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经济健康存款准备金率应无条件再提高
从银行角度说,增加信贷有益无害。既能够增加银行的利润,又能够做大分母稀释不良资产,更能够扩大市场份额。但从社会整体角度而言,银行无度的信贷冲动,则是吞噬健康经济细胞的魔鬼。
银行信贷必须受到严厉约束。按照今年年初的信贷膨胀速度,会产生恶性通胀。受制于去年年底信贷额度约束,许多银行将信贷发放延后到今年年初。去年信贷基数过大的兴奋作用还没有过去,一些储备的信贷项目,与去年年末的房贷项目正在挤占今年的信贷份额。据媒体报道,截至1月19日,银行业全部新增人民币贷款达到1.45万亿,距离去年同期水平1.62万亿,仅一步之遥;由于1月份前两周放贷过猛,4家银行已被央行点名,将在已经于1月18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基础上,实行再上调约0.5%的差别准备金率。今年1月份前两周放贷最猛的银行分别为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另据媒体披露,信贷发放已经逐日检查,而一些放贷过猛的银行已经停止放贷。
与此同时,银监会去年末出台的新规,使得银行不得不将信贷资产从表外转移到表内。如禁止银行发行理财产品购买本行的信贷资产,禁止通过银行间的合作进行信贷资产即期买断、远期回购,以逃避信贷额的监管。如此一来,银行真实信贷规模浮出水面,远远超过市场预期。
这一波过热源头在信贷,银行未能受到控制,成为刺激经济导致经济过热的主要对象。正因为有去年超过往年两年的信贷额,导致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大型项目,流向房地产行业,流向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助推人民币资产,导致目前中国出现了两大风险:一是实体经济的通胀风险;二是人民币资产泡沫的风险。这两大风险如果不严厉制约,将带来人民币升值的强大压力,以及随加息预期而来的热钱源源进入,引发更大的人民币资产泡沫。如果国际投资者在人民币升值之前做多人民币资产,同时通过金融期货反手做空人民币资产,可以预料到的结局就是,中国经济尚未完成工业化,就享受了与日本经济相同的待遇,中国经济当然会比日本经济更惨。
有人说,中国应该率先加息。但中国不同于澳大利亚与德国,中国的货币政策的部分自主权被主动让渡给美国,以发展中国的出口型经济。因此,中国如果在美国之前加息,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利率升降的问题,而是牵涉到全球资产价格转移与热钱流动的大问题。
我国的基础货币发行量受制于涌入的热钱。截至2009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23992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2009年全年外储增加4531亿美元,同期我国外贸顺差和FDI分别为1960.7亿美元和900.3亿美元,整个2009年外汇处于持续流入的进程之中。虽然我国对主要的资本项目实行管制,但是,热钱借道资本市场与直接投资的效率非常之高,可以在数周之内完成布局。所以,在中国加息并不是一项紧缩政策,而是一项扩张政策,相当于面向全球热钱遍撒英雄帖。
鉴于国家统计局对于CPI的统计从来保守为上,因此在CPI超过2.25%之前,央行无论如何也不会承认存在实际负利率,加息的道德责任与民间呼声也不会太高。那些能够融得巨资的大企业对于些许加息,才不会放在心上。
按照刘煜辉先生的说法,中国的货币扩张几乎全靠微观机制(银行加杠杆)完成,去年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增速刚刚达到两位数,全年多数月份都处于净回笼状态,但是银行却放出了接近10万亿的信贷,货币乘数反弹致使中国的M1和M2创了近十几年的天量(34%和29%)。中国货币之所以无度扩张,根本原因就是2009年央行对于各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采取了眼开眼闭、听之任之的态度。
要抑制银行的贷款能力,央行目前的杀手锏就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提高、再提高,每次提高0.5个百分点,将商业银行过剩的资金封存起来,如今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离历史高位还有一段距离。由于存贷比处于较低的水平,银行体系存差(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占存款比例1995年为6.17%,2001年上升到21.80%,2008年达到34.92%;存差占GDP比例也由1995年的5.47%上升至2008年的54.15%,说明有巨量资金过剩,存款准备金率略微的上调,不会对银行放贷能力有多大的制约。央行必须大刀阔斧继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当然,从根本上说,央行必须改变自身的货币政策,改变货币政策缺乏独立品格、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但这是一项长期工程,牵涉到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变,本届央行未必有勇气、有条件完成,为今之计,为阻止泛滥的货币,只能从大规模缩减信贷能力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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