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极权体制的最大恶果是毁灭社会良心！
今天的中国社会最缺少什么？
良心！
我们的“良心”哪里去了？
被“物欲”和“急功近利”吞噬了。
是什么主导了中国社会围绕“物欲”和“急功近利”兜圈子？
是“唯物主义”、“实用主义”和“斗争哲学”。
谁把“唯物主义”、“实用主义”和“斗争哲学”奉为理论基础？
现代极权专制体制。
……
二十世纪是人类世界惨烈杀戮的世纪，一个又一个针对无辜平民的“大屠杀”，让人想起电视连续剧《海灯法师》的主题歌，“黎明不见太阳，天空中下着血雨”。几乎所有针对平民的“大屠杀”，都是现代极权专制国家主导的。
二十世纪典型的极权专制国家有六个：纳粹德国、前苏联、毛中国、红色高棉柬铺寨、萨达姆伊拉克和北朝鲜。
绝大多数极权专制国家都发生了大饥荒和针对国内无辜平民的大清洗、大屠杀。斯大林肃反和毛太阳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给人类文明史制造了永远也无法愈合的伤口。
大饥荒和大屠杀，是现代极权专制国家永远也无法消逝的痛。
尽管大饥荒大屠杀是现代极权专制国家人民的最大痛楚，但这个体制的最大恶果则是“毁灭社会良心”。
现代极权专制体制是嫁接在中世纪皇权专制的老树新枝。因为是中世纪皇权专制感染了“进化论”和“马主义”等“伪科学”病菌结出的怪胎，所以连中世纪皇权专制还不如。
本人在《现代极权专制体制比中世纪皇权专制更恶劣》一文中有较为具体的分析。
中世纪皇权专制虽然充满了“特权”和“不平等”，但广大基层社会实行“地方精英自治”，“民主”和“公道”成为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两大杠杆。德高望重的乡绅、学者和私塾先生在当地深孚众望，这份民意基础就在于他们多数情况下能够“按良心办事”，“维护多数人的利益”，在处理社会纠纷时“主持公道”。
所以君主专制国家无论官僚阶层如何腐败没落，广大基层社会还在“按良心办事”，就算皇帝官僚丧尽天良，整个社会仍未从整体上“丢失良心”。
封建中国那些勇于为民请命的政治精英，虽然得罪了皇帝权贵，丢官坐牢或杀头，但在民间仍能赢得广泛的尊敬。那些洁身自好的良知官宦，挂冠而去后仍有许多社会名流登门造访。
现代极权专制国家彻底摧毁了“地方精英自治”的传统，把那些拥有广泛民意基础的“民间精英”，打成“阶级敌人”，从整体上消灭，把极权专制的触须，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当专制统治者步入腐朽没落期时，因为广大民间不存在有组织的“良心力量”来抗衡官僚队伍的堕落，一旦权力上层丧尽天良，整个社会也就会和上层保持“高度一致”、“丢失良心”。
在这种上下“高度一致”的刻板社会里，如果有谁胆敢为民请命被官僚队伍淘汰，广大民间一样会对维护人民利益的“恩主”落井下石，手段甚至于更极端、更绝情。彭德怀是毛中国最有勇气的良心官员，因不忍心看着饥民大批饿死，勇于站出来说真话，被毛太阳污为“反党集团黑司令”。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蒙受不白之冤，可老元帅并没有从广大民众眼里看到任何理解同情的目光，只能听到声嘶力竭的“打倒彭德怀”口号。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如果有谁象陶渊明一样“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民众要么不信任你，要么怀疑你脑子有毛病。你除了收获“误解”和“羞辱”外，几乎不能奢望会有名流登门造访。
现代极权专制国家，主要通过下述四种途径来“毁灭社会良心”。
一、“劣胜优汰”、“奖恶惩善”的人事体制。
因为特权专制体制下的官吏任免升降权，掌握在各级上司手里。一个人为了升迁就得挖空心思讨好自己的上司，“行贿”和“拍马屁”，是最有效的方式；同时，不择手段打击自己的竞争对手，“倾轧陷害”是惯用伎俩。
一个有真才实学且坚守良知的杰才俊士，是不屑于对上司“行贿”、“拍马屁”和“倾轧陷害”无辜同僚的，只有那些不学无术，且没任何道德操守的小人恶棍，才会不择手段。结果小人恶棍能给上司留下好的印象，提拔重用的可能性，比杰才俊士大得多。
当小人恶棍容易成功显达时，整个社会就会向他们看齐，相互竞争“无耻”和“无聊”。杰才俊士就会被社会孤立，甚至于对自己的信念产生动摇，一部分加入“无耻无聊”的阵营，拒不同流合污者，则被社会淘汰甚至消灭。于是整个社会“丢失良心”。
现代极权专制国家，因为“产权”不明晰，统治者缺少封建帝王那样的责任心，“我走后哪怕洪水涛天”的路易十五情结，在官场广泛存在。在这种末世心态主使下，“管官的官”根本没有动力去战胜自身的弱点，任用自己不喜欢的仁人志士，象唐太宗李世民那样任用处处和自己过不去的魏征做大官。
诸葛亮如果在今天去某个县城找工作，他若自鸣清高，坚持不“跑关系”，别说捞个一官半职，就连扫大街之类的公职也轮不到他。
结果整个社会“小人得志”，“无耻是体面的通行证”。
二、一切服从组织的需要。
现代极权专制的“组织”威力是绝对空前的，整个社会都被一台庞大的体制机器高度地“组织”起来，个人只是组织机器的一个零部件，要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需要。个人的道德荣辱观在这台组织机器里，根本没有伸展的空间，只要是组织需要，就是伤天害理、灭绝人性，也要无条件服从。
“组织”这东西是没有任何是非曲直的，也没给“良心”留下一丝一毫的空间，只有赤裸裸的利益和欲望。一个人只有无条件服从组织，才能得到利益与好处，要想过上体面的生活，就只有服从组织。为了服从组织，一个人可以六亲不认，可以无底线悲劣无耻，可以残忍冷血无所不用其极，但就是不能有良心。
“正直、善良、宽容、博爱、见义勇为、恻隐之心”等，所有美好人性都被冠以“资产阶级人性论”，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鉴湖女侠秋瑾从容就义后，无数良知未灭的志士仁人，自发悼念凭吊她的英灵；可文革期间赣州烈女李九莲，被极权暴政枪杀后，她的尸体被抛弃荒野，连亲人也拒绝为其收尸，最后一位退休老光棍，居然割下她的性器管拿到家去猥亵？
三、在处理社会纠纷时，“公道”给“权钱”让路。
封建中国，刑事案以外的民间纠纷，多由“地方精英”负责调解责任。地方精英为了维护自己的名望，多数情况下都会用良心办事，主持公道。现代极权专制体制彻底摧毁了“地方精英自治”传统，一旦出现社会纠纷，事无巨细都得官员出面解决。
官员在调解没有任何“权钱背景”的双方纠纷时，也许会主持公道，可一旦一方有“权力背景”，或暗中给了他“钱”，他就极有可能把“良心”和“公道”丢在一边，不自主地站在袒护“权钱”的一方。结果平民和官吏发生纠纷，官员绝大多数都会站在官吏一边。
穷人和富人发生纠纷，官员多数会站在“富人”一边。如果是需要“专门技术”才能鉴定的真相，官员通过暗箱操作，还可糊弄部分不明真相的民众。
可那些众目睽睽之下显而易见的真相，官员还要睁着眼睛说瞎话，硬生生把白的说成黑的，公然往民众眼里塞石头，谁敢站出来说真话，就利用职权打击谁，因此，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就非语言所能形容。
今天的很多地方官，都有“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德性，公然否定众目睽睽之下显而易见的真相，明明是自己当众恃强开枪杀人，硬要说成对方袭警“正当防卫”；明明是民众自发抗暴，硬要说成是“黑恶势力操纵”，出面调查真相的地方官，也振振有词地站在“权钱强势方”。
普通民众一眼就能看穿的事实，还要中央派大员来调查鉴定才有可能还原“真相”？这样的地方政府，还能有什么“公信”？这样的地方官还能有什么“良心”？连最需要“良心”才能“主持公道”的地方官，“良心”都被狗吃了，广大民众又怎么可能继续尊重并坚守“良心”？整个社会又怎么可能不丢失“良心”？
四、“组织”独霸“道德制高点”。
“行善积德”、“济困扶危”，从来都是受到朝野大力颂扬扶助的个体美德。一个人依靠社会发财致富，同时又通过“慈善帮困”来回报社会，这样的社会才是健康的良性循环的。古代中国的民间精英，多有捐献善款、扶贫助学的传统，康熙年间就有一位“义丐”，靠行乞建起数所“慈善公学”，从而受到皇帝御赐金匾嘉奖的千古佳话。
现代极权专制社会，统治集团不但垄断了所有的社会资源，还力争垄断所有的“好名声”。凡是能够赢得民众感恩拥戴的“好人好事”，都得以“组织”的名义进行。你想搞慈善，可以，但最好别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而是应该把“善款”交给“组织”的相关部门，由“组织”来决定你的善款受益人和怎么用，由“组织”出面来接受民众的感恩和拥戴。
尤其是发生了大面积的天灾后，依靠个人独立行动出面救灾的善行，更不会得到提倡，如果灾民泪流满面感谢的对象，是某个慈善家而不是政府，在官员眼中就不好玩了。
因为一切要通过“组织”这个媒介，社会个体的慈善动力就会受到极大的挫伤。我花钱行善，你来接光，世上能有如此“不公平”的游戏规则吗？我连自己的善款捐给谁和怎么用，都没有决定权，我凭啥还要捐款行善？
更何况，那些“组织成员”还真让人信不过，把善款交给那些“雁过拔毛”的官员，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假借慈善之名，中饱私囊呢？类似的丑闻先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一个人如果执意要避开“组织”，以自己的名义建立什么“慈善基金会”，那么，这个“基金会”的工作，通常都会受到来自“组织”的百般干扰，甚至于这个人还会被栽赃“莫须有”的罪名，弄得里外不好看。
比如，你在北朝鲜组织一个“义务献血”的团体，团体成员在不取一分钱报酬的前提下，给患者主动献血。这应该是百分百造福于人民的“好人好事”吧？应该得到金太阳集团的嘉奖表彰吧？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
在团体初创时期成员很少时，“组织”也许会出面鼓励你、表彰你；但团体发展到较大规模，并在民众中赢得较大反响时，“组织”就会出面收编你。如果你坚持独立自主，金太阳政府就会用“莫须有”的罪名修理你。
因为个体行善积德行为不被提倡，甚至于受到压制，社会“良心”就失去了感召民众的最好平台，剩下的就只有“丢失良心”了。
社会“良心”就是这样被毁掉的！
一个“丢失良心”的国家，是绝对没有希望和未来的！就算拥有世界第一的GDP，也注定外强中干，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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