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正在举办世博会的上海而且还是万馆之首的中国馆之前。
香港记者在世博会中国馆门口被打了，一条五月四日的新闻却在大陆网络论坛上持续发酵，引起了一场关于大陆记者职业素质的讨论。
当时一对香港亚洲电视台的摄像记者被一名来自复旦大学的学生志愿者阻止拍摄中国国家馆门前排队的人流，进而将该名摄像记者的摄影机监视器“打坏”。在新闻同业的角度看来，这是一条极具“新闻价值”的新闻：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正在举办世博会的上海而且还是万馆之首的中国馆之前；时间是在5月3日的世界新闻自由日的隔天5月4日，被“打”的还是来自香港的亚洲电视的记者。
一时间，港台媒体发挥出群体作战的优势集体报道这一世博会开幕以来的“大新闻”，香港网络社区上关于这条新闻的评论更是骂声连连，指责世博会暴力对待记者。虽然事情本身的结局是以世博会新闻中心出面赔偿亚视记者因摄像机损坏而造成的损失，但“志愿者殴打香港记者”的新闻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先是动手的志愿者的复旦大学校友、香港知名媒体人闾丘露薇在博客上撰文批评世博局组织不周，而后在大陆最红火的社交网站人人网、豆瓣等出现了大量的挺志愿者的声浪，抗议香港记者的片面报道和没有职业道德，甚至引发了一场关于新闻伦理大讨论。
对香港记者来说，在大陆遭遇公权力的暴力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从成都的Now新闻台记者被指藏有毒品并被搜查房间的事件到新疆新闻办主任侯汉敏的“对群众指手画脚，有煽动闹事的嫌疑”，香港记者屡屡被大陆各地方政府视为闹事分子，既不接受大陆已有的所谓“宣传纪律”的约束，更不理会地方当局的各种法规。这既是香港媒体高度竞争的结果，更是香港媒体环境早已把西方“新闻自由至上”的理念深入骨髓的结果。在香港或者西方，有明确的法律保护记者的人身安全和采访权，明确了新闻行业在社会中的地位，同时也有十分详细且权威的道德规范去约束记者，成为了新闻从业人员不能碰的高压线。
反观大陆，在新闻院校里面可以用大量的时间进行思想教育和怎样写稿、怎样编辑等新闻基础业务的传授，但对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新闻伦理等虚的方面的讨论则是用屈指可数的时间在教学，被老师和学生都视为可有可无的鸡肋课程。出了学校进了媒体之后，在严厉的内容监管和竞争压力之下，一线记者更多的也是在思考如何有好的作品出来去抢收视率、发行量，公权力的监管虽然也是布满了编辑部的布告栏，但大都是政治规范而非新闻业务更别说是职业道德。
中国的记者有一个突出的形象是从来都是居高临下的以社会执法者的态度对待普通社会民众，好像接受采访就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一样，从来不顾受访者的感受。
前段时间在贵阳发生了中华女事件，起因是跟随交警执法进行采访的的贵州电视台记者挑衅性的问题激怒了正在被交警处罚的中华驾车的女性驾驶员，驾驶员用拳头回敬了记者的提问，最后以驾驶员被警方拘留收场。同样，这次亚视记者引起的冲突也是这样一个例子，只为自己拍摄的方便而不顾他人的方便乃至公共安全。在这个问题上香港和大陆记者似乎都有同样的价值观。
当然，绝大多数的新闻从业人员都是优秀的精英人才。其实中国大陆有着一套严格的新闻从业人员的准入制度，但早已名存实亡，反而成为了不学之徒混入记者队伍最好的跳板，而正是这些人损害着媒体作为第四权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
笔者想说的是，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新闻内容事无巨细的监管之中，不如脚踏实地地讨论一下适合中国国情的从业规范和如何提升新闻从业人员从业水平上，早日完成保护和规范新闻行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的立法工作。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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