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壮大之谜》（四）

2010-01-27 08:46 作者:谢幼田

《中共壮大之谜》(7)：苏联做出沙皇在中国不敢做的事情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加拉罕宣布放弃沙俄在中国所获一切利益。现在根据苏联解密的中央委员会档案知道，与孙中山联合确认加拉罕声明有效的越飞，早就得到斯大林主持的政治局指示，不要承认加拉罕声明，他便欺骗孙中山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或团体像中共一样，由外国人来操纵筹备成立，再由外国的专门机关发布行动命令，而这个外国一直侵略中国，还占领著几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而且这个政党的灵魂，即党纲党章，都是这个外国文化的变种，这个政党不遗馀力为外国服务。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在西方世界极为孤立，急切地需要摆脱困境。不仅仅如此，苏联继承著沙皇俄罗斯的侵略传统，继续不停地进行扩张。因为打著"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就获得了新的藉口和动力。最初扩张的对象仍然是欧洲，在德国和波兰都一败涂地后，不幸的是，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东方，试图在东方打开突破口。中国首当其冲，由此上演了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近一个世纪的空前悲剧。

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是赤裸裸地为了殖民地利益，但是苏联的侵略，却是以帮助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为口实进行的。

例如：斯大林在1918年11月，以“不要忘记东方”为题发表文章指出："共产主义的任务就是打破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成百年的沉睡，以解放的革命精神来感染这些国家的工人农民，掀起他们来和帝国主义作斗争……不这样作，就休想社会主义底最终胜利，休想对于帝国主义的完全胜利。"斯大林把东方被压迫者反抗西方列强，作为俄国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在1920年，列宁在他起草的“巴库宣言”中说："只有八亿亚洲人民坚固地和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只有非洲人民和我们携手的时候，只有全世界无数人民准备接受共产主义的时候，才能燃起世界大火，……到欧洲之路是通过亚洲（中国和印度），北京是去巴黎的大门。"注1列宁在这里也把俄国政权的成败与东方的革命紧密联系起来，把东方当做征服西方的桥梁。

在1919年和1920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加拉罕两次发表声明，宣布放弃沙皇俄国时代在中国所获取的一切利益，包括领土、中东铁路、庚子赔款等等，极为广泛地赢得了中国知识界的好感；甚至奠定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基础
的“孙文-越飞联合声明”，其第二点就是苏联重申对加拉罕声明的承诺。

加拉罕第一次声明说："凡是从前俄罗斯帝国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劳农政府把中东矿产、林业的权利，及其他由俄罗斯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所取得的特权，都返还给中国，不受何种报酬。劳农政府并抛弃庚子赔款……。"

第二次声明时，苏联的困境已经有所缓解，所以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已经有所改变和保留，但是仍然声明："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宣言，所有俄国如前政府与中国所缔约皆属无效，放弃侵略所得之中国领土与中国境内之俄国租界，并将俄皇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掠自中国者，皆无报酬的永久归还中国。"注2

可是现在根据苏联解密的中央委员会档案知道，正是与孙中山发表联合声明，并且重新确认加拉罕声明继续有效的越飞，早就已经得到斯大林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的正式指示，不要承认加拉罕的声明。

为此感到在外交上有点难办的越飞，致苏共中央加拉罕、斯大林、列宁、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信中说道："我不明白，不能从我们1919和1920年的宣言中做出直接指令指的是什么……当然，如果要耍一点‘灵活手腕'可以把这些宣言化为乌有。但是我认为，这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失败，而最终成为我们全面失败的开始，因为在外交政策中，一旦我们以最普通的帝国主义的面目出现，我们就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去世界堡垒的作用，这个损失要比在对内政策中做出重大经济让步重要得多。我是新经济政策的坚决掩护者，不过我认为把我们的外交政策引入‘商业上斤斤计较'的方向，将会成我们的全面失败。"这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二十四次会议记录的节录。注3越飞当然不可能改变苏共中央的决定，老练而狡猾的越飞只好欺骗孙中山先生，欺骗所有中国人，继续做出空口的承诺。不仅仅老沙皇在中国强占的利益没有放弃，而且苏联做出了沙皇在中国所不敢做的事情，在1922年派兵占领外蒙古，终于使得这块土地从中国分裂出去。

注释：
1、解放社编：“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北京，1950年。
2、司马璐编：“中共党史资料集粹”第264页、282页，自联出版社，香港，1978年。
3、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一卷第86页，大东图书公司，台北，中华民国86年（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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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壮大之谜》(8)：苏联共产党一手操纵筹组中共

现在公布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档案表明，筹组中国共产党是由苏共直接派人进行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辑有广州代表陈公博在中共成立大会上的报告，说明苏联通过建立通讯社在广州建立共产党组织的经过苏联的侵略企图再明显不过。比较老沙皇不同的是，苏联凭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将侵略的意图包装起来。信仰马列主义的中国知识份子，则不自觉的成为了苏联的工具，成为了苏联利益的代理人。中国在二十世纪前半个世纪的历史，基本上都是苏联的势力通过在中国的代理人，而在中国造成的震荡。而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战争中，由于继承老沙皇侵略利益的苏联，在远东的头号争夺者是日本，苏联为了继续谋求在中国的利益，时而对抗日本，时而与日本妥协，就使得中国的抗日战争格外复杂，最基本的是：苏联的利益，通过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来，成为了中国的内部问题。

由于苏联的扩张转向东方，就立即派出了重要干部到中国宣传马列主义，和组织为苏联利益服务的政党。

现在公布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档案表明，筹组中国共产党，是由苏联共产党直接派人进行的。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东方民族部就本部组织与活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12月21日）这份文件中透露："在上海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由五人组成：魏金斯基和四名中国革命者。"上海革命委员会有三个处，第一是出版处，大量印行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中国的大城市散发。当时已经有十几个苏联共产党干部负责在中国工作。其次是情报处，在中国上海成立俄华通讯社，在北京建立分社，收集各方面的情报。第三方面是组织工作："组织处在大学生中进行工作，力图把他们的活动引向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并将学生们组织起来。为把革命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由于我们在中国一些大城市里召开了一系列学生的代表会议，结果于8月17日在北京举行了北京、天津、汉口、南京这几个学生的代表会议，会议最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刚建立的青年团的代表参加了我们的革命委员会，这样我们就可能直接而积极影响学运动，并且引导他们朝著务实的对工人和士兵进行工作的方向发展。"注4

后来这个"上海处"被苏联驻北京的外交代表接管，再由第三国际派出马林，在上海直接领导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现存在荷兰的马林档案中，有马林在1922年7月，就他在中国的活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以下摘录有关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段："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之后，我奉命赴上海，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调查。……魏金斯基同志（按：曾经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在上海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陈几年来一直编辑“新青年”杂志。这个小组划分为七-八个中心，在全国的人数也不过五十-六十人。通过劳动学校‘工人俱乐部'展开工作，魏金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学校不得不暂时停办。陈同志在广东担任省里的行政工作，受委托主管教育。。1921年7月，各地方小组代表齐集上海，并决定成立共产党，即共产国际的支部，虽然建立一个宣传性的小组会更好一些。党只能秘密地进行工作，党要求陈同志放弃广州
的工作，担任政治领导。出版了一种共产主义的月刊，在上海、广州和北京重新开始了工会组织的有计划的工作。"注5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辑第20页、21页中，有广州代表陈公博在中共成立大会上的报告，说明苏联通过建立通讯社，然后在广州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的经过："去年年底，B同志来到广州，建立了俄国通讯社，对组织工会采取了措施，并在“劳动界”周刊上发表了文章。黄凌霜同志把他们引荐给广州革命界，这样一来，他们就被无政府主义者包围了。……一月，陈独秀同志来到广州，与他们同时来的还有B同志。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于是，我们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并宣布“社会主义者”日报为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的正式机关报。党员共九人，包括陈独秀、米诺尔和佩斯林在内。"注6

注释：

4、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29-30页。

5、李玉贞主编、杜魏华副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62-6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1988+1年。

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8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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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壮大之谜》连载(9)：中共建党之后经费完全仰赖苏联

中共经费从何而来？ 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总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一开始就是"党员及经费"部份。苏联给的钱，占中共全部经费来源的绝大多数。现在解密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档案中，给中共钱的记载很多（续前）经过了苏联共产党人在中国几个大城市的活动，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了好几个，在此基础上，再由马林主导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一书中马林的传记部份说，马林在中共的成立大会上，做了几个小时的报告。这与另外一位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公博的回忆一致。陈公博回忆道："因为张国焘去过短期俄国的关系，故推他做大会主席，国焘那时不免趾高气扬，然而国焘在那时是没有主见的，一切都惟俄国代表马林和吴廷斯基的马首是瞻。……可是到了第二晚开会，国焘提出取消昨夜的决议，我质问为什么大会通过的议案可以取消？他说是俄国代表的意思。"注7

成立大会在上海市一共举行了一天，马林的报告就占去两个半小时，而且他可以取消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可见其主导地位。

作为中共第一次大会代表的周佛海在回忆录中也指出，中共的成立是俄国人直接命令的：他去拜访陈独秀时，俄国代表也在座，这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魏金斯基，他"希望我们组织中国共产党"。

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包惠僧在1957年在北京的“新观察”杂志上，以栖梧老人为笔名回忆道："魏金斯基最初化名吴廷康，中等身材，态度沉默，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他由鲍立维的介绍，会见了李大钊同志，还会见了一些与五四运动有关的其他同志。经过李大钊同志的介绍，他又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魏金斯基和他们会谈过好几次……，于是他们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草案，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于上海，推陈独秀为总记。"后来中共的宣传机器，特别是夺取了政权以后，起码亿万次歌颂中共如何光荣成立，其实翻开史实一看，不过是在外国人导演下的一幕为俄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戏剧。

中共的经费从何而来？主要从俄国。

在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总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一开始就是"党员及经费"部份："去年（1921）开常会时，只有党员五十馀人，现在党员人数计上海五十人，长沙三十人，广东三十二人，湖北二十人，北京二十人，山东九人，郑州八人，四川三人，留俄八人，留日本四人，留法国二人，留德国八人，留美国一人，共计一百五十九人；内有女子四人，工人二十一人。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入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苏联给的钱，占中共全部经费来源的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完全依赖苏联供给经费无疑。

现在再举出另外的例子。其一、现在解密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档案中，给中共钱的地方很多："第五十四号文件．1923年中国共产党费用预算（1922年12月，莫斯科，绝密）。项目：支持“向导”周报，每月费用，二百金卢布；……中央委员会两名委员旅差费，一百金卢布；总计每月一千金卢布，总计每年一万二千金卢布。"再如"第七十九号文件．维杰里致魏金斯基的信（1923年7月26日，上海）……5月我通过北京收到三千五百美元和二百七十八英镑，其中二百七十八英镑是用于红色工会国际工作的；抚恤罢gong受难的中国工人--一千美元；给中国共产党4--6月的预算--一千五百美元；召开代表大会--一千美元。所有的钱都已转拨到位并按规定予以使用。据我收到陈独秀同志信知，7-9月预算款，现在十分需要。"注7那时候，中共党员人数很少，平均的费用是很高的。

其二、在北京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所记载的数字也可以证明：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第五章是“经费”，"第二十六条：本党的经费的收入如左各项：（一）党费党员月薪在五十元以内者，月缴党费一元；在五十元以外者，月缴党费按月薪十分之一计算；无月薪者及月薪不满二十元之工人，每月缴费二角；失业工人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二）党内派捐。（三）党外协助。"注8这好像是独立自给的政党，其实不然。这时候，中共有党员一百三十人，若以全部党员都是上等的五十元计算，每个月能够上缴党费总数也不过二百元。

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记载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陈独秀在会上做的报告，关于党的经费问题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按：讲话的时候是上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有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没有共产国际给钱，中共不仅仅不可能活动，连代表大会也开不成。中共是由苏联派人操纵成立，再花费大量金钱养育，不用再举例。

其三、据中共创党人之一的周佛海回忆："当时共产党经费，是卢布所换的钞票。当时陈独秀被推为委员长，尚在广东，由周佛海以副委员长代行职权。马林每月给生活费八十元，尚略有活动费。九月中旬，陈独秀返沪，与马林大闹意见，不与见面，因马林谓：一年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款二十馀万，而成绩如此，责中国同志太不努力，而独秀则谓：中国所用不多，一半被第三国际代表任意挥霍享受用去。在佛海代委员长不足两月期间，确经手用去一万二千元，而张国焘所组织之"劳动组合书记部"经费，直接经领，尚不在内。"注9对照北京中共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的原始文件资料，证明周佛海说的基本属实。

没有苏联的经费支持，这个党完全不可能活动和生存。前面引用的马林的报告中说，魏金斯基一离开，共产主义小组没有经费，就垮台了。

注释：

7、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第145页。

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8页。

9、陈公博、周佛海著：“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第33-34页，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台北，1988年。