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我们应该有一部《殉难者传》

4月5日清明节,北京的一些朋友举行集会,纪念张志新殉难35周年。今年4月29日,是林昭就义42周年,也有人在准备纪念。著名艺术家严正学已经制作好林昭塑像和张志新塑像。此外,还有人在纪念李九莲,纪念钟海源。

上述几位女性都是殉难者。她们都是因为勇敢地表达自己独立的政治见解而惨遭专制政权杀害。她们是为思想而死,可是她们以身相殉的思想却被封杀,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为人知。尤其是林昭,连她的死刑都是秘密执行的。

我曾经感慨道:历史上那些大名鼎鼎的自由斗士之所以能大名鼎鼎,是因为他们反对的专制暴政还不那么专制不那么暴政。以研究极权主义著称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使殉难成为不可能的事”。因为极权主义一手遮天,切断了一切自由的信息交流。极权主义制造了大量的匿名死亡,它甚至还要抹去人们的记忆,使历史成为空白。阿伦特说:西方在最黑暗的时期,也允许杀死的敌人有权被纪念。最专制的政府也给杀死的敌人以荣誉,早期的罗马人迫害基督徒,但是他们仍然允许基督徒写自己的殉难者列传,教会得势后迫害异教徒,但是在对人的悼念中也让异教徒复活。正因为如此,所以一切都没有失去,也永远不会失去。唯有极权主义才制造匿名的死亡――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被死亡,连同死者的一切――甚至包括他们在周围人中的记忆――都被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像从来不曾存在过。

这真是绝对的恐怖。生活在极权社会里的成千上万人,都生活在一种绝对的孤寂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那么感到无力,都那么容易屈从。

在极权统治下,死亡并非都是匿名的,杀戮并非都是秘密的。因为极权统治者要禁止思想,要让人民不敢思想,这就需要杀鸡给猴看,如果猴子们没看见,鸡岂不是就白杀了?所以极权统治者常常要把杀戮搞得大张旗鼓,张贴布告,召开万人公判大会,游街示众。过去的暴君也搞以言治罪,但他们至少还允许别人留下遗言或者喊一声口号。毛时代甚至要割断临刑者的喉咙,唯恐他/她喊出“反动口号”。在毛时代的处决公告里,思想犯的罪行叙述照例只是空空洞洞的几句话――“该犯一贯思想反动,恶毒攻击党和伟大领袖”云云。它只让你知道哪种思想是危险的,是有罪的,但不让你知道那种思想的具体内容,因为它怕的是思想本身的力量。这才叫真正的扼杀思想。对于思想的勇士而言,死不足惧,但若是把你的思想也一并杀死,让你的死无法产生它应该产生的意义,那才是最最悲哀的。

只有在最黑暗的阶段过去之后,我们才渐渐知道了这些殉难者,知道了他们的名字;也亏得还有些文字侥幸地保留了下来,我们才得以了解到他们的思想。当我们为他们的思想和精神而深受感动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一定还有很多很多英勇的名字,连同他们的思想,业已湮没无闻。

记得1979年张志新的事迹披露报端,诗人雷抒雁写了一首短诗:

她把带血的头颅

放在生命的天平上

使所有的苟活者

都失去了――重量

如今,又过去了30年。当年那一代苟活者多半业已走完人生之路,归于寂灭。而永远年轻的张志新们却仍能令我们感到震撼。此一生彼一生,孰长孰短?一位西班牙诗人说得好:“唯有死者永生。”我想,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重要之事就是,尽力搜集殉难者的故事。死者不能再说话,生者的责任就是使他们的名字、思想和事迹广为流传,永存世间。我们应该有一部《殉难者传》。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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