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0多官员究竟到新加坡学些什么？

据新民网日前转自时代周报的消息，新加坡已成大陆官方向外学习的主选地。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由国内当局组织派遣，往该国学习社会公共管理等方面的留学官员，近年日益多起来，至今已有8000多名。据称他们主要来自中国各省及中央机关和央企，多是官居厅级、处级的中青干部。按情形看，这些都是中国政坛的未来之星，据说其中的“市长班”，其成员更是每年由中组部、教育部和各省政府“百里挑一而遴选的”。所以此留学不同彼留学，其重要与显赫不言而喻。

派官员海外学习交流，绝对是好事。不过大千世界，人杰地灵、政经发展状况诱人之处有的是。以堂堂的“崛起”之国，有关当局为何看中了只有弹丸之地、国情差异极大的新加坡？个中缘由，也许颇可玩味。新加坡城市理工大学“市长班”项目副主任张志斌对时代周报解释，“中国政府为什么对新加坡非常感兴趣？”,“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新加坡跟中国一样，都是稳定的执政党，而且新加坡经济繁荣，社会安定，而这正是中国政府一直梦想的。”

这位张先生大概说中了一大半，但仍略嫌有点皮相。因为世上经济比新加坡繁荣的国家多的是，而你也不能说瑞典、德国、美国乃至亚洲的日本、印度就没有稳定的执政党，社会就不太安定吧？其实，还是咱们的一位组织大员说得好，之所以这么干，“是因为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有特殊的借鉴作用。”

那么，新加坡的借鉴作用“特殊”在哪里呢？

大而化之地说，可能在一些相关决策者看来，要特别借鉴的，当然不是新加坡的繁荣，而是这样的繁荣居然出自特定的“稳定”与“安定”。只是，按世人的一般观感，在这个狮城之国，除了其在实施必要经济自由之下，实际上搬自西方的一些具体经济、社会管理方式，可以学学外，看来大陆有关当局最想学的，恐怕主要还是该国在一党独大的前提下，特殊的、东方式的社会管治文化机制，及其相关的管制手段。

而这，显然被咱们领导视为创造该国“繁荣”与“安定”的关键保障，因而相当程度上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尤其是以如此“稳定”的一个政党（从立国至今一直雄霸新加坡政治领域的行动党），能顺风顺水地将该地的人民弄得如此服帖，太适合咱们的口味了。因而涉及到经天纬地的大事，就只好以堂堂天朝上国之尊，不耻下问了。

长期来新加坡的最特殊之处，确在其政府社会管治文化的“特色” 上。它是一个曼妙的东方式现代怪胎：落实了基本（或粗疏）民主形式，却对自由加以广泛限制。在以一介港口小国特别的地利，从贸易、金融等诸方面创造物质繁荣，并落实“人均有其屋”等基本平等的同时，例如，它可以借社会利益的名义，不惜将某些严刑峻法常态化，并不时以特定法制支配个人道德生活，对民众的不少私人行为实施法制上的严惩，包括按政府的标准，对某些公共场所的不良行为施行臭名昭著的中世纪式鞭刑。这是一个政治权力可以让你吃饱饭，但你一定要亦步亦趋、规行矩步的地方。

李光耀及其几十年来一直独大的行动党，在开始建立这个国家之时，就带着对东方社会普罗阶层的严重蔑视，某种意义上，是刻意以对待动物一类的方式，去“圈养”他治下的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尽管他主张的是良性的圈养。这一点，晚年的李光耀是公开承认的。这构成了“新加坡模式”的重要一面。因此，不管这个小国如何繁华，在制造了物质上不失进步之时，它也制造了社会生活、尤其是社会精神生活的过度暗淡，刻板与乏味。

在人类社会的当今，至少对部分中产阶层以上的民众而言，这是一种正常环境吗，是一种能保持现代人基本生命活力的生活吗？即使从经济层面论，如果剔除新加坡特殊的地理和历史条件，换个地方，这样的社会机制，能使繁荣得以为继吗？前些年，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作了一番考察之后便说，只要是智力达到中等的一般人，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地方便很难熬下去。

但咱们的一些大人物显然不这么看，因为社会的自由对他们而言并不重要，或者说，他们需要的正是掌握住芸芸众生的自由，再以此为前提，去“为人民服务”。如此的话，就很难怪“新加坡模式”被视为至宝，同时也将李光耀视为东方政治教父了。

可惜，连李光耀本人晚年也对他以往的这类政治理念动摇了。大约近十年前，李在接受一个西方媒体访问时，便表示即便在他的国度里，自由其实也是至关重要的，而据他说，这样的理念是受到其孙子的影响。也许李光耀毕竟是一位理智的祖父，也许这是“难熬”的新加坡生活终于给了他新的启示，也许是外部世界的非议终能使一个执拗的老者有所自省（上世纪90年代末，他在香港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时，就受到大学生团体的集体抗议）。

然而，依然有那么多的人带着特有的立场，渴望继承他或已打算抛弃的破旧衣钵。面对一个日益需要真正变革，需要以自由来纾解各种深层社会矛盾的局面，竟热情地拥抱与现代发展潮流如此相悖的自由管制制度，不管对既得利益者，还是对这个整体社会而言，这会不会是开错了方，服错了药呢？

难怪负责“市长班”教学的新加坡“城大”教员何启良称，“至今还没有一个官员受培训回国后，成功地在中国实行一个新加坡式管理体系”。因为新加坡也许还不需要变，转型期的中国却迫切需要变。至于社会管制，本来咱们自己的传统就太足够捣落的了，而值此中国社会原始掠夺正炽热之际，在物质生活层面上，像新加坡“居者有其屋”（95%的家庭由政府提供居所）这些方面，咱们是万万不能学，也不愿学的。因此，若主要想学社会管治，那么多身家高贵的革命接班人，花了纳税人的血汗钱倒不算什么，却何须跑到亚热带之地去白受那烈日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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