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生命中的贵人

戴高乐23岁这年遇到了自己的伯乐，当时56岁的法国上校贝当。在幽静的斯卡贝河岸上，贝当给手下的军官们热火朝天地讲解火力的重要性。谈到孔代王子，戴高乐插话说，蒂雷纳元帅(Turenne)是用炮火压倒孔代(prince de Cond)而解救了阿斯腊的。　

面对一潭死水的军官们，这位高个子大嗓门英姿飒爽的小伙子吸引了贝当的眼球，他拉着戴高乐的手，津津乐道地谈起了孔代和蒂雷纳双方各自的长处。

1913年法国国庆节，贝当上校要检阅部队的节骨眼儿，戴高乐却提前解散了部队。这纯属阴差阳错的无心之举，如按照戒备森严的军队条规，军官应该对这位自作主张的官兵采取惩治的方案。戴高乐被勒令礼拜日老老实实窝在军队里，而部队其他成员则可以去巴黎“happy”。

正当戴高乐郁郁寡欢地埋头对着宿舍里单调的墨绿色行李卷儿时，他接到了通知，“鉴于军官下令时戴高乐不知情，这次将惩罚取消，下不为例。”最后，老贝当还是心慈手软地给了这个年轻小伙子惊喜。

在通往巴黎最后一趟火车鸣笛趋于尾声的当头，戴高乐飞快地爬上火车，他走进一间包厢，那里已坐着一位着便服的中年人，此人正是贝当。贝当关切地问：“小伙子，你差点就赶不上车了吧。”“是啊，不过我想，我是能够赶上的。”“可是那时你还关着呢。”“那倒不假，但既然处分不公，我想你一定会撤销的。”

1914年，戴高乐被调到距里尔(Lille)不远的北部边界。战争硝烟弥漫，为法国这所浪漫的都市蒙上了一层层乌烟瘴气。在此期间，戴高乐负过两次伤，1916年至1919年间，戴高乐落为俘虏。

贝当以为他真的牺牲了，“追授”他年轻上尉的最高军章，并写下了“该成员在激烈战争中以身殉国，不愧为在各方面均无与伦比的军官。”“无与伦比”这个词汇或许可以算作贝当眼中的戴高乐的最佳批注吧！

戴高乐消失的这几年，他的第一部著作已经出版，正考虑“弃戎从笔”，但贝当却未忘记这个可爱的小伙子。贝当让戴高乐当他的幕僚，并带着他回到军事学院羞辱那些曾经蔑视过他们的一些鼠目寸光的家伙。贝当就如一位和蔼可亲的父亲，张开自己厚实的双臂不遗余力地呵护着这个初出茅庐，甚至有些任性的孩子。

1929年，戴高乐又撞上了麻烦事。戴高乐带兵驻扎德国的特里尔(Trier)，士兵们对呆在气候干冷的异国他乡日复一日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极度不满。有后门的士兵纷纷找人调回国。军队里人心涣散，一批批卸甲归乡的士兵得意洋洋走后，其他自认苦命的士兵们便开始抱怨。俗话云，一鼓作气。这样低落的气氛是不适合军人冲锋陷阵的。

经过考虑，戴高乐下令，凡试图调往他处的士兵一律受惩处，并且通令全营对营长的这一通告天天读上一遍。偏偏这时戴高乐收到某领导的电报，又是通融调走队里一个士兵。谁想，戴高乐不但没买这位领导的单，而且还惩罚了这个倒霉的士兵。领导挂不住面子，便向陆军军部告了一状，由于没有执行重量级领导的命令，戴高乐至少会受到六十天禁闭的处罚，弄不好，或许要被停职处理。

戴高乐得知这个消息，马上乘火车奔赴巴黎，他来到荣军大街总司令部贝当的办公室，上气不接下气地阐述着自己的境遇。贝当只是笑呵呵地安慰说，小伙子，别着急，有我呢。于是，贝当又一次将戴高乐身边的干戈化为玉帛。事后，贝当如释重负：“那真是一个肉中刺，我给他拔出来了。”可见若不是贝当，戴高乐这次危机是多么铤而走险。

如果戴高乐是一匹驰骋在原野上脱缰的野马的话，那么贝当就是慧眼识珠的伯乐。在这匹千里马尚未被多数人认可之前，老伯乐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年轻的戴高乐对伯乐的知遇之恩溢于言表。1931年，他的《剑刃》一书问世，书的扉页上写着：“本书只献给贝当元帅阁下一个人，因为你的赫赫功绩证明：思想光辉所产生的行动具有何等崇高的美德。”

这不是泛泛的广告说辞，在戴高乐心底，贝当已成为他无形中前行的标杆和动力。倘若没有遇见贝当，也许凭借戴高乐的实力，他也可以出人头地，可历史没有脚本，在戴高乐还是个傻小子的时候，他有幸得到花甲之年的贝当的青睐，能让他相对顺风顺水的在浩如烟海的军队占有一席之地，这在戴高乐崎岖的政治旅途中弥足可贵。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戴高乐所幸邂逅，受益了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