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勋：“非法集会”

与李白“烟花三月下扬州”背道而驰，今年3月底我去了趟陕北，心情也与诗仙的轻松、惬意不同，最多算是喜忧参半吧。行前碰上了一件麻烦事，正所谓“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陕北归来，追记如下，聊以备考。

3月26日上午9时许，社办的小安突然打来电话，问了一个莫名奇妙的傻问题，搞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个小时之后才悟出，她是奉命“火力侦察”。她后来打来了道歉的电话，说以后再也不干这种事了。约在10点钟，副社长庞洋敲门，领来了我从未见过面的社长、总编、党委书记李庆堂。我隔着防盗门问你们有什么事？庞女士指责我不让他们进来没有礼貌，不是知识分子所为。我说，没礼貌的是你们。不事先通报，没有电话预约，就这样楞楞地闯上门来，我在农村插队时，村里的农民互相串个门还要在大门外边走边高声打个招呼。庞洋嗫嚅，我听不清她的话。静默了片刻，我看他俩没有回头的意思，只好不情愿地放他们进来。落座之后，李庆堂社长说，早就想来拜访建勋老师了，然后他说了以下3层意思：一、夸赞了我一番，例举了我在职时编的几本好书。二、简述了去年出版社的经营状况和今年的打算。三、明言，奉全总之命，要我不出席明天铁流在双井轩召开的《往事微痕》读者座谈会。他在说到“双井轩”和《往事微痕》时各有一两个字的口误，我纠正了他。

李庆堂社长不许我参加的那个座谈会，约十一二天前铁流曾打来电话邀请，我当时先对他前一两次的邀请未能赴会再表歉意，我说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实在是时间上与别的事冲突了。我向他表示，27号的座谈会，我会去的，如届时没有其他突然插进来的更重要的事，或我更感兴趣的事的话。铁流这些年好像主要在忙为当年的“右派分子”继续鸣冤叫屈的事，他联络了一批七老八十的“老右派”，不断地对53年前的那场“反右派运动”深入究研，分析检讨。但他在那个邀请电话里没有明说座谈会的主旨，我也没问，只是估计可能与此有关。

我对李庆堂说，你的开场白，前两个话题都是客气话，第3个才是今天你们来的目的，我就直奔主题了。请你转告全总，此举未免小题大做了。全总叫你们来对我进行劝阻，我估计“著作权”不在全总，它可能也是奉命而为。源头上做出这个糊涂决定或写下什么狗屁批示的人，他的反党行为必须予以抵制和批判，因为早在32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华国锋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就已经明确了要改弦更张，放弃阶级斗争。可是现在偏偏有居心叵测的人反其道而行，一睁眼看到的都是“境内外敌对势力”，脑子里转的都是“阶级斗争”这根筋，对胡锦涛的“和谐社会”釜底抽薪，进行了实实在在的基础性破坏。

李庆堂转述全总领导的指示说，这是一次非法集会，你是全总下属单位的干部，就不要去了吧。

我说，所谓非法集会，定性错误。我不知道这个座谈会的主题是什么，估计无非是一些已进入耄耋之年的右派老人，趁着“尚能饭否”的时候，偶尔小聚，喝喝茶，吃个饭，发发牢骚，诉诉当年和这些年的冤屈，不知他们“非”了哪一部法的哪一条？而所谓“集会”，也不准确。古时文人讲究“雅集”，今天人老了，大都爱忆旧，这是人之常情，当下多如牛毛的各种同学会、联谊会即是这类社会现象的客观表现。你们用行政手段强行阻挠正常的人际交往、感情交流，恐怕不妥吧？这些韶华已逝，人生最美好、最应该大放异彩的青春岁月却蒙羞被耻的老人，被毛泽东的“阳谋”坑害了22年，又被邓小平只许“改正”，不准平反天阉了31年，他们的悲哀，连说说都不行吗，还只是小范围的、内部的？你们是不是非要逼得有人据此跑到联大的会场或海牙国际法庭上去出中国的丑，才称心呢？这些九死一生的政治迫害幸存老人，我对他们身领的非人遭遇充满了同情，我对他们当中多数人的政治品格和道德操守充满了敬意。我对他们政治上要求平反的訏谟完全支持，我也同意他们在经济上要求补发工资和国家赔偿，但对他们当中有些人提出的追究大大小小的主其事者的刑事责任，则不敢茍同，冤冤相报何时了？南非的民族和解为图图和曼德拉赢得了诺奖，也为普世价值的丰沛和充盈注入了新的活力。当然，前提是灾难的制造者要主动承担责任，勃兰特高贵的一跪，赚取了世人多少赞美，也使他膝下的黄金增厚了几两；马英九为二二八的蒙难者、受苦人的三折腰，是不是他走上总统宝座的第一块垫脚石呢？这些并不遥远的当代史事，本质上与铁流们的天道吁求是同一的。他们借饭局的形式而雅集，还可为餐饮业的繁荣做出薄而又微的细小贡献，税收也会小有进项，宏观上则为拉动内需提供了虽微不足道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基本动力。这些大大小小的好处，加起来几全其美，怎么有司不但不察，反而还要扣上个“非法集会”的帽子呢？这些年在全国各地陆续发生的“集体散步”一类的反常现象，折射出的是许多人的悲苦与无奈，映衬出的是执政能力的低下和错位。这类社会反讽如不能得到善意化解，质变为又一个血濺上海滩的杨佳，和成都那位自焚于自家楼上的刚烈川女唐福珍，问题可就大矣哉！

李庆堂说，你扯得有点远了。明天的会，你还是不要参加了吧。

我说，不远，明天的会大概脱不开反右这个题目。反右这个选题不能碰，与文革和六四一样，是中宣部自丁关根时期就划下的一条红线，在出版界，它兀立了十几年，既顽且硬，坚不可摧。这种鸵鸟式的思维真是令我匪夷所思。已经发生了的历史，你不说，也不许别人说，它就不存在了？自动消失了？所谓“淡化处理”，完全是痴人说梦，《皇帝的新衣》告诉我们，现实的丑陋是连六七岁的孩子也蒙不了的，请不要把别人的智商都预估得和你一样低。所谓伟大、光荣、正确，就包含着失误、错误和罪孽。阴阳共生，福祸相依的道理，《周易》早就讲过了。这个辨证法如果不承认，那我与二位就没有谈下去的基础了。在历史问题上，有人耍小聪明施展诡辩术，套用邓小平的“一国两制”，说别人时义愤填膺，大张旗鼓；轮到自己了，则蔫头耷脑，三缄其口。

昨天（3月25日）上午，我在大会堂参加了一个纪念艾青百年的座谈会，中宣部、文化部、中国作协和青海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金华市的一些现、前任领导华冠云集，文坛当红和褪色的大腕约有一二十个，艾青夫人高瑛端坐在主宾席对面的正当中。既然是纪念抒情诗人艾青，他的那段“运动曾蒙右”的苦难历程自然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他携妻将子在黑龙江和新疆的流放岁月被言者屡次提及，催人泪下，却未见端坐在主宾席位置的衮衮诸公中有谁站起来“劝阻”。同样是涉及反右派话题，昨天的会我可以参加，明天的会却不许我去，难道是因为大会堂与双井轩建筑规模差异过大，抑或是因为这两个座谈会的与会者平均政治身份相差太悬殊？于是就官火民灯？大会堂里说右派，无伤大雅；双井轩内右派说，有碍和谐！咄咄怪事。昨天下午两点，艾青百年的纪念活动移师到东城的一家叫什么康的宾馆继续举行，我因他事没有参加，很对不起主办者和高瑛的盛情邀请了。据说，比起上午的官方纪念会，下午的规模更大，人数更多，内容也更丰富，有人吟诗，有人展画和书法，发言也更平民化些。不知这些活动是否逾越了中宣部的那根红线？如果是，可没听说事先被劝阻、事后遭惩戒；如果不是，那么明天的会怎么就非法了？我就不能去？

我与李、庞两位社长的谈话进行到约11：40，谁也没说服谁，无果而终。我送他们到电梯门口时安慰他们说：“让二位白跑一趟了，你们的传达、劝阻工作已经尽力了，以后如需要，我可以为你们做证，说二位很敬业。请你们向全总复命时如实报告我的立场和态度，这样，你们就没责任了，全总也可以据此向上交差了。”

我以为由出版社出面的劝阻，可以结束了，好合好散，谁知约一小时后，李、庞复与另一位男性副社长又来了，当时我正在吃饭。李庆堂社长说，他们向全总汇报了，全总主管这事的某副主席（他说了姓氏，写此文时我忘了）要他们再来，继续做我的工作，限定他们必须在两点钟以前完成劝阻任务。他又说，报社的劝阻工作已经完成，出版社另一位离休老人也已在上午答应了明天不去了。

这时电话忽然响起，一男子自称是为铁流工作的志愿者，他说铁老要我通知您，明天的读者座谈会取消，市公安局一处的人来了，他们不许开，请您体谅我们的难处。我请他转告铁流，知道了，多保重，我这里也正在“被劝阻”。放下电话，我心中已有数了。接下来的谈话，就纯属“逗你玩”了，写这篇追记时，颇觉有些不厚道。

我坐在饭桌旁，边继续吃我的午饭边与他们谈。我说我的胃不好，不能吃生、冷、硬的东西，也没剩多少了，马上就吃完，你们说，我听。你们还没顾上吃饭吧？那位男副社长说，没有，我们带饭了，回去热热再吃不迟。我叫我老婆给他们熥几个我们正在吃的肉粽子，先垫垫饥。我告诉他们这是浙江的同志送的，昨天刚收到，很新鲜，味不错。他们不让我老婆熥，说不麻烦了。那几个肉粽子，一小时后他们走时我让他们带走了，尝尝鲜。买卖不成仁义在嘛。

我说你们也不必等到两点那个“午时三刻”了，我的态度不会变的。说一件几年前的旧事，与今天你们来干的事相仿佛。两位男社长来得晚，没赶上，庞洋应该还记得。大约5年前，我受作者的委托，正在编辑《胡耀邦传》（三卷本），工作后期有人不悦，发起了一波接一波的责难，施加了一层又一层的压力，其中就包括出版社受全总指派，当时的社长张帆率领你和另一位副总编辑陈幼民，还有社办的小安，跑到我家来问罪兴师，100个不许。庞洋你还记得吗，我当时反问你们，胡耀邦生前做过中共中央的主席和总书记，是名义上的第一把手，死时还在政治局委员的任上，他的追悼会极备哀荣，总书记赵紫阳致了悼词，邓大人率一干在京党、政、军要员出席。我编他的传记何罪之有？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怎么就不行了？共产党员先进（说到这里，我打了个嗝）性教育就是这个结果？如果我编的是介绍本•拉登、李登辉或陈水扁，甚至是达赖的书，你们受命上门讨伐我还靠点儿谱，沾点儿边，不许编《胡传》完全没有道理。这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吗？董民因为替我录、排此书也吃了瓜落儿，我至今仍觉得对他不起，说过要请他吃顿饭聊表歉意的，时至今日也还没有兑现。造化异人，就在张帆率领你们登门伐罪的几天后，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的大会在大会堂召开了，李昭把我列入了与会名单，我却没有收到请柬。那次的纪念会，3个政治局常委出席，曾庆红致词。然后，你们曾严禁的《胡耀邦传》第一卷就公开出版了。出版之前，书稿已转到人民出版社，全总不知，以为还是我在搞，其实我已经被排除在外了，竟然厚着脸皮又来找我，想把《胡传》拉到工人社来，说什么我是全总下属单位的干部，虽然退休了但退休金还由出版社发，要我从政治荣誉和经济效益上多为全总和出版社着想。这是2005年11月到2006年年初的事，在前后不过3个月的时间里，全总和出版社就变了两回脸。做人能这样吗？我如果找后账，去要求你们道歉，也是天经地义的吧？如果我这样做了，你们将何以堪？正是虑及至此，我又不愿把我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这类我不屑也不耻的无聊事上，所以当时才没理你们。今天我旧话重提，是要提醒三位，焉知你们今天的“二进宫”，日后多少天不会覆辙重蹈？你们也会退休的，届时在家含饴弄孙，回首往事，你们还“饴”得起来吗？“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三位可有这等闲情逸致？
庞洋，你是第3次干这种事了。《胡传》是第2次，第1次是七八年前为顾骧先生的《晚年周扬》，你凭借初掌不久的终审权，硬是耗着不签字。一年后转到上海文汇公开出版了，你还记得我送你样书时你的尴尬和我怎么也没想到的你的不情之请吗？

前车并不远，镜鉴当忆新。三位也是目睹过几次社会大变局的人了，随着政治上的“烙饼”也被翻腾过几遍了；言之凿凿的“不折腾”，自那以后至今，消停过吗？人哪，心里要有自己的那根竹杆，要有起码的定力。每个人的眼睛都是长在自己的脑袋上，每个人的头又是长在自己的脖子上，万物要自己去看，百事要自己去想。人不是螺丝钉，不可以随便被拧在哪里；人也不是一块砖，不可以被人砌墙垫脚，来来去去的搬；“人是芦苇，一枝能思考的芦苇，人的全部尊严、伟大与优异全在于思想。”这是帕斯卡尔在他的《随想录》里说的。

明天的座谈会，谁人的去与不去与我无关，我自有自己的主张。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我赞成六四前赵紫阳的意见，在法制的轨道上理性解决。我反对暴力，不赞成街头政治，也从不在多人附议的公开信或请愿书上签名。我就是我，我的政治诉求、价值选择和理念表述，无须他人代劳，请不要告诉我你应该这样，或不要那样。每一个人的自由表达权，是天赋人权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主张采用《林冲夜奔》中那样的极端方式表达。艾未未制作的《老妈蹄花》你们可能没看过，估计也没听说过。说到这里，我用三两分钟向三位说客简要介绍了事件梗概。我接着说，艾未未的亲身体验告诉我，我必须做好陷入最糟糕境地的心理和物质准备。

说到这里，已是3月26日午后1：30了。我说我的意见大体就是这些了，请你们如实向全总复命，这样，你们个人就可以解脱了。如果全总那位主管副主席仍不满意，还让你们来，请转告他，叫他自己来，你们3位就不必再次横穿中轴路，“三顾茅庐”了。我料想他也不会来，因为这样的答复他应该满意了，他也可以借此脱身，向指使他的人交差了。

最后，我请3位社领导下次再来时，务必先打个电话联系一下，知识分子的礼貌行为一般都是这样。君子坦荡荡。

2010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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