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郭点评：全世界共产党政权第一个崩溃的是波共政权。波兰工人阶级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不断抗争，以及瓦勒萨领导的波兰团结工会及波兰天主教会功不可灭。所有的共产党均自吹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世界各国共产党暴政的罪恶史充分证明：共产党其实是工农阶级最大的死敌！共产党是专工农阶级的政！
有一种说法六四天安门屠城对促使苏东共产党暴政解体有功，其实不然，因为波共早在1981年团结工会成立后即被迫不断与工会谈判，特别是在1988年8月-1989年3月间波共当局被迫与团结工会进行园桌谈判，并达成于1989年6月4日举行大选的协议，波兰人民在该日经大选而终结了波共暴政；同日在中国北京却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天安门屠城，约3000-30000多学生与平民惨遭中共暴政毒手。波共之所以被迫妥协让步放弃权力，根本原因在于波兰工人阶级不怕牺牲，英勇顽强争权的斗争，特别是异议知识分子及天主教会皆积极参与团结工会活动使之实力强大；苏共总书记哥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开放政策，并不再干涉波兰内政则是波兰政治民主革命取得成功的必备条件；波兰军方统帅由于天良未泯，出于人道主义，拒绝波共高层多数要求派军队镇压的指令，是极重要的原因；此外波共领导人雅鲁择尔斯基将军的明智理性亦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波共暴政与所有共产党暴政一样，是依靠苏联红军的非法暴力夺取政权，依赖恐怖暴力镇压维持权力，未取得人民的真实同意，因此始终不合法；本质上则是依赖秘密警察特务恐怖暴力谎言欺骗术一党专制独裁治国，波共夺权伊始即建立起数十万人的秘密政治警察系统，对各行各业的全体波兰人进行无孔不入的普遍恐怖迫害。全国成人1/3共计560万人被国安部秘密政治警察列入黑名单进行严密监控；自1980年始，波共改用渗透及建立假反对派组织的方式企图操控误导反对派。特务头子库溶（Jacek Kuron）建议“不用去摧毁这些组织，组织你自已的。”雇用大量线人打入团结工会。但决不能因此而说：“团结工会最黑！”是波共特务黑是共产党黑而决非团结工会黑。吾以为徐水良先生之“海外民运最黑，部分国内民运最黑”之说，实在糊里糊涂，应属严重误导公众的谬论。
表面上看，似乎波共解体有其主观意愿妥协和解让步的一面，而实质则是波兰工人阶级和异议知识分子及天主教会长期坚持不懈的反共抗暴争权斗争的必然结果。波共自1953年斯大林死后，对民众的镇压呈渐渐弱化的趋势，从普遍恐怖，至普遍迫害，到普通迫害，降至选择性迫害，再到有限迫害，进而被迫谈判妥协让步放弃独裁专制权力；且对政治反对派的屠杀及所判刑期远比中共对相同性质的反抗者的大规模屠杀及所判重刑为轻，表明波共实质上相对较中共及亚洲共产党暴政不那么野蛮残暴；而且波共仅对波兰人民实施过一次公然抢劫：即抢劫富农财产。而中共则对中国人民持续进行了三次公然大抢劫：抢劫地主富农资本家的财产变成所谓国有资产（实为党有）、抢劫国有资产变成中共官僚特权阶级的私人财产、破坏污染中国生态环境抢劫中国人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环境资源。波兰人90%以上是天主教徒，而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无神论，特别是被中共强制洗脑变成的唯物无神论者，其中不乏极度无知且狂妄之徒。因此，中国的自由人权法治宪政民主之路特别艰难是必然的；中共暴政决无任何可能进行任何实质性政治改良，凡我国人应当早日认清中共暴政这一流氓本质，任何与中共共生共荣的想法，若非中共流氓克意误导，便是思想糊涂之士的一厢情愿，或是别有用心者的故意帮闲，至少也是政治上的严重弱智；唯有全民团结组织起来抗争争权，唯有发展壮大人民自已的力量并坚持不懈英勇抗暴争权，才能终结中共暴政，才能迫使中共暴政妥协让步最后放弃独裁专制特权，全体不愿意做奴隶的中华儿女都应当思考：中国人应该怎么办？！
2010年3月7日第209个反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争权抗暴民权运动日
1．波兰简史
1772-1795年，波兰被三次瓜分，每次沙皇俄国均参与分脏；波兰人于1830-1863年起义反抗俄国侵占，但均被残酷镇压；从此上流社会和波兰天主教神职人员均积极参加反抗外国入侵（无论沙俄还是普鲁士）的爱国和抵抗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曾欺压波兰长达一个世纪的德国、俄国与奥匈帝国三个帝国的崩溃，为波兰的浴火重生，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提供了历史性的良机。但独立的动因与苏联革命的目的立即发生了冲突。
1920年厦，列宁下令红军入侵华沙，遇到波兰全国性激烈反抗而未果。由于斯大林的疏忽大意，导致红军惨败，托洛斯基和图科契夫斯基(Tukhachevsky)元帅等批评了斯大林，后来皆被斯大林假公济私报一箭之仇而丧生。1921年苏联被迫签署有利于波兰的里加（Riga）条约。
1921年波兰参与抵抗运动的波兰贵族、军人和教会，从此被苏共领导人，尤其是斯大林深恶痛绝。波兰人，无论是否俱有苏联国籍，皆饱受斯大林恐怖的全部灾难：抓间谍，灭富农，反宗教，民族和种族清洗，大清洗，边境地区及红军本身的清洗，帮助波兰共产党夺权的“和平”运动，所有恐怖的形式包括强迫劳教，处死战俘，及对标上“社会危险分子”的大规模强制驱逐等，波兰人皆首当其冲。
2．苏联共产党对波兰共产党人的迫害
1924-1929年数百名波兰人被罗织间谍罪名处决，其中仅有极少数人确实涉嫌。在苏联反宗教运动期间，数万名天主教徒受迫害，其中几十人被杀或失踪。虽然与苏联镇压东正教相比，波兰天主教受迫害似乎并非太严重，但造成构成社会文化和心灵生活基础的教会消失，几十万波兰农民教徒深受其害。70万波兰农民有20%被划归富农，另21%划为准富农，在乌克兰，波兰人的反抗尤为激烈，苏共当局不得不用暴力镇压，仅1933年，波兰裔人口的居民即下降了25%。
1933年8月15日-9月15日，苏共当局以“波兰军事组织”间谍和破坏渗透活动为名逮捕了20名波兰共产党员，包括波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逮捕潮随之而来。该军事组织成立于1915年，旨在抵抗奥匈帝国和德国的侵占，1921年业已停止活动，1933年早已不复存在。该组织成员多为左派波兰社会主义党人，部分分裂成波兰共产党。尽管如此，几十人被逮捕、错误指控并处死，其他人或死于狱中，或在大清洗中丧生。
1935年9月在莫斯科、蒙斯克（Monsk）和基夫(Kyiv)新一轮逮捕潮又起。1936-1938年大清洗期间，苏共逮捕在秘密警察系统（NKVD）工作的波兰人，从最基层直至最高层，数百名波兰裔，其中许多波兰共产党领导人，被误控、酷刑和强迫认罪。1937年8月11日，苏联秘密警察头子爱佐夫签署了项第00485号逮捕令：
（1） 立即逮捕POW活动分子；
（2） 所有仍留在苏联的波兰战俘；
（3） 所有波兰难民，其抵达苏联的日期在所不问；
（4） 与波兰交换而来的所有政治移民和政治犯；
（5） 前波兰社会主义党人及所有反苏维埃的党员；
（6） 地方反苏维埃分子和波兰民族主义者；
（7） 首先逮捕在秘密警察部门，红军，军工厂和所有其他部门中，诸如铁路、交通、航空、能源、海运部门中的军事机关工作的波兰人。凡属前者一律判死刑，立即执行；凡属第二类一律判处五至十刑。
1938年11月15日，苏联NKVD秘密警察和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镇压清洗波共领导人。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共46名委员和另外26名没有投票权的侯补委员被处死。1938年7月10日，NKVD的一份报告称：134539名波兰裔囚犯，40-50%（即54000-67000人）被处决；幸存者被驱逐至卡扎克斯坦（Kazakhstan）。波兰人占在大清洗中牺牲者总数的10%，占全部少数民族被清洗的牺牲者的40%。
3．1939-1941年期间的强制驱逐
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将波兰划分为各自利益范围。1939年9月14日，斯大林签署进攻波兰的命令；三天后红军大举入侵波兰。宣称解放被波兰法西斯占领的西乌克兰并将其并入苏联。
1939年9月19日，新任苏联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Beria）在秘密警察总部内依第0308号令专设“战犯”部，10月初25000名波兰战俘被强迫修路；12000名战俘送至工厂强迫劳动；还有数量不祥的波兰战俘被关进分布在各地的古拉格系统监狱。1940年2月底，6192名波兰政治活动家，8376名波兰军官被拘押。1940年3月5日，经贝利亚动议，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三个地区的囚犯，及在乌克兰西部的监狱关押的11000名波兰人适用“最高惩罚”（即死刑）。该建议被斯大林，伏洛希洛夫元帅(Voroshilov)，马库洛夫(Merkulov)，米高杨(Mikoyan)立刻批准。加里宁(Kalinin)和卡岗诺维奇(Kaganovich)亦缺席同意该屠杀计划。
1940年4月3日-5月13日，所有的囚犯被分小组从狱中提出，共4404名囚徒从科兹勒斯克（Kozielsk）提出至卡特涅（Katyn）集体枪决，群体埋葬。在斯塔洛比勒斯克（Starobielsk）3896名囚犯被拉至位于卡尔基夫秘密警察总部集体屠杀、群体埋葬；6287人被拉到秘密警察在加里宁的总部集体屠杀，其死尸体被群体埋葬于效外，共计14587人被屠杀。
第三类是波兰抵抗运动成员，军官及国家机关或地方政府高级官员及各类地主，质言之，所有被视为“社会危险分子”7305人中的绝大多数均被处决。他们被埋葬于何处，迄今未知，仅知道3405人处死于乌克兰，另3880人处决于贝洛路西亚（Belorussia）。
德军入侵苏联后，绝大多数囚徒均面临灭顶之灾。仅西乌克兰一地约6000人被屠杀；数百名试图越狱者被群体屠杀，另有714人（其中500人从未受审）被负责运送的司令官下令群体屠杀。
依据苏联人民委员会1939年12月5日决议，第一波强制驱逐始于1940年2月10日。依NKVD统计共14万人被驱逐，其中82%是波兰人。从乌克兰和贝洛路西亚被强制迁徙至俄国北部的科米共和国（Komi）和西伯利亚西部。
1940年3月2日开始新一轮强迁。这次是针对囚犯的家属（甚至丈夫或母亲已被处决者）以及“社会危险分子”。依NKVD的数据表明约60000人被强迁，几乎都迁至卡扎克斯坦，他（她）们均蒙受极为恶劣的生存条件，因饥荒和寒冷不少人因此丧生。
1940年6月28日-6月29日，启动第三波强迁。这次是针对所有1939年9月以前不是居住于苏联合并之波兰领土上的波兰人。约80000名波兰人被强迁，其中84%是犹太人，他们如果逃过了1941年厦纳粹死亡集中营的话，全部被关入古拉格集中营。
最后一波强迁始于1941年5月21日，按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旨在清除边境和巴尔迪克（Baltic）地区“不受欢迎的人”，主要是被判处20年以上徒刑的囚犯，共计86000人，不包括爱莎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婉人。
依NKVD自已的数据，上述四波强迁总数达330000至340000人。若加上其他可获取的数据，共有40万至50万人被强迁。在苏联统治波兰东半部的两年期间，约一百万人（10%的波兰人）直接受到各种迫害：处死、监狱、集中营、强迁、强迫劳动等。不下三万人被处死，9-10万人死于集中营或强迁途中。
1944年1月4日-5日，第一支苏联坦克部队越过1921年确立的苏波边界线。1944年7月20日，6000名波兰抵抗运动成员被捕，1000人逃亡。1944年8月1日，约25000名战士，其中300名军官被捕缴械并监禁；1944年底，超过17000人被捕，4000人被驱逐至苏联边远的监狱。1945年1月至1946年8月，3400名抵抗运动战士被捕，大多数人入狱，其余的被送交波共政府。此外47000人被拘留审讯。至少25000至30000名市民被从波美拉尼亚（Pomerania）和塞勒西亚（Upper Silesia）强迁至苏联，包括15000名矿工，被强制送至西伯利亚矿区。
4．群体恐怖（1944-1947）
波兰共产党政权是建立在苏联红军基础之上的。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皆受过NKVD/KGB的专门训练，波共依赖秘密警察系统实现党国控制。波共建政同时即建立起波兰安全部，其核心由数百名顾问组成。波共党员人数很少，根本没有机会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执政。因为多数波兰人传统上即对苏俄没有好感而素怀敌意。特别是“解放”带给波兰人民的痛苦的经验，反对苏维埃化的力量来自抵抗运动，地下政治团体，法律界人士及最有实力的波兰农民党。
5．秘密警察特务统治
波共欲巩固政权，其首要任务在于摧毁一切反抗力量，才能建立苏联模式的党国体制。1945年下半年，波兰安全部已有20000名干部（不包括警察）及一支由30000名装备精良的士兵组成的内务部军队。针对反抗运动的战争极血腥和残酷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因其中掺有大量苏军和苏联秘密警察介入，故波兰历史学家不承认这是内战。
安全部使用各种手段渗透、预防，拥有良好的通讯和武器装备，还有苏军和克格勃协助，其物质力量占绝对优势。依安全部负责清除反共势力的第三处统计：1947年冲突造成1486人死亡，而波共仅136人丧生；1945-1948年期间，8700名反波共政府人员被屠杀，绝大多数是由安全部秘密警察干的；1947年4月至7月，在波兰的14万乌克兰人，被驱赶至德国领土。
安全部的纪录表明：大量欺诈手段运用于1947年1月的假选举，在大选期间秘密警察逮捕了数千名反对派人士，1946年1月雇用了17500名线人，最突出的特征在于滥用野蛮暴力。1947年约32800人被国安部第三处逮捕，而负责保卫工业部门的第四处逮捕了4800人；在选举前一周，国安部、军警、克格勃和军队逮捕了50000至60000名农民党活动人士。其间发生了许多谋杀事件，有些则是地方波共支部干的。
6．司法黑暗，酷刑普遍
波共审讯通常特别残暴。殴打和酷刑非常普遍，拘禁条件极其恶劣。莫克扎尔斯基（Kazimierz Moczarski）是波兰抵抗运动战士，被波共判无期徒徒刑，他后来获得自由作证说：“自1949年1月9日至1951年6月6日，先后受到49种酷刑和殴打，6年零3个月被剥夺放风走动的权利；2年零10个月从未洗过澡，4年半被单独关押，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没有家人的任何消息，没有书、信，报纸。”
波共的理由很简单，任何人不与他们合作，便是反对他们。波兰共产党领导人本身决定各主要审判的判决。司法独立被破坏无遗。1948年3月15日被判死刑，同年5月25日被处死的皮雷克基（Witold Pilecki）是一名地主和官员，参加过1920年抵抗苏军的战斗；1939年他组建了一支骑兵队加入波兰军队抵抗德国入侵；1940年他主动提议，并经波军最高指挥官授权，故意让德国人逮捕，被关入恶名昭著的奥斯维兹死亡集中营，以便在集中营中建立起秘密反抗网络；1943年4月他逃离集中营，立即积极组织“独立网”抵抗运动，随后参加波兰华沙起义；后参加安德将军（Ladislav Ander’s）领导的第二军团。1945年他回到波兰参加地下抵抗运动，组建了一个小型高效的情报网络，搜集国家布尔什维克化的情报送交安德将军。1947年5月5日被捕，随即被处死。1990年恢复名誉。
7．国家恐怖主义
东欧各国经历相似了改革：由共产党取缔社会主义党，建立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党国体制，中央计划经济，加速工业化的五年计划，农业集体化，强行反对教会，群体恐怖遍布全国。1948年后，波兰国安部用恐怖手段控制整个社会，制造普遍恐怖，任何人，包括共产党的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均可能突然成为安全部门严密监控的对象，成为党国体制的受害人。
斯大林号召：“加强阶级斗争”，波共则改为：“加强革命控制”。1948年波共象苏联反托洛斯基派，东欧反铁托主义一样，发起“批判民族主义分裂右派”运动。结果波共总书记哥木勒卡（Wladyslaw Gomulka）与数万名党政干部一道被清洗。
在一个普遍迫害的党国体制中，共产党人较其他人受到的迫害相对较轻。波共受害人数也相对较少。国安部将矛头指向军队，大抓间谍，重点是职业军官。因此，国安部与军事情报处联手逮捕了数百名军官，随后审判处决了20几名军官。不久数十名国安部的高级官员也被关入了监狱。
由于哥木勒卡从未交付审判，波兰苏维埃化并无任何主要作秀审判。而匈牙利有在布达佩斯的（Laszlo Rajk）秀审；捷克斯洛伐克则有在布拉格的（Rudolf Slansky）秀审。
1945-1953年期间似乎每个人都可能随时被捕入狱：政治局委员，前政府官员，将军，AK军司令员，大主教，抵抗运动（先抵抗德国后抵抗苏联）战士，拒绝集体化的农民，发生爆炸的矿山矿工，写不满标语的少年等皆在逮捕之列。任何反抗的潜在力量皆被清除；所有自由行为全被禁止，该党国体制普遍恐怖的主要作用在于向全社会传递一种永久性恐怖的情感。
8．特务线人遍布全社会
贝兹皮尔卡（Bezpieka）国安秘密警察撑控全部主要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全权，是该期间的主要特征之一。1949年厦，原有的74000名情报人员，已不再能满足社会安全之需，于是在所有的工业企业中建立起小型的安全组织（即RO），数年内已有600多个RO；自1951年至1953年，每年被捕的5000至6000人，主要是由RO执行的，其拥有最大的情报网络共约260000 人。工厂若发生任何故障或停产，皆自动被视为破坏及颠覆的结果，因此大量无辜工人被捕。
国安的主要目标是地下武装，包括前军人，从西方归国的抵抗运动战士，军官，政治干部及战前的官员。1953年1月，波兰国安将520万人列入黑名单（占全国成年人的1/3），尽管早已消灭非法组织，政治审判却持续上升。由于各种“预防措施”，导致囚犯人数剧增。1950年10月，因“K行动计划”一夜之间逮捕了5000人；1952年超过21000人被逮捕；依官方数据，仅1952年下半年便有49500名政治犯；1953年甚至还有2500名少年政治犯。
9．公然抢劫富农财产
在农村，由于未能交足够的定额，数千名农民被捕。国安和警察执行这种政治计划：首先逮捕富农，即便他们交足了定额；他们要等待数周后才被审判，其麦子，生畜和其他财产全部被没收；绝大多数审判皆罗织投机倒把，黑市交易和流氓等罪名。1945年至1948年，10900人被送入强制劳动集中营。1949年至1952年，增加至46700人；至1954年总计84200人。
10．迫害天主教会
在清除了所有的反对派后，天主教会成为仅存的独立机构。1948年后，对教会的监控日益加强；教会不时成为攻击目标。1950年开始逮捕大主教；1953年9月，卡兹马瑞克（Czoslaw Kaczmarek）大主教被判20年徒刑；超过100名牧师被捕入狱。耶和华见证人被视为美国间谍，成为特殊攻击目标。1951年超过2000名神职人员被捕入狱。
11．政治迫害渐渐减弱
1953年底开始（即斯大林死后）监狱条件有所改善，酷刑少了些，名声过坏的看守被开除。1954年9月12日，自由欧洲电台报导前国安第十部副主任斯洛伊亚德罗（Jozef Sloiatlo）投奔自由。数周后，内政部合并国安部，同时增加了公共安全委员会，5名国安部副部长被迫辞职。
1953年12月哥木勒卡获释，同时他的专案调查组长罗章斯基（Jozef Rozanski）入狱。1955年1月日波共中央委员会指责国安部凌驾于党之上，犯了严重错误，一些国安行刑员被捕，国安人员也被削减。然而所有这些改革仅是骗局。1955年仍然有30000名政治犯在狱。前部长雷科维兹（Lechowicz）同年下半年受审；政治局委员斯比查尔斯基(Marian Spychalski）被关押至1956年4月才受审。
对政治迫害的真正减轻始于1956年苏共20大及总书记比尔鲁特（Bierut）死后，赦免了许多政治犯，但仍有1500名政治犯在狱，有些人获平反，检察总长和司法部长皆被撕换。安全机关开始丧失其特权，有些秘密线人亦开始淡出。不过波共的策略未变。安全部门仍然对原先的目标监控，监狱仅空了一半。数千名审讯员仍继续忙碌，普遍恐怖体制仅是规模略小了。它们已达到目的：最坚决的反对派基本上业已被处决。
11．选择性迫害时期（1956-1981）
此期国安的策略稍有变化。国安将监控转向法律界，地下反抗运动，天主教会和知识界。1956年第二波工人起义在东欧各国出现。数万名工人罢工，街头抗议，游行示威，攻击一些公共建筑。波兹那（Poznan）起义是唯一的一次由抗议者一方首先开火的事件，波共的反应非常残暴，总理宣称：“暂断任何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手’”，军队在坦克掩护下开进，结果约70人被杀，数百人被捕，几十名抗议者被审判，但判决在此解冻期相对轻些。
1956年10月19日-21日，第八届波兰工人党中央大会结束不久，KISP被撤销，国安部并入内务部，国安人员裁减了60%，国安线人60%被解聘。在工业企业内的安全组织PS被压缩，调查员减半。最后一批苏联顾问撤回苏联，由一个克格勃官员取代。国安部重新审查陈案，许多犹太裔的安全官员被撤职，由年青人取代。不过，波共党的领导人，包括复位的哥木勒卡总书记却反对审判这些人。
1957年2月初，国安部长维查（Jerzy Wicha）重申“加强阶级斗争”。此后一直到党国体制寿终正寝，国家，军警，宣传部一直处于矛盾冲突之中。
20多年的沉默，平静和组织良好的工作偶尔被罢工、暴乱打断，形成党国迫害体制的基础，这种由大量线人，先进的控制手段和设施及通讯监视构成的控制系统，逐年逐步完善。
1970年新的国安SB重点监控经济目标，由波共党组织控制，将不称职的经理撤换，取代逮捕工人。国安现在拥有决定颁发护照权。因而人人愿意合作，以便获取护照。因此国安能够轻易地获悉研究所，工厂，商业和大学的所有各类信息情报。逐渐但系统地秘密警察SB重建了其线人网络，尤其在敏感领域。在与天主教会的斗争中，内政部于1962年设立了一个特殊部门，很快就有了数百名雇员。1960年上半年，警察组织了好些针对教会的攻击，除了法院判决以外，数百人被欧打，许多人被罚款。SB周秘渗透公开组织，地下非法组织及政治反对派组织。知识分子被严密监控，1960年整个年代，不时用隔离逮捕等方式，对付异议人士。最著名的案子是旺科维兹案（Melchior Wankowicz）他是个拥有广大读者的老作家，国安监控共产党异议分子最严密。
1970年，地下政治组织露斯（Ruth）运动48名成员被捕，其领导人被判刑8年。波共使用暴力镇压手段从未停止过。
波共总书记哥木勒卡恢复权力后不到一年，当年青人上街抗议关闭波普洛斯塔（Po Prosta）周刊（该刊在1956年在施压改革方面起了相当作用），几十人被欧打，10人被判刑。1968年罢工和示威游行非常普遍，抗议被非常野蛮残暴镇压，2700人被捕，1000人被罗织五花八门的罪名判刑；几十人被判重刑；数百人被强征入伍再训练。
1970年12月，工人罢工，45名工人被杀害；数千名工人被军警暴打，时常是在警察局内，但无人被波共当局起诉，所有被拘禁者全被释放。
1976年，在数个城市发生工人罢工，约1000人被捕，数百人被罚款，几十人被判刑。随后的审判，被指控的工人家属，青年军人，异议知识分子，引发了公共知识分子主导的大规模人权运动。结果成立了工人抗辩委员会和捍卫人权和公民权运动等反对派组织。
当局选择拘留相关人员48小时，开除其公职，使用心理压力，没收复印设备，拒绝护照申请等手段。秘密警察SB迅速发展了一个巨大的线人网络。1979年经济部特别委员会恢复，旨在预防反抗运动漫延至经济领域。
1980年中旬，新罢工浪潮兴起。强硬派仍占波共高层；但没有人愿意承担用暴力镇压罢工的责任。1980年8月28日，波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被要求参与镇压的军队数量不足以应付时局，也不愿意面对几十万来自数百家工厂的罢工工人。与1956年，1970年，1976年对付罢工的手段不同，库溶（Jacek Kuron）建议“不用去摧毁这些组织，组织你自已的。”亦即共产党开始组建自已的假民运组织，以便撑控和误导民运方向。
12．瓦勒萨的波兰团结工会 ：全国大罢工
波兰是东欧各国受共产主义危害最大的国家。除了1956年罢工骚乱之外，又经历了1968年，1970年1月和1976年三次大规模罢工示威动荡。但前几次大罢工均无法与1980年1月开始的几十万工人大罢工相比，因为1980年正式成立了波兰团结工会。而且从开始直到1981年12月初宣布全国实行军事管制时，波共政府承认团结工会是合法组织。由于物价上涨40-60%，工会与波共当局谈判要求增加工人工资。波共当局同意予不同工种的工人不同的补贴标准，期望由此引起工人内斗。但团结工会坚持一体解决，不允许按不同工种不同标准，制造新的不平等。工会认清了共产党的目的后，举行总罢工。
1980年8月中旬，波兰列宁造船厂工会首先组织工人罢工，抗议管理方开除工会领导人，数日后，其他两个邻市工人亦罢工，并提出21项要求。工人还设立厂际罢工委员会，亦即团结工会的萌芽。波共总书记基尔雷克（Edward Gierek）拒绝了工人提出的21项要求，罢工于是漫延至全国。此时基尔雷克拟推出一替罪羊，因此他将总理开除。试图用大棒加胡萝卜政策，平息风波。因此，他一方面承认该厂际罢工委员会合法，同时威胁苏军会干涉，并逮捕了一些领头的异议知识分子和工人。该大棒政策进一步激怒了工人，导致更多工厂工人罢工。虽然多数波共高层领导人主张派军队镇压，但军方将领却警告说：他不能保证军队会忠于共产党，而可能会支持工人。此种情况下，波共同意与工会罢工领导人瓦勒萨谈判。数日后，双方签署甘斯克（Gdansk）协议。基尔雷克辞职，于9月让位于卡尼亚（Stanislaw Kania）。9月底罢工领导们开会设立团结工会，而政府试图加强迫害罢工工人，团结工会因此号召举行总罢工（持续14个月的一系列罢工中的第一个）并坚持直至波共失去耐心；1981年10月，波共新任总书记雅鲁择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与团结工会领导人瓦勒萨（Lech Walesa通译瓦文萨，但并不准确）举行了一次会谈，11月又与波兰天主教会领袖格伦波（Capdinal Glemp）讨论解决方案，共产党要求工会协助解决经济危机，工会要求如果一个全新的独立于共产党的实体得以合法建立，才能协助。结果谈判失败，促使团结工会更加激进，最后导致雅鲁择尔斯基宣布实行军事管制，工会受到比以前更严厉的迫害；但直至1982年10月工会仍未被禁止。
波共用同样的策略对付瓦勒萨团结工会（Solidarity trade union）在其内部组建分部旨在削弱联盟，渐渐将其控制在波共手中。正如1940年代在民族团结阵线所做的那些。波兰国安一直系统地渗透团结工会，到1981年厦天，仅在华沙一地，便有超过2400名国安线人打入团结工会，国安采取了一系列试探性挑衅，以判断团结工会的反应。逮捕工会会员48小时不提起指控，用暴力清空被工会占领的建筑。1981年2月已准备好拟逮捕者的名单，监狱也作好了接收他们的准备；但是波共中央决定继续施用骚扰和挑衅的策略，不时用便衣袭击工会会员。波兰国安初始相当被动，后来得到东欧各国国安的援助才得以强化。1980年波兰工人罢工后，东德国安史塔西亦在华沙设立了一个行动组。在克格勃统一指挥下，东欧各国国安配合行动，早在几年前便已开始。(388)此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1年12月初，警方反恐分队突破团结工会华沙支部的罢工十天后，于12月13日晨，波兰宣布开始实行军事管制。
13．国家的战争：全面镇压
随后精心准备的大规模军警开始行动，超过七万名士兵，三万名警察，1750辆坦克，1900辆装甲车，9000辆军用卡车和数十架直升飞机和运输机投入行动。旨在中止罢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排除团结工会的任何反应。切断电话线，关闭边境和加油站，严厉的诫严，强制固定的检查，十天后，罢工和游行终止。14人被杀，数百人受伤，约4000名工人被捕，第一批审判组织者被分别判三至五年徒刑，最高判十年；所有的被告均由特别军事法庭审判，负责审讯任何抵抗军事管制的行为。整个期间苏联，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亦整装待命，随时准备当罢工示威转变成全面起义，波军无法有效镇压时出手相援。
镇压的第二波是拘禁反对派人士和团结工会的活跃人士。1981年12月13日夜开始，数日内，根据该简单的行政决定，5000人被隔离关押在各主要城市效外的49个拘留中心；主要目标是使团结工会瘫痪，撤换其领导人，安排国安线人充任。经12个月的关押，原则上秘密警察SB未使用禁止性手段（即酷刑），而是用暴力威胁利诱的说服方法。SB还加紧雇用线人，并时常用恐赫家属的方式，尽力劝工会军事人员移民国外。
1981年10月18日，雅鲁择尔斯基（Juruzelski）始任波共总书记，兼任国防部长，不得不处理党内强硬派，强硬派组织自卫小组（虽然并没有人攻击他们），并装备重型武器。他们要求普遍恐怖，认为普通镇压因不适用死刑，太仁慈因而不能接受；但波共高层主要领导人此时决定反对采用强硬派的主张。他们决定缓和紧张冲突局势，尽管采用此政策，波共当局还是强制镇压了1982年3月1日至3日和1982年8月31日团结工会组织的两次公开示威游行。62人被杀害，数千人被捕，数百人受审判；有些工会领导人被判五年徒刑；此后波共中央决定于1982年12月关闭各拘留中心，1983年7月22日正式结束军事管制。但此时仍有1000余名政治犯系因地下工会活动，地下印刷，传播禁书及文艺作品而被关押；波共当局亦开除了许多人的公职，包括众多记者共有1000多人失去工作。
自1970年代始直到1981年，内政部即设立第四部，主要负责对付教会和其他类似组织，在军事管制后，其监控对象扩大至包括团结工会，该部特工实施了一系列攻击工会财产的行动；波共特务烧毁工会的建筑，烧毁工会会员的小汽车，欧打工会活动人士，发送死亡威胁信，发布伪造的短文，假的地下刊物，他们还用安眠药及毒品让受害人上隐后，将其抛弃在远离城市的荒郊野外，数人被打死，其中一名中学生（Grzegorz Przemyk）被打死在警察局内。尤其以1984年10月19日谋杀神父波皮埃鲁兹克（Jerzy Popieluszko）最为著名。官方说辞是基层人员自发干的，该案直接责任人受到了追究惩罚；但还有好些谋杀牧师及与团结工会有联系的人的事件，罪犯未受任何追究。
在军管首日的暴力冲突和1982年至1983年全面镇压示威后的时期，标志着更加有限的迫害。团结工会活动分子知道，即使被抓也仅会判几年刑，且不时会赦免政治犯，这个阶段的进化，表明波共党国体制已渐离开斯大林原教旨。
14．从停火到停止抵抗（1986年-1989年）
1986年底在苏联哥尔巴乔夫推行的开放和改革政策（perestroika and glshost）及波兰经济停滞影响下，雅鲁择尔斯基试图与反对派达成某种妥协。1986年9月11日，内政部长基斯择扎克（Kiszezak）宣布解放剩下的225名政治犯。如今波共当局面对的已不是数百名军人，而是数万名反抗的军人。1988年初，在第一波罢工后，镇压重新加强，但8月26日，波共当局宣布开启与团结工会的谈判；1989年1月18日总书记雅鲁择尔斯基敦促波共中央委员会与团结工会谈判。最后达成1989年6月4日举行大选的协议。
虽然国安官员们对此种进展感到丧气，大多数安全官员仍遵守纪律，其中有些人试图阻止官民双方达成协议。1989年1月两名基层团结工会工作的牧师被暗杀；但迄今不明是否内政部第四部所为。
1989年6月4日大选及随后马佐维尔基（Tadeusz Mazowiecki）政府就职，内政部和国防部长仍由先前的人控制；1990年4月6日，国安部SB被解散，并由国家保卫局（UOPC）取代。
在波兰，共产主义制度从未取得任何合法性或法律基础，因为其既非基于国际法，也不是建立在其自已的宪法之上，作为一个在1944年-1956年诞生的犯罪实体（criminal entity）该体制经常准备诉诸大规模的野蛮暴力（包括军事暴力）。
15．波兰政治民主大革命
1989年1月18日总书记雅鲁择尔斯基敦促波共中央委员会与团结工会谈判。开启了政府与反对派之间园桌谈判。2月6日，波共当局与其反对派瓦勒萨团结工会，开创了一个其他东欧各国随后跟进的谈判先例。波共政府采取了第一步，逐步取消放弃自已的权力。这一步的性质决定了革命将主要是和平的。唯有罗马尼亚齐奥赛斯库拒绝承认，更不用说与反对派谈判，导致暴力革命爆发，结果齐氏夫妇被革命法庭处死。3月，波共政府正式将（Katyn）大屠杀的罪责归因于苏联；团结工会被重新承认为合法组织；拟大改经济体制，决定于1989年6月4日举行全民大选，议会一半席位将自由竞选。引进两院制立法机构，并赋予罗马天主教会完全的合法地位。
1989年6月4日大选结果团结工会赢得99个席位，35名波共政府侯选人仅2人入选；然而波共及波兰政府50年来第一次接受了这一羞辱。7月4日，波兰恢复了与凡帝岗的外交关系。
雅鲁择尔斯基在团结工会议员主动缺席以示尊重的情况下获得多数票，继续担任国家元首，兼任军队总司令。为使政教分离，他随即辞掉波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总书记之职。瓦勒萨无疑是选举的胜利者，他拒绝将团结工会带入联合政府，两个月后，同意支持马佐维尔基（记者兼工会活动家）组建新行政当局。在新总理见证下，逐渐解除各项共产主义制度。
1989年12月29日，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废除一党领导地位；恢复市场经济，波兰停止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被抛弃，共产党本身消亡。
1990年马佐维尔基政府颁布实施了五十个法令改革警察权力，司法体制，媒体和地方政府。1990年1月，波共自行解散，重新组建了社会民主党。后来成为民主左派联盟的中坚力量；雅鲁择尔斯基总统认识到若不当总统能活得更长寿且更自在，故请求缩短他的总统任期，并获得国会批准，故他于1990年12月卸任。
1990年7月新政府通过了《私有化法》，76000家国有企业转成联合股份公司，出卖给公众、团体或公司，包括外国人。这一大胆政策的代价颇高，1990年通货膨胀高达550%，次年大幅降低，1992年再降至43%，1995年再降至20%。迅速改变工业结构造成当年产值下降3%，次年下降13%，失业者1991年底达12%，后连续四年达15%。
1991年3月巴黎俱乐部成员国减除了波兰一半债务；而美国则免除了波兰29亿美元的4/5的债务。
1990年下半年开始，波兰经济持续稳定并进入高增长；至1996年厦，法国总统已谈论波兰将于2000年加盟欧盟。
1990年4月苏联承认(Katyn)屠杀是苏维埃干的。1995年4月俄国叶利钦总统与瓦勒萨总统一道出席屠杀遗址悼念活动。
马佐维尔基政府与瓦勒萨之间的关系不久便趋紧张化，瓦勒萨要求对共产主义的追究应当更严厉些，以便加快改革步骤。
1990年11月因雅鲁择尔斯基总统提前辞任，波兰提前举行了第二届选举，由于第三侯选人意外地将马佐维尔基挤至第三名，同时因瓦勒萨未获法定最低要求的选票，在第二轮投票时瓦勒萨以74。75%的高票当选民主波兰第二任总统。1995年11月瓦勒萨总统败给竟选对手卡斯涅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且由于输得太惨，以致他未出席后者的总统就职仪式，表明瓦氏绅士风度不足略有遗憾。无论如何，瓦勒萨是给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党国体制棺材敲进第一颗铁钉的标志性人物，在世界历史中自有其不容抹杀的光荣席位。
（ 共产党暴政罪恶实录系列评论之十 虐杀成性的柬普寨共产党暴政
共产党暴政罪恶实录系列评论之十二 苏联共产党暴政的滔天罪行
本系列编译主要参考资料：（1）Stephane Courtois, Nicolas Werth, Jean Louis Panne, Andrzej Pacxkowski, karel Bartosek Jean Louis Margolin,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Translated by Jonathan Murphy and Mark Kram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Andrzej Paczkowski, Poland, the Enemy Nation《波兰：敌国》，作者是波兰科学院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及波兰内务部档案委员会成员；（2）Richard Pipes, Communism A History, 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2004; 作者是哈佛大学历史教授；(3) Leslie Holmes, Commun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作者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政治学教授；(4)Robert Harvey, A Short History of Communism, St.Martin`s Press New York, 2004.作者是英国下议院议员，专拦作家，〈经济学人〉杂志副主编；（5）R.J.Crampton, Eastern Europe Twentieth Century and After,2ed,(London 1997); 作者是牛津大学东欧历史系教授。（6）Geoffrey Hosking, The Awakening of the Soviet Udition, enlarged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作者是伦敦大学东欧研究所教授；（7）Michael Harrington, Socialism Past and Future,(New York 1989)作者是美国当代主要思想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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