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三清早,一个一○一岁的人瑞被发现倒毙在九龙油麻地一条后巷。到场的救护员表示,由于农历年间香港气温骤降,当天早上只有摄氏九度,因此相信死因没有可疑。
根据香港翌日报章的报导,冻死的人瑞姓郭,大约十年前开始在该区流浪和露宿。街坊说,广东话带有北方(有说是上海)口音的郭老伯,无儿无 女,但平日衣着齐整,经常在巷子蜗居捡来的沙发上看书,像是一个有文化的人。除了政府每月卑微的救济金之外,他靠着捡废纸帮补生活,但却拒绝他人送来的瓜 菜。郭老伯洗衣服时,会到附近餐厅的后门取水。有街坊形容郭老伯虽然是露宿者,但颇具个性,有报章形容他‘有一副傲骨’。
这副傲骨撑了郭老伯一○一年之后,终于颓然倒下,成为香港路上的冻死骨。
香港政府有关部门在事发两天之后,急忙‘修正’报章的报导,宣称郭老伯并非露宿者,是一个在该区独居的老者,并且正由教会慈善机构照顾。有关部门以正视听的声明,动机不难了解,但却反而曝露了港府从来没有一套完整的游民和老人福利政策。
令人唏嘘者,据报导,除了名字和岁数之外,郭老伯的一生居然就像是一张白纸。可以想象有关部门只视他为一个个案,一个没有生命灵魂、没有 过去而只是一个号码数字的个案而已。这个在宣统元年出生,经历过民国成立、抗日和国共战争而可能因此而颠沛流离大半生的老人,死时孑然一身,只有一本《武 侠世界》杂志相伴。
香港或许是一个国际城市,但政府一些民生福利的施政,往往缺乏‘人性尊严’的概念,统统以数字管理方法解决。就以政府的露宿者政策为例, 香港小区组织协会去年已经去函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呼吁政府关注自二○○八年金融海啸之后,从中国大陆或澳门回流露宿者数字激增,造成问题更趋严重的事 实,并要求当局恢复此等人领取综援金(救济金)的权利,以及加快转介露宿者搬入廉租住房的安排。
但根据香港社会福利署去年三月公布的数字,露宿者数字虽然有所增加,由二○○八年二月至去年年一月,平均每月登记的露宿者人数为三五八 人,较之前十二个月的平均每月人数三三五人,增加二十三人。不过根据这个小区组织协会的统计,至去年年初为止,香港月入低于四千元港币(一万六千多元新台 币)的家庭,有十九万个,当中十二万是单身人士,半数露宿者是非领取综援低收入人士;这些统计,正可以透露不少家庭及个人正处于濒临露宿边缘的情况。
根据外国接近人性化的做法,完整的露宿者政策,还包括挽救濒临露宿边缘的家庭和个人,免于他们陷入无止境的露宿和临时居所两者之间来回的 恶性循环。就以纽约市为例,根据一个民间组织‘无家可归者政策之家’统计,纽约市目前一共有一万个无家可归的家庭暂住于市政府提供的临时居所。这个接受政 府和民间资助的团体除了服务露宿者之外,还关注一些濒临露宿的家庭和个人的处境,向他们提供相关的咨询。这正是防范胜于治疗的概念。
就算在邻近香港的广州,根据《南方日报》报道,自农历年廿八晚上开始,有为数三百人参与关怀露宿者活动,送出关怀物资和慰问信四百封。另 外根据《南方都市报》的一篇关于露宿者的特写,每一个流落街头的人,背后都有一个‘人’的故事;例如,二十七岁来自河南许昌的徐哥,因为老板跑路欠了他一 年的薪水,从湛江一路流浪到广州;一个在越秀南路露宿而坚拒进入救助站的‘眼镜大叔’告诉南都的记者:“每个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说也说不清。”
但当然,按照港府的数字管理,在巷子里面冻死的郭老伯,不是露宿者,是一个独居的老者,至于他为何选择在严寒的夜晚露宿街头,则显然不是政府的责任。(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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