“四大自由”攻击和打击对象——纵然是一生最善于揣摸毛泽东心理、对毛泽东竭尽忠诚、最善于进行政治自保的周恩来，在晚年住院期间，也受到一些“革命群众”大字报攻击（其实是毛泽东授意的）。

在毛泽东时代，“五类分子”，被划为“牛鬼蛇神”的“党内走资派”，以及不属于“五类分子”的其它临时“坏人”，更是绝对不可以行使“四大自由”权利的。就是对运动稍有不同看法的人，例如对“文革”的暴力武斗行为有看法的人，也往往瞬间被剥夺了“四大自由”的权利——纵然是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党内排名只在周恩来之后的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只因附和了林彪的个别言论，也立刻被领袖批为“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并随即遭到全党点名批判。

更具反讽意味的是：陈伯达这位跟了领袖大半辈子的老秀才，领袖的文胆，竟在庐山会议上被领袖定性为：“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起跟王明，刘少奇反共……”

毛泽东这番言论，恐怕是世界上最荒唐的政治笑话了——陈伯达这位“国民党反共分子”，竟作了自己的秘书近三十一年！刘少奇这位老“反共分子”，则作了党内第二把手时达二十多年！而王明这位“反共分子”，则成了多年党的事实领袖！

在毛泽东时代，最令人心寒的是：被剥夺了“四大自由” 权利的人，对“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不能作任何辩护。否则，就是“认错态度不好”，或者是“不认罪服罪”——纵然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因不服“革命群众” 的无限上纲上线，以及不满“革命群众”强加的诸多诬蔑不实之词，曾写出字报进行辩护，因而导致“革命群众”更疯狂的斗争和暴力殴打。最具反讽意味的是： “文革”初期，写出了全国第一篇“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以及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学生运动“五大领袖”，曾为毛的“文革”立下汗马功劳。然而，后来因学生的严重的武斗行为激起了党内老干部的强烈反弹，因而，他们最终与王力、关锋、戚本禹一样，被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作为替罪羊打入大牢。而在整个“文革”期间，不知有多少类似上述五人的“革命群众”，一夕之间从拥有“四大自由”权利的“革命群众”，莫明其妙地成为“全民共诛之”的“反革命”。

所以，张宏良关于毛泽东时代“通过宪法赋予每个公民“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的权利之说，是彻头彻尾的绝世谎言。事实上，毛泽东时代，七亿中国人之中，只是相当一大部分“革命群众”才享有钦定、有限的“四大自由”权。却至少有数千万，乃数以亿万计的人并不享有钦定、有限“四大自由”。

三、“四大自由”根本不是所谓的“大民主”，而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力

有些毛左人士曾一再炫耀说：“文革”期间，“革命群众”可以充分运用“四大自由”的权利，自发成立造反组织，造“走资派”的反，与他们作斗争……
而事实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自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晚上,清华大学附中十几个学生在学校附近的圆明园旧址集会,决定成立“青年近卫军”组织后，全国各地“造反兵团”随即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然而不久，就有无数参与者却从“革命群众”转眼间成了“反革命成员帮派成员”——因为你所参加的造反组织究竟属于左派，还是中间派，或者是右派，这要由中央“文革”定性。所以，在“文革”前期的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六八年底，全国由中央“文革”直接下令解散或宣布为“反动组织”、“右派组织”的，简直数不胜数！在这种情况下，不知有多少人昨天还是神气无比、趾高气扬的“革命群众”，第二天便因所在的造反组织被宣布为“反动组织”而随之被为认定为“反革命帮派成员”！乃至成为“现行反革命”！随即接受另一派“革命群众”的批判和斗争！因此，“文革”期间常常可以看到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有些人昨天还拿着剪子在他人头上理“十字架”（在“走资派”和“反革命分子”头上理“十字架”，是“文革”期间“革命群众”最喜爱用的惩罚形式之一），第二天便被人用剪子在自己头上理“十字架”；有些人昨天还在台上唾沫飞扬怒斥跪在台前的“走资派”和“反革命”，第二天便被跪在台前，接受另一批“革命群众”的“愤怒声讨”和殴打！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文革”期间，“革命群众”运用“四大自由”手段对党内“走资派”进行批判和斗争，绝对不是什么发扬“民主” 的行为，而是蛮不讲理的、口号式的攻击和漫骂，乃至是赤裸裸的打击报复——试想：这种批评并不是面对面的、心平意和条件下进行的，而是用贴大字报形式进行，更多是采用群众大会形式进行的。而且，被批判的一方是绝对不得反驳“革命群众”批判的。只能毫无条件地认错。更多是只能无条件“认罪”——因为你越辩护，就证明你“认罪态度恶劣”，因而罪加一等！等待你的必然是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以及雨点般的“无产阶级铁拳头”！

因此，这种“大民主”能达到什么效果就可想而知了。整个“文革”期间究竟造成多少冤假错案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文革”期间的“四大自由”，中共元老谭震林便一针见血地指出：

“ ‘四大’根本没有民主的意义，而是文革小组强有力的棍棒。文革小组需要打击谁，一夜之间满城大字报。受到大字报揭发、批判、打击的同志，个人任何辩论的大字报，不管写了几张，是贴不出去的，即使贴上了，也立即被别的大字报所覆盖。因此，不能说它是‘大民主’。”

毛泽东时代的所谓“四大自由”，是何等滑天下之大稽的荒唐事——它表面上是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实际上，它和真正的民主毫无共同之处，它只不过是毛泽东及其政党为达到政治目的，而惯用的一种政治斗争手段而已。

四、张宏良“建立四大自由为代表的公民民主权力保护制度”的诺言，纯粹是一个为拢络、敛聚人心而撒下的一个弥天大谎。

毛泽东时代离我们只有三十多年。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我们这些过来人无不历历在目。有些痛苦与荒谬，仿佛就发生在昨天。然而，张宏良之流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竟然在当今中国仍有数亿历史见证人的情况下，就不顾一切地撒下一个弥天大谎，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极端思维彻底暴露无遗。只要稍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都会一眼望穿张宏良的欺骗手段。这里无妨作一个大胆的假设：退一万步而言，“四大自由”果真像张宏良之流所说的那样美好，中国也倒退回毛泽东政治体制，张宏良之流果真能兑现通过宪法赋予每个公民“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的权利么？注意：是每一位公民，而不是仅以毛左人士为代表的“革命群众”！对此，只要稍有一点思考能力的人都不难作出正确的答案——邓小平他们尚且不能容忍西单墙的大字报，何况是政治立场极为偏激、惯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手段的极端毛左人士！！！

结束语

在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当今国人缺少一种自由表达意见的渠道和方式。令当今一些国人怀念“四大自由”这种畸形自由民主，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现在要争取的，决不是“文革”中的那种畸形民主，那种扭曲的言论自由。而是要争取得到政治法律制度保障之下的自由民主！

现实中国，确实存在着太多太多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我们只能尽力冲破一切阻力往前走，没有任何理由走回头路——向中国历史最黑暗的时代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